天启四年（1624），这是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年份，大风起兮，四海不宁。对于大明朝廷的三大政治势力——皇帝、阉党和东林党来说，这一年的开始，不是什么好兆头。

年初一，长兴县的民众起事，烧县署，杀县官，四海为之震动。

二月，日赤无光，天气异常，华北一带地震，连皇帝住的乾清宫也摇摇晃晃。天启受了惊吓，竟害起病来。

三月，杭州兵变。五月，福州又兵变。

魏忠贤方面，上一年渗透外廷大获成功，一口气连扫东林多员大将。蚁附于他的一帮干儿干孙们见老大实力可观，都想借这尊神荡平东林，于是纷纷吓唬他：“东林将害翁！”

魏忠贤做贼心虚，知道东林党已视自己为死敌，深恐遭到反弹。细数朝中，仍有叶向高、韩主持内阁，邹元标、赵南星、高攀龙把持部院，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当道言路，哪个不是对他虎视眈眈？

东林党这面，眼睁睁看着魏忠贤羽翼已成，权势远胜过正德时期的刘瑾，内又有客氏相助，依恃上宠，力可拔山，怎能不忧心忡忡？眼看再退让的话，就是全线崩溃；但是想要反击的话，强弱早已易势，胜负很难料。

不管对哪一方来说，成败兴衰，必有一战。

双方蓄势已久，到天启四年（1624）中，终于一触即发！

事起吏科的一次人事调动。

二月，吏科都给事中程注年，任期已满，要升至另一职位。吏科的这个官职很重要，是人事部门监察组的总头儿，明朝时俗称“科长”。品级不高，权力极大，在官吏任免上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程科长一走，空缺应按照职务次序，由给事中刘宏化接替。如果刘能够正常接替，则一天阴霾化为乌有，两派恶斗不至于这么早就爆发。不巧的是，刘宏化此时正遇到父丧，在外地出差路上，直接就回家守孝去了（丁忧）。此后，须离职三年，他做不成这科长了。

左佥都御史左光斗，马上把这消息通知了同乡好友阮大铖（chéng）。阮此时也不在京，正在老家探亲，按接替次序，是应由他来顶上。

阮大铖字圆海，怀宁（今安徽省怀宁县）人，万历年间的进士，属东林一系，和左光斗、魏大中的关系都甚好，但为人浮躁，官瘾比较大，名声不是太好。在家乡一接到消息，未等假满，就风尘仆仆赶回京城。

但阴差阳错，事情有了变化。吏部尚书赵南星、刑部右侍郎高攀龙、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三个人都对这个人选持有异议。因为本年稍后将有一次例行的京察，在京察中，吏科都给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而阮大铖此人，显然不是合适人选。

官员调动，还是赵南星说了算。于是他另选了性格刚直的工科给事中周士朴，来担任这个关键职务；而准备让阮大铖平调至工科，顶替周士朴调走后的空缺。

但是天启没有批准这个推荐人选。后来有史家认为，这是因为阮大铖没有升成官，愤而投靠魏忠贤，从中作了梗。

事实上，阮大铖此时与魏忠贤，还没有什么瓜葛（想投靠也不会这么快就见效）。

周士朴的受阻，另有原因。在天启三年（1623），周曾多次上疏，攻击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侵权，以内侍身份干预地方行政。当年六月，还曾发生过千余名宦官喧闹工部大堂，为索取冬衣而侮辱工部尚书钟羽正的事件。那一次，正是周士朴上疏斥责宦官跋扈，为钟羽正鸣不平。

这两件事，足以惹恼魏忠贤。在魏的鼓动之下，天启把吏部意见留中，不予答复。

吏部见皇上迟迟没有发话，知道周士朴不合上意，没办法，只好又推荐阮大铖。

这次批复得很快，但阮大铖得不偿失，因为这么一折腾，全天下都知道他阮大铖实际上是不够格的。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认定：从这次蹊跷的任命过程来看，这家伙一定是投靠了阉党。

阮大铖因得官而名誉扫地，当然不能自安——以东林分子而投靠阉党，这比小人还卑鄙！当朝官员就是再坏，也多少要点儿脸，假如名声太臭，一般是干不下去的。像前面提到的沈潅，贵为阁老，最初与魏忠贤交结时，也不敢公开化，只能偷偷摸摸进行。至于阉党的公开化，那还是在后来势力独大之后。

众口铄金的压力太大了！任职还不到一个月，阮大铖终于顶不住，请假回乡了，这个位置又空了起来。

赵南星考虑到下次京察，将是与阉党的一场恶战，吏科的领军人物应该是一个硬骨头，于是又推出礼科左给事中魏大中，来顶这个空缺。

魏大中，字孔时，号廓园，嘉善（今浙江省嘉善县）人。年轻时，他曾受业于高攀龙，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的进士。他出身贫寒，生活简朴，一贯注重名节。中了进士之后，还经常徒步去拜访客人。在“行人司”（掌传旨、册封、抚谕等）任职时，奉旨出使藩国或到各地慰问，都不惊扰地方。他在京中任职，却不带眷属，家中只有两个老仆伺候。人一上班，家门就紧锁。想对他行贿的人，都畏惧他的清正，谁也不敢上门。

天启二年（1622），他曾经两次与周朝瑞上疏弹劾沈潅，内容涉及客、魏，阉党对他相当记恨。

吏部尚书赵南星很欣赏他的为人，常与之议事。魏大中也经常趁机向赵推荐正直人士，因而他在东林党内威望很高。由于他写的奏疏逻辑严密，条理清晰，就连三党人物也不得不表示佩服。

阮大铖在家乡，听说是魏大中来接了他的职位，更加窝火，疑心是高攀龙、左光斗、魏大中几个人在联手搞鬼。他痛定思痛，决定与东林诸人反目，从此投降阉党，出这一口恶气！

但是倒戈也得有门路才行，阮大铖找到了好友、刑科给事中傅（kuí）。傅前不久因意见不合与东林交恶，投靠了阉党，还和魏忠贤的外甥傅应星认了同宗，称兄道弟。

这条路，果然一走就通。

当然，后来也有人认为，阮大铖与东林反目不假，但并未实质性地投靠阉党。他日后被崇祯列入逆案，是东林烈士子弟恨其无行，强行将他扯入的。这可以聊备一说，但是，阮大铖在这个微妙时刻的所为，确实是极不利于东林党的。

也许是受阮大铖的情绪感染，傅决定向魏大中这个东林老顽固下狠手了。

恰在此时，东林党的内讧又加快引燃了导火索。东林党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只是一批观点接近的官员声气相通，而不是铁板一块。在他们内部，因地缘关系，形成了一些小派别，彼此有亲疏上的不同。

魏大中曾经有一次上疏，驳斥过浙江巡抚刘一焜。刘是江西人，结果这一来，得罪了所有江西籍的东林党人。他们不顾大局，群起而维护老乡的利益，对魏大中颇有烦言。

江西籍官员章允儒，与傅是同事，听说傅要上本参魏大中，就极力怂恿傅赶快参。

有人给壮胆，傅信心大增，于四月二十一日上疏弹劾魏大中。为了让魏忠贤高兴，他还把左光斗也扯了进去。

这个疏本，指责左、魏二人貌丑心险，表里不一，道德有亏。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勾结中书舍人汪文言，干乱朝政。

这个汪文言，是个很活跃的人物，官职不高，能量却很大。

傅说他本名为汪守泰，原为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今安徽省歙县）一名库吏，因监守自盗被判遣戍，后来脱逃来到京师，改了名字，投奔在王安门下。傅还揭发说，左光斗明知汪文言的丑史，却为之隐瞒，引为心腹。魏大中更是拿钱供着他，让他招摇过市，招权纳贿。现在，左、魏二人口口声声要搞倒“权珰”，不过是以攻权珰为名，结党营私。说他们二人把持选拔官吏的大权，能升官的人全是出自旁门左道，正人君子备受压迫。长此以往的话，必将祸国乱政。

奏疏上提到的这个汪文言，立即被推到了舆论前台。

汪文言的履历，是否真如傅所说，不可考。可以弄清楚的是，汪文言本是一布衣，当过“门子”（官衙勤务差役，而非守门人）。因为门子是个贱役，没有前途，所以汪文言隐瞒了自己的历史，来到东林党官员于玉立的门下，当了书吏，于玉立被贬官后，隐居家乡，不知京中情况，就派汪文言进京了解动向，还为汪文言捐了个监生，以利于活动。

汪文言慷慨仗义，机灵能干，活动能力极强，加上又有于玉立的举荐，所以很快就和东林高层过从甚密。

他还结识了时任东宫伴读的王安，王安对他的才学很钦佩。他在王安面前，经常大言炎炎，品评人物，引得王安更是刮目相看。

那时正是万历末期，东林党倒运的时候，正人君子被邪党驱逐一空。

汪文言偏就看好东林党，使出了一套纵横术，在齐、楚、浙三党之间“用间”，也就是散布谣言，施离间计。弄得三党人士疑神疑鬼，彼此猜忌，在内讧中丧失了战斗力。

移宫案前后，汪文言奔走于王安与廷臣之间，起到了联络人的作用，为护驾也是间接立过功的。东林党人对他很赞赏，不少人将他引为知己。

而三党回过味儿来之后，当然对汪文言恨之入骨。堂堂朝士，竟被一个小角色玩了个团团转！大家就都憋着劲要整死他。

天启元年（1621）九月，王安被害。汪文言骤失政治屏障，立刻就有顺天府丞邵辅忠，出面来弹劾他，导致他丢了监生身份。汪文言见势不好，赶紧开溜，哪知一出北京城，又被御史梁梦环弹劾，被逮下狱。好在那时东林党势大，他在监狱中，并没吃多大苦头。

折腾了一回，最终还是无罪释放。汪文言锐气不减，玩得更欢了，跟公卿大佬们频频交游，一时门庭若市。

这颗政治新星，甚至还引起了首辅叶向高的瞩目，在请示了天启后，让汪文言当了内阁的中书舍人（内阁秘书，从七品）。韩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更是与他交情甚厚。

傅这次决定向东林党发难，所选的两个目标都是硬派人物，因此能不能奏效，他心里不太有底。在他的弹劾疏中，把这个小小的汪文言拿来做突破口，是想打击对方的软肋——柿子要先拣软的捏，老官僚一般都深谙此道。

汪文言也确实活该在这一轮冲突中最先落马，因为成为“突破口”的一切因素，他都具备：官职低（帮他的人就少）、经历复杂（容易挑出毛病）、知名度高（打击他能收到震撼效果）、与东林党关系密切（恰好借此株连）。

拎出这个人来，是傅经过精心考虑而做的选择。

据说，这背后是阮大铖出的主意，因为他与汪文言同是安徽人，最知汪的底细。另外也有史家认为，是魏忠贤及他的核心团队盯上了汪文言，早就想借他牵出东林的一大批人来，这次打击，就是由魏忠贤亲自授意。

这两种说法，在事实上都有可能。

但是这个精心策划的奏疏，起初在天启那里一点儿作用也没有。他根本看不出里面有什么名堂，也懒得动脑筋去想为何有这样一个无关痛痒的东西上来。平日里，廷臣们互相攻击的折子，他看得多了，不愿再做裁判了，就把傅的奏疏交给司礼监去处理——爱怎么弄就怎么弄吧。

魏忠贤见到这份奏疏，大喜。他和外廷的爪牙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人讨论了很久，才定下处理意见。几个人看过这个折子，认为并没有抓住左光斗、魏大中的要害，连“貌丑”也成了罪名，显然是强词夺理。如果就这样下诏，去处置左、魏，人心肯定会不服，容易生变。但汪文言不同，汪的问题太多了，最易攻倒。拿下了汪文言，再让汪自己咬出左、魏，然后治左、魏的罪，东林方面就不好说话了。

首战务求必胜，魏忠贤对这次出击非常谨慎。

于是，核心团队拟了一道中旨，以天启名义发下，将汪文言逮入锦衣卫诏狱鞫问，左光斗、魏大中则不予问罪。

但是左、魏无缘无故吃了这一记闷棍，当然不服。第二天，两人就分别上疏自辩，并大揭傅之短。他们要让天启明白，傅这么做究竟是何居心。

左光斗说，傅的目的，就是要掀翻刚推举上来的吏部、吏科的几个“正人”。魏大中则怒斥傅为“小人之尤”。

东林方面，已经意识到汪文言问题的严重性——这个口子，绝不能被撕开。一向稳重、温和的叶向高，采取了相当决然的态度，向天启提出辞呈，说：授予汪文言中书舍人的官职，是我一人的主张，倘若有罪，尽可罪臣一人，而稍宽其他人，以释宫府之嫌。

他提出辞职，当然不是真心，而是以退为进，提醒“宫府之间”也就是内廷体系和行政体系之间，已出现了嫌隙，请皇帝注意。

首辅的这个姿态，异乎寻常，天启这一回是看懂了。汪文言案涉及的几个人，不仅是朝中一派的重要人物，也是国家栋梁，犯不着为一个小吏和大臣们闹翻脸。于是，天启立即下诏挽留，完成了一个必要的过场，让叶向高不要三心二意。而对左光斗、魏大中自辩的批复，也是温言相劝，说他们心迹自明，还是安心从政为好。

皇帝的态度很明确：没你们什么事。

可是这一来，就苦了汪文言。他一个人在狱中，东林方面的人，现在谁也不好出面来营救，这情形就尴尬了。

叶向高稍微做了一点儿努力，上疏请求把汪文言移交给刑部审讯，想把他弄到自己控制的范围里来，免得出麻烦。但奏疏上去以后，没有下文。

左、魏二人一向珍惜名誉，当此之际，自然要矢口否认与汪文言有什么瓜葛。左光斗的自辩，说得很清楚：“臣官阶已高，不必借人延展美誉，何事要引汪文言为腹心？”把关系撇得一干二净。

但是，把汪文言扔在那儿不管，对东林党来说，也实在太危险。东林人士里有一位御史黄尊素，素有远虑，感觉情况不妙，便找到锦衣卫北镇抚司指挥使刘侨，关照他说：“汪文言不足惜，不可借此案而移祸诸人。”

这是关键的底线：汪文言的死活都无所谓，但不可以在供词上牵连到廷臣——小人物玩政治，一般都难逃可悲的替罪羊下场。

刘侨与东林人士历来关系不错，当然愿意遵命。在他的操控下，汪文言的供词果然没有牵涉一人。明朝的司法这个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橡皮泥，怎么捏怎么是。

当魏忠贤拿到供状一看，愣住了：居然连汪本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天启本来就对这案子不感兴趣，至于汪文言供词说了些什么，就更无所谓了。

这可把魏忠贤气得要吐血。精心策划的一场攻势，到了关键一环，竟然被人给轻松化解掉了！

老魏一时无计可施，只能鼓动天启下诏，把汪文言狠揍一百棍，出一口恶气再说。

没过几天，他又鼓动天启免了刘侨的职，让自己的走狗许显纯来接替——今后，可不能再有这样的疏漏了。

这次的汪案，旋起旋落，前后还不到十天时间，天启可能根本就没记住这个芝麻小官的名字。魏忠贤没能得手，好像也就算了，仅仅调整了锦衣卫的人事。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东林党人却嗅到了不祥的气息。事情虽然了结，但“正人”之势日渐危险。

——他们担心得有道理。后来的事证明，这是老天最后一次照顾汪文言了。再起大狱时，岂止是他，更大的人物也难逃厄运！

魏忠贤现已成刘瑾第二，对东林党的彻底围剿旦夕即至。名列东林的官员们，现下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倒戈，但一般人绝不肯为。倒戈比中间人士的投靠还要可耻，没有人能背得起这样沉重的恶名。二是退隐，若不在朝中，受打击的可能性要大大减低。人在官场受到攻击，往往是因为你挡了人家的道。你若退休，让开这道，则人家的仇恨程度会大大降低。大不了削籍，撤销你官吏身份，但是性命可保。三是不作为，示敌以弱，换得安宁。但两派成见已深，树虽欲静，风不可止，最终可能还是个死。

东林党人既然自诩为君子，上面的三条路，就绝不能走。所以，他们从总体上看根本没有退让的意思。在他们的观念中，斧钺加颈，大不了一个碗大的疤。

这是一批信仰真孔孟的人，所为乃“舍生而取义者也”，宁愿好死，也不赖活着。

天启四年（1624）初的形势，实在让他们睡不着觉——魏忠贤操纵皇权的技巧越来越高，三党残余几乎全部投奔阉党，阉党之盛，很难看到它覆亡的可能。东林党的势力，只剩下几个孤零零的山头——吏部、都察院。可是这几个权力部门，怎能抗得过泰山压顶的皇权？

压力之大，令人窒息。因为皇权制度是刚性的，没有减压阀，所以天启四年的朝局就成了个压力超负荷的大锅炉。

五月，一个偶然的契机，明朝的政治锅炉轰然引爆了！

五月下旬，因为一件小事，天启对魏忠贤发了怒，令他出宫，在私宅中闭门思过。是因为什么事，不可考。总之，魏大珰也遇到了“伴君如伴虎”的问题。

机不可失啊！

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杨涟，决定出手了。

杨涟是个一触即发的刚烈汉子，起复回京以后，他已经几次险些忍不住了，忍到现在，不能再忍。他环视朝中，东林干将，走的走，未走的也因被弹劾而不好开口，内阁里说话还算有些分量的叶阁老，则对魏忠贤持怀柔态度，根本指望不上。

那么，我不下地狱，谁还能下？

他要给魏忠贤来一个猛击！博浪一椎，易水一别，志士千古立德，就在此一举。

他和左光斗、魏大中等一干人，商量了一番，左、魏都没有什么异议。杨涟确实是一位重量级的狙击手，他的优势有二：一是名望高，阉党反击起来比较难；二是皇帝对他非常信任，故有可能一击而中。

但是东林党中，也有人决不赞同杨大人去冒这个险。

御史李应升，头一个就不同意。他的看法是，杨涟身为东林重镇，是旗帜式的人物，不宜轻动，倘若一击不中，那就连个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东林势必土崩瓦解。还不如由他李应升来打头炮，万一失败，不过是牺牲一人，还不至于牵动全局。

老谋深算的黄尊素也不赞同，并且已预见到杨涟此举的严重后果。他对魏大中说：“若清君侧，必有内援，请问杨公可有？若此疏已发，则我辈死无葬身之地矣！”

以前嫌叶向高太过温情的缪昌期，也不赞成这个极端行为。他对左光斗说：“攻击内珰，成败只差呼吸之间。若一击不中，则国家随之败坏。今宫内无援手之内侍，外廷无主持之大臣，万难成功！”

没有内援，就无法离间天启与魏忠贤的关系，这确是此次行动的致命之处。李应升、黄尊素两人，显然是深谙宫廷争斗的老手，分析得不错。以前刘瑾倒台，是因为内廷发生了内讧，外廷借势而上，才办得到。真正能扳倒权阉的力量，须是他的同类。外廷的舆论，只不过是一个催化剂。

因此，杨涟此举的效果，不能不令人担忧。

听了几个人的话，左、魏二人的心情，不由也由晴转阴。

但是杨涟已欲罢不能。在东林的内部，也有温和派与激进派之分，如叶向高、黄尊素、邹元标等人，都是温和一路。但是，正因为他们温和，在激烈的党争中，话语权就不够强硬，甚至有人据此论证：叶向高根本就不能算东林一系。

杨涟则是个典型的激进派，他的好友曾把他比喻为“虎”。对魏忠贤这样的政治恶人，他早就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堂堂的国家精英，与这样无卵的小人周旋，就已是奇耻大辱了，更何况还要日日在他的威势下求生存！

天启二年（1622）回京后，杨涟就想面奏天启，请赐尚方剑诛杀魏忠贤。这在古代，叫作“请剑”，也就是豁出命来直谏，有他无我，与奸人赌一回命。但那次请剑，被亲友们苦苦劝住。

此次他也知道并不是最佳机会，但恶人可以作威作福，好人却要日日忍耐下去，天理又何在？自古的道理，都是说邪不压正，为何临到我辈，就要看恶人的脸色而苟活？

他不是不知道这是孤注一掷，他也不可能不知道后果难测，但是——

他说：“此时不言，迨至逆谋已成，请剑何及？无使天下后世笑举朝无一有男子气！”

这就是杨涟，这就是万古的忠义！

今之学者有人认为，正是由于杨涟的冒进，才触动了魏忠贤的杀机，进而酿成惨祸。这观点当然可以商榷。另外，现在也有人总爱说，东林党天真、轻率，近乎白痴。这就太过偏颇了，不知为何要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东林党人？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难道就是迂执？

奸恶当道，有人甘愿将头颅一掷，说一声：我不服！这难道不是汉子？

正因为没胆抗争的人太多，正因为附逆谄媚的人太多，天启时期，才有豺狼狂奔于人间，歹徒奸贼阻挡于道。

如果众生全无血性，苟活就是真谛，则晚明政治的暗无天日，将不知何日方尽？

指责杨涟，也是要讲一点资格的！

天启四年（1624）六月初一，杨涟终于想好了，开始发动，把写好的奏疏由会极门递进宫内。文书房的宦官展卷一看，目瞪口呆。这道奏疏，共罗列了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其措辞之严厉、上疏人官职之高，都是前所未有。

高压之下，百鸟静音，此疏一出，则惊天撼地！

这是东林党人对魏忠贤发起的一次总攻。以今人眼光来看，所列罪状，无非是乱朝纲。其实，东林党的最高理想，就是忠君。这个忠君，并非愚忠，不是皇帝说啥就是啥，而是要维护皇权制度的正常化。

魏忠贤所为，确有伤天害理的事，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破坏了秩序。中国古代的皇权制度，从总体上说是专制的，但其细部运作规则，到明代已有相当开明与合理的程序。内阁首辅如果专权，尚且会引起激烈反弹，魏忠贤以太监身份专权，当然要为正直的廷臣所不容。

张居正专权，是为了“事功”，为了提高效率。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为了做好事、做实事。因此他能用正面理由压制住反弹。而魏忠贤的专权，则看不出正当性来，所以没有可以堵住人嘴的理由。(www.daowen.com)

这一次东林党的反击，抓住的是他违反制度。这问题说得对不对，要由皇帝来裁判。

杨涟写好奏折后，本想趁早朝时，直接递给天启，以快打慢，让阉党措手不及，无从应对。这些罪状，一条两条打动不了皇上；二十四条，总能让皇上有所触动吧？只要天启下令，对其中任何一两个问题进行调查，事情就有胜算。

但是不巧，第二天皇上传旨免朝。

杨涟立刻陷入了两难状态。他写这疏，在东林内部已有一些人知道，他怕耽搁下来，会被东厂侦知，或有不测。于是杨涟决定，将奏疏按常规投入会极门，这里是京官上疏和接批复的地方。

可是，这就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魏忠贤专权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套文件收发程序，递进会极门的文件，很快就会到达魏忠贤和他的团队手里，皇帝是不会首先看到的。

这奏疏一进，魏忠贤马上就可以布置反扑，主动权立刻易位。

杨涟应该完全知道这个后果，但只能豁出去了！他估计魏忠贤还不敢把这折子压住，不让天启知道，只要奏疏在走程序，事情就还有可为。

为使事情更有把握，杨涟明知叶向高不同意他写这份奏疏，也还是不得不去见叶向高，争取他的支持。

杨涟对叶说：“当今魏忠贤专权，国势衰落，叶公您为首辅大臣，应向皇上奏请，将魏忠贤杀皇子、嫔妃之事，按大逆处分，以清君侧。若现在不图，贻祸将大，国家置相又有何用？”

但是这个激将法，并没有生效。叶向高不愿意听这种话，只是说：“我老迈，不惜以身报国。但倘若皇上不听，公等将置于何地呢？”

那个门生缪昌期，也跑来劝叶向高，不如趁热打铁也参上一本，一举扳倒魏忠贤。叶向高不愿意，只说是留着自己，万一形势逆转，还有人出面周旋，不致全军尽没。

实际是，叶阁老还看不出魏忠贤有那么坏。

与叶向高的态度相反，杨涟的奏疏一上，内容马上传出，满朝士人欢欣雀跃。

国子监的官员与千余学生，闻之拍手称快。转瞬之间，因众人争相传抄杨涟奏疏，京师竟一时洛阳纸贵！

南京方面也是满城哄传，“二十四大罪”家抄户诵。史载，民间的忠义之气，鼓畅一时。

这就是民意！

尽管民意往往要输给强权，但在关键时刻，它就是扭转乾坤的最大助动力。

民意之不可欺，道理就在这里。

有人高兴就有人哭，让我们来看看另一方的情况。

杨涟的奏疏，句句指实，任何一条追究起来，都能要魏大珰的脑袋。奏疏当然很快摆到了魏的面前，他让核心成员念给他听。

待身边太监战战兢兢念完，魏忠贤吓得面如土色，两手发抖，把奏疏抢过来，狠狠摔在地上，竟号啕大哭起来。

老贼终于知道了：匹夫发怒，也是不好惹的！

亲近的几个人赶紧安慰道：“公公休怕，今谋逐走杨涟，便可无忧！”

唉！魏公公怎能无忧？杨涟奏疏，打的正是他的软肋。今春以来，天灾人祸，同时也是他魏忠贤大不顺的时候。他有一次策马在宫中飞驰，路过一座便殿，惊了圣驾。天启很恼火，张弓搭箭，一下就把他的坐骑射死。前不久，又因小事恼他，将他放归私宅思过。皇上的脸，说变就变，连个逻辑都没有，这都不是好兆头。

杨涟偏就选在君威难测之时，放出这一箭。

事情捂不住了，该如何周旋？内廷有他们几个核心成员在，可以设法忽悠皇上。而外廷完全没人帮着说话，也不行啊！

魏忠贤首先想到的是去求首辅叶向高，叶阁老终归与那些不要命的家伙有所不同。但是转念一想，不妥！叶向高固然不是东林激进派，但是以其三朝元老、当朝首辅的身份，清誉最为重要。此次没跟着杨涟发难，已属难得，若想让他出头为自己说几句好话，怕是没门儿。

于是，他想到去求次辅韩

之所以去求韩帮忙，老魏有他自己的考虑。首先，韩虽然也是个直性子，但毕竟不是东林党人。在红丸案中，人人都怀疑，是当时的首辅方从哲指使人害死了泰昌帝，唯有韩与杨涟坚持有一说一，为方从哲做了解脱。韩和东林党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这就好说话些。

其二就是，叶向高迟早要去位，腾出来的位置，必属韩无疑。一个新任首辅，一般都希望在内廷有个合适的搭档，此时去求韩，晓之以利害，也许韩大人能出手相助。

小人度君子，除了拿利益标准来衡量，就不知世间还有所谓正义在。魏忠贤万想不到，在韩那儿碰了个灰头土脸！

当日，魏忠贤放低了身段，来到韩府，带着笑求道：“韩公，非你不能止住众口，请公多留意。”

韩一口回绝：“非也，吾不能！祸由公公自身起，还请自便。”

阉竖居然能求到自己府上来，韩觉得是受了奇耻大辱，没给他什么好脸色。

魏忠贤几乎当场被气晕。罢，罢！现在不是跟你老韩斗气的时候，他扭身就走。

可是，事急矣。火已燎到了眉毛上，又如何是好？

该死的杨涟振臂一呼，数日内，已有六部、都察院、科道大小官员群起响应。大到尚书，小到给事中，联名写本，交章弹劾。文书房的桌子上，满桌都是，先后竟有一百余疏！

其时，群情激愤，切齿怒骂，各疏无不言语激切。

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卧病在床多年，闻杨涟有疏，扼腕慨言：“国家安危，诚在此举。吾大臣不言，谁为言之！”第二日，就奋然到署，联络南京各部院九卿（各部院一把手），联名上奏，痛陈其罪。

朝野上下，同仇敌忾。

神州正气，已成烈火燎原之势。

在阉党一派中，也有挺不住的了，哀叹大势已去，竟有立即倒戈者，参奏起主子来了。其中，首推锦衣卫佥事陈居恭，他本是在杨涟奏疏中提到的阉党一员。杨涟说他是为魏忠贤鼓舌摇唇者也。结果，陈居恭在惊恐之中，惧于众议，也上疏参了魏忠贤一本。

天欲堕啊，奈何，奈何？

这边杨涟听说奏疏已落入魏忠贤之手，愈加激愤，于是预备起草第二封奏疏。等天启上朝，直接面奏，要求当面对质，看你更有何计？

当时东厂的耳目无孔不入。杨涟有了这个想法，并未很好地保密，外廷立刻哄传开，被东厂迅速侦知。

千钧一发，不容喘息！

魏忠贤及其亲信团队得报，立刻进入了紧急状态，谋划对策。他们在整个专权时期，险些翻船的时候就只这一次。几个人费尽心机，终于想出了一套办法。

首先，设法将皇上与大臣们暂时隔绝开来。

在杨涟上疏后，一连三天，魏忠贤想尽了法子忽悠天启，不让他视朝。

到第四天，皇帝不能不出来了。

一大早，众大臣列班站好，引颈等待皇帝出来。负责礼仪的鸿胪卿展自重，请示杨涟道：“面奏当于何时？以便唱引。”这个司仪官，想要安排一下程序。

他的话音刚落，呼啦啦从里边拥出一群人来。众臣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一百多名武阉，衣内裹甲，手执金瓜钢斧，拥帝而立，虎视眈眈注视着杨涟！

接着有值班太监传谕，令杨涟所站的左班御史诸臣，不得擅自出班奏事。

甲光耀眼，刀斧林立。看样子谁要是敢乱说乱动，立刻就得毙命刀下。

见到这个阵势，就连铁汉子杨涟也不禁目慑气夺，对众人说：“姑且徐之。”还是改天再说吧。

明代文秉所撰《先拨志始》说，由此，阉党知道外廷不足畏，遂敢肆虐无度。

可惜，铮铮铁骨的杨公，也中了魏忠贤的招，痛失良机。我倒不相信杨大人会被刀斧所吓倒，估计他是考虑：如此严峻的阵势，其他人必不敢放言附和，他面奏的声势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才决定徐图之。

但，机会只有这一次。

民气可用之时不拼死一搏，日久心散，正人君子就将为俎上鱼肉了！

阉党团队研究出的第二个办法是：一定要蒙蔽住皇上，让皇上发话压住对方。

就在阉党争取到的这三天时间里，为了忽悠天启，魏忠贤特地带着团队成员去求见。客氏知道事态严重，也跟着来了，站在一旁压阵。

一见到天启，魏忠贤马上跪下号啕大哭，好像在外边受了欺负的孩子。他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外边有人百方要害奴婢，且毁谤万岁爷！”接着就叩头不止，请天启允他辞去东厂提督之职。

天启不知缘由，感到莫名其妙：“前几天，有个姓沈的科道官，参你滥用立枷的事，你是怎么说的？”

天启还以为是魏大叔管东厂没经验，管出了麻烦。

魏忠贤支吾其词，憋了半天，才把杨涟参奏他的事说了出来。

“哦？”杨大胡子怎么会来这一手？天启很感兴趣，叫掌印太监王体乾，把杨涟奏疏念给他听。

注意，这是非常吊诡的一个细节——

天启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自己看奏疏？

有史家认为，这是因为天启基本是个文盲，或者识字不多。但实际上，他在年幼时是上过学的，登极之后更是接受过豪华阵容的教育。有这三年半的高端熏陶，说他不大识字，是不客观的。

不亲自看文件，只不过是个习惯。让人家念，他听，听完了发谕旨。

几年来，天启一直就是这么问政的，阉党团队钻的就是这个空子。

王体乾煞有介事，捧起杨涟的奏疏，就大声朗读。这是考验心理素质的关键时刻，阉党全体的身家性命，都系于他一身——这家伙面不改色，把要害问题全部略过，只念了其中的枝节部分。

天启的思维，有一点儿不同于常人，但绝不是弱智，他听了一遍，觉得不对呀！这杨大胡子的奏疏，怎么净扣大帽子？

实质问题基本没有，空言讨伐，且言过其实。

天启听了个蒙头蒙脑，直眨眼睛。

客氏见事情有门儿，赶紧在一旁替魏忠贤辩冤。王体乾、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也轮番帮腔。

这一通“挺魏大合唱”，把天启给唱晕了。

平心而论，在这个问题上，天启在他所能得到的信息的前提下，还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处理得并不莽撞。

首先，他看魏忠贤这个委屈样子，觉得可怜。一个太监，天天在一起玩的，能有什么大错儿？不过是太受信任，引起了外廷的嫉妒。这样的奴才，能陪着开心，办事利落，又没什么大的野心，怎能让他离开？至于杨涟，古古怪怪的，最近好像有些犯糊涂，多少要敲打一下了，即便护驾有功，也不能随便打击人啊！

于是，很快就有上谕传出，好言好语对魏予以挽留。

听这口气，好像是家长劝诫子弟应该如何做人似的。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杨涟上疏在前，至今还在留中；魏忠贤辞职在后，批复却先下来了。这个程序是颠倒的，不合规矩。

首辅叶向高在此时，采取了一点儿主动，他以此为理由上了一份揭帖，也就是不公开的小报告，请天启赶紧把杨涟奏疏发至内阁，由阁员讨论后，票拟处理意见。

他做的这个姿态非常有策略，对魏将如何处置，并没有态度，只是催促皇上按程序办事。只要把杨涟的奏疏发下内阁，他就可以视形势发展，定一个处理的基调了，或软或硬，可以到时候再看。这样一来，两方的势力都将对他寄予某种希望。

可惜，首辅大人的这点儿小权术，瞒不过客、魏。在天启那里过了关，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已经了然于心。

魏忠贤定下了一个方针，那就是稳住局面，各个击破，进而全面清洗。对东林党，他也看明白了，就是一伙怎么也软化不了的家伙，不赶尽杀绝，便永无宁日。

他知道，首辅大人这是要争取主动权，于是就一天三遍去忽悠天启，说这事情就不必阁老插手了吧，省得节外生枝。

天启也不愿再费脑筋了，就问，你说怎么办？

魏忠贤提议，杨涟杨大人就喜欢图个好名儿，听见风就是雨的，可不能让他们再闹了。这次让阁臣魏广微起草一道谕旨，把事情压下，就算了。

天启说，好！他们要是再闹怎么办？

魏忠贤当然有对策。

六月初五日，天启武装护卫上朝的点子，大概就是魏忠贤在这个前提下想出来的。

否则，天启并不是没脑子的人，怎么能随便让百名武阉跟着他上朝。他如果不明白这举动的意义，是不会糊里糊涂充当其中一个角色的。

魏广微受命拟旨，正中其下怀。此前，有东林赵南星三次拒见，现在又有杨涟上疏讥讽他“门生宰相”，看来他与东林的梁子算是结下了。东林既然不容人，他只有跟着魏公公干到底！

因为心里有气，所以草稿一挥而就。他不敢大意，又推敲再三，然后念给魏公公听。再根据魏公公的指点，略做修改，最后把稿子交给天启批准。

次日，杨涟的奏疏发下，并附有严旨切责——这一篇文章，做得简明扼要，里面透出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

大约说了三层意思：一是，皇上我从来就没有大权旁落；二是，宫中的事都是道听途说；三是杨涟纯属无事生非，大家都不许再提了。

魏忠贤这一伙人，确实是揣摩透了天启的态度，严旨既没有给杨涟很严重地定性，只是说他“沽直”，想买个直谏的好名声；同时也对杨涟未予以处罚，不过是借机威慑廷臣一下。

严旨驳斥中，只提到了迫害后妃、皇子之事，别无其他。敢情王体乾最多只念了“二十四大罪”里的一至十条，其中涉及罢黜正直官员的部分，可能给王体乾吃掉了。否则，以天启的身份，对杨涟议论的人事问题不可能不驳。

这道圣旨没有多说（说多了也没理），只起到个表态作用，也就够了。大臣们知道了皇帝的态度，自然会住嘴，以后的事，再由着魏忠贤慢慢打理。

看来，就行政手段的熟练、策略的进退有据、文章修辞的严谨来说，阉党并不是白给的。

圣旨下来以后，舆论大哗。一方面群臣不服，弹劾魏忠贤的奏疏还在不断飞来；另一方面正直之士悲愤莫名，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叹道：“这是什么世道？这官还做它干吗？”

他立刻写了辞职疏，力辞而去。

东林党中的温和一派，则深为杨涟的失误而惋惜。据说，黄尊素看到杨涟的疏文抄件，跌足叹道：“疏内多搜罗那些宫内风闻之事，正好授人口实！”

杨涟之所以提到后妃被迫害的事，估计是想用这个跟天启有切身利益的话题，来引起天启的警觉。但是做皇帝的，几乎都很忌讳外臣谈起“皇帝的家事”。就算是有这回事，也家丑不可外扬。

有这一层心理存在，杨涟的奏疏，当然很难取得天启的认同。

而且，魏忠贤果然也就是利用宫闱之事，对杨涟进行了反击。

这一仗，东林的攻势是失败了。虽然看起来，群臣说了那么多狠话，也不过是被皇上批评了一下，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但是这件事标志着，靠舆论已经是扳不倒那位“大珰”了！

因此，大获全胜的应该是阉党。

就在“武装上朝”成功的那天下午，魏忠贤心情舒畅，特邀天启到南海子去玩。

一干人登上龙舟。伞盖之下，美酒加好茶，看水光潋滟，听箫鼓悠扬，端的是人间好世界。

歌舞看够了，魏忠贤又请皇上看练操。他亲执帅旗，调兵遣将。

岸上列队而出的数千武阉，衣甲鲜明，意气昂扬。听得魏爷爷一声号令，立刻炮声震天，鼙鼓动地，各路军马回环移动，变换阵形。

这群阉了的士兵，自认为与魏爷爷同病相怜。他们心目中的利益关系，非常好划分——阉了的，就是一家人。上午听说杨涟要面奏皇上，搞他们的魏爷爷，武阉们无不同仇敌忾，恨不得把杨胡子一口吃了。

看着这支精壮的队伍，没心没肺的天启只是乐：当皇帝的感觉，咋这么好？

操毕，天启一高兴，下令大赏三军。魏忠贤便趁机给自己来了一番表功，天启深许之，眷宠之意愈厚。

主子看奴才，越看越觉得乖巧，朝政的进一步败坏，还指望能避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