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启元年（1621）看明朝高层的人事变化，总有让人想不通的地方。一方面，东林党人的扩张意识很强，一路似乎都在高歌猛进，其势头直到天启四年（1624）都没有止住，到这一年的年初，还是可以称为“众正盈朝”的。但另一方面，东林党人中的重要人物，却在一个接一个地倒下——被魏忠贤分而击之，逐出舞台。

当最终的决战爆发时，阉党居然能轻松得手。

所有的正人君子，于一夜之间飘落。史书上，用了一句极其悲凉的话来形容：“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

——就像有人在摇晃枯木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大明朝为什么永远是魔比道高一丈？

难道，这就是它的宿命、是它百年的轮回？

天启元年六月，东林大佬叶向高起复，入京做了内阁首辅。这一年的内阁名单，看上去还是很令人欣慰的。你看：叶向高、刘一、韩、何宗彦、朱国祚。

个个都是“正人”，也几乎个个都很能干。除了朱国祚没有显著政绩外，其他人各有各的作为，即便朱老夫子也绝对是个好人。

可是到了七月，内阁里挤进来了一个人——沈潅。

这个家伙是方从哲的人，浙党骨干。早年他在翰林院为词臣时，曾在内书堂教书，给宦官们授过课。因此《明史》上说，魏忠贤、刘朝等人都是他的弟子。对这一点，有人不信。因为魏忠贤一直就不识字，而且内书堂是培养小宦者的，魏大叔似乎没有资格入学。

姑且听之吧，反正是两人在宫内就有相当深厚的渊源。

这个沈潅，除了是最早一批投靠魏忠贤的文官之外，他在历史上，还做了另一件非常有名的事。

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时候，他任南京礼部侍郎，在方从哲的支持下，驱逐了当地所有的天主教士，此为天主教在华传教的一大“教难”。而我们现在熟知的科学家徐光启（曾任礼部侍郎）与叶向高等人，一向对传教士是很友善的。

沈潅入阁，并非出于魏忠贤之力——那时魏大叔还没有这种能量。早在万历末年“会推”（评选阁臣候选人）时，沈潅就被三党人士提名，还没来得及任用，万历帝就死了，然后泰昌帝才将他列入阁臣人选。等到实际入阁，已经是天启元年的七月了。

阴差阳错，东林党人把持的内阁，忽然就打进来这么一个楔子。

他一来，从此事多！

东林党人的各路大员，从这一刻起，就宿命般地开始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倒下。

沈潅为了交好魏忠贤，公开支持开内操。其实，开内操并不是魏的发明，前代几个皇帝时都有过。但是像天启这样百事不问，只顾玩，情况就比较危险了。一万人的武装人员进出皇城，很容易出现参与政变的事（后来在天启死的那天，情势就相当危急）。

东林党人看不过眼，群起攻击沈潅为“肘腋之贼”。其中刑部尚书王纪，攻击尤力，干脆撕破了脸，直指沈潅为当代蔡京。

彼时刑部有一个主事徐大化，笔头功夫甚好，主动投效于魏忠贤门下，给魏出谋划策、代写文书，还常常出头乱咬正人君子。王纪恼恨徐大化的劣行，上疏弹劾他玩忽职守。王纪在奏疏里质问徐大化：“大臣中有交结权珰、诛锄正士如宋蔡京者，何不弹劾？何故非要与正人君子势同水火？”

王纪那时在天启帝面前说话很有分量，不久，徐大化就被罢。徐大化的同党、御史杨维垣颇为不平，上疏向王纪叫板：“你说的大臣没说出姓名，请指实！究竟是说谁？”

他原本想将王纪一军，猜想王纪大概不敢指名道姓，这样便可压一压王纪的风头。

哪知王纪根本不信这个邪，立刻上疏说：“此大臣不是别人，正是内阁大学士沈潅。他与宋奸相蔡京，代际不同，所为相似。至于贿交妇寺，窃弄威权，中旨频出而皇上不悟，朝柄阴握而皇上不知。”

这一激可倒好，王纪这下不仅点了沈潅的名，也等于公开点了客、魏二人的名。“妇寺”之意，就是妇人和宦官，明朝人都知道这说的是谁。

客、魏听说这事后，慌了，双双跑到天启那里痛哭流涕，替沈潅洗清，也为自己辩白。天启也知道沈潅跟客、魏确实扯不清，但还是给了客、魏面子，说王纪的话说得太多，应该给予申斥。就这么表示了一下，也就不了了之。

沈潅这个家伙，白做了一回斯文书生，自甘下流到了不堪的程度。在阉党之中，他是第一个投效的高官，也是第一个投效的阁臣，所起的示范作用极其恶劣。甚至，由此引发了魏忠贤想控制内阁的念头。

沈潅一肚子坏水，却长了一副好皮囊，大概也是一表人才。据说，他跟客氏还有一腿。前面曾说到，有一段时间客氏经常私自跑出宫去，就是与他幽会。

魏忠贤耳目灵通，早摸清了这情况，但又不敢得罪客氏。于是到后来，只要客氏一跑出去，魏忠贤就矫诏下旨，说有急事让客氏马上回宫。

圣旨谁敢违抗？明知是假的也得遵守。魏忠贤就是以这个办法，来阻止客氏给他戴绿帽。这个事，在一定范围内被传为笑谈。

在沈潅挤进来之前，内阁中就已先走了一位东林骨干——孙如游。孙如游，字景文，浙江余姚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进士，原为礼部右侍郎。泰昌在位时，他因抵制郑贵妃谋封皇后有功，被拔为礼部尚书。在移宫案中，是个主张撵走李选侍的坚定分子，因此上了魏忠贤的黑名单。在杨涟被挤走后，魏忠贤就瞄准了他。

但是，孙如游在个人品质和为官上，是个无可挑剔的人。于是，受魏忠贤的指使，几个言官就在他的入阁程序上做文章。孙如游是由天启“特简”（直接任命）入阁的，没有经过会推。言官们就说他的任用不合法，要他走人。

其实，皇帝特简任用阁臣，在前代就有过很多先例，并不能说完全不合法。只要任命得当，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是，这次言官的攻击，只抓住不合惯例这一点做文章。

而且东林党人的行动也不够协调，比方，同是在移宫案中立了大功的左光斗，竟然也加入了反对孙如游的行列，以标榜自己公正无私。

这样孙如游就非常被动了，同时他也不愿跟魏忠贤较劲，于是先后十多次上疏求归。

倒是天启还明白，下诏说：“累朝简用阁臣，都是皇帝说了算，前论已明，如何又无事生非？”

他说得没错。嘉靖、万历两代的内阁中，就有张璁、夏言、徐阶、李春方、陈以勤、张居正、赵贞吉、许国、赵志皋这样一批名相，都是特简的，干得很不错。不知为何到了孙如游这里，就成了问题。

到天启元年（1621）的二月，由于讨厌耳根不清静，皇帝最终还是把孙如游免了，但是给的退休礼遇很隆重。

孙如游一走，下一个轮到的就是刘一。

刘一人品也很好，怎么会成了靶子？祸端还是起于沈潅这个花花阁老。

沈潅支持开内操等诸多劣迹，引起了言官的普遍不满，对他交章弹劾。弄得老沈焦头烂额。在方从哲退休、叶向高回京中间有几个月，内阁实际上是没有首辅的，只有刘一的资望最高，目标也最明显。沈潅不思己过，反而怀疑是刘一在幕后发动，于是就授意给事中孙杰，上疏攻击刘一。

这下可把刘阁老给冤枉了，因为刘一自恃清白，从来就不跟言官勾搭，甚至连好脸色都没有。言官们对他怨望颇大，不可能给他当枪使。

——小人之心，真是防不胜防。因为疑心，就要干掉人家。即便冤枉了又怎样，冤枉好人又不会有什么危险后果（好人不会心狠手辣，也不会报复），所以就放心整人，这也是一种典型的思维。

刘一之所以被锁定，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在泰昌元年九月，他曾经向天启当面申奏，要求驱逐客氏。因此，搞掉刘一，肯定在客、魏的计划之内。

此外，刘一在那时，还坚决要求处死盗宝案中的刘朝、田诏等，对以修陵（万历之墓）有功的名义荫封魏忠贤，持有异议。这些老账，都是要一块儿来算的。

不过天启对刘一在移宫案中的护卫之举，印象极深，还不至于立刻就忘恩。首攻刘一的候补御史刘重庆，就被天启怒而贬官。但是接下来，攻势并未减弱，反而越来越猛。

刘一，字季晦，江西南昌（今江西省南昌市）人，也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进士，原为礼部右侍郎。泰昌即位后入阁，在拥立天启的问题上态度坚决。当时外有刘一、韩、周嘉谟，内有王安，人们普遍认为大明朝总算中兴有望了。哪里料到，刘一的位子才坐了一年多，就坐不稳了！

最让刘一感到沮丧的是，不仅郭巩、霍维华这类渣滓蹦得欢，就连素有直声的给事中侯震旸、陈九畴，也加入了攻击的战团，讥讽他结纳王安。前面那些混账跳出来，刘一心里很明白，是魏忠贤在搞报复；可是侯震旸等人为了博取直声而口无遮拦，就未免让人太寒心了！

以明朝士大夫的一贯观念，最恨也最怕人家说自己进身不由正途，勾结了宦官，这是一个很大的污名。刘一不得不连上四道疏，为自己辩解，并按惯例请求解职。

魏忠贤等的就是这个效果，连忙矫诏发了下来：准刘一致仕回乡。

一个最微妙的时刻到了！

在外廷，大家都把形势看得很清楚——须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出面，说服天启，坚决挽留刘一。

这个任务，唯有刚刚回到内阁的叶向高能胜任，可是叶向高并不很积极。

他对刘一有误会。

这个态度，可谓一片冰心在玉壶，叶大人却完全不能理解。

早就投靠了魏忠贤的霍维华、孙杰，偏巧正是叶向高的门生（叶是他们考进士的主考老师），两人不断在老师面前搬弄是非，为魏忠贤粉饰，对刘一大加诋毁。他们说，刘一对叶向高的复出非常嫉妒，很不情愿让出首辅的位置。

三人成虎，乃万古定律，叶阁老心中不可能没有阴影。

叶向高本来就不是个激烈之人，受了门生的鼓惑，对魏忠贤还抱有一定幻想。他不是看不到客、魏坐大之势，但总想以“调停”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不想与之发生正面冲突。而对刘一的困境，则采取冷眼旁观态度，尤其在这个时候，更不想出手相救。

他还有一个门生叫缪昌期，比他清醒，跑去劝说道：“刘一乃国之栋梁，如何能坐视其被逐？宫中诏令，可不必听。”

叶向高问道：“天子有诏，怎能不听？”

缪昌期疾言道：“师翁如能出面一争，则局面可为之一变，且可挫魏阉气焰。如听之，则矫诏一次，去国家重臣一次，他日又如何收场？”

一番话说得叶阁老默然无语。

后来他终于去说了情，天启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慰留。但刘一的心凉透了，坚卧不起，连上十二道疏求去。

魏忠贤的意思，是只要他走了就好，于是在批红时也做了一点让步。事情拖到天启二年（1622）三月，刘一总算是体面地致仕了。

刘一的离职，后世有评价说，这是东林党与魏忠贤争斗中的第一次惨重失败，对天启后期的政局影响甚大。

刘一是顾命大臣，威望极高，此次不过是魏阉方面几个小丑出手，就把他给撵走了，这无疑大长了阉党的志气。过去，魏忠贤还不大敢挑战内阁，如今，他已开始酝酿，下一步要全面控制内阁了。

当然，阉党也并非一帆风顺。沈潅作为阁臣，被刑部尚书王纪点名责骂，老脸丢尽，他马上就进行报复，把王纪牵进辽东经略熊廷弼冤案中，导致王纪被削籍为民。

这样为非作歹，朝议对沈潅就愈加不利。

叶向高此时也认识到刘一是个君子，霍维华说的那些都毫无根据，于是想为刘一出一口气，他很巧妙地对天启说，沈潅与王纪互相攻击，均失大臣体，如今只斥逐王纪，如何向公论交代？

首辅有了这样的说法，就意味着：沈潅的板凳也坐不稳了。另有阁老朱国祚也以相似理由求去，认为自己不能与沈潅这样的家伙做同僚。人际关系搞得这样僵，沈潅只好求去。在刘一走后，他也离开了。

沈潅回到家乡湖州后，过了一年就死了。他这是走得好也死得好，毕竟活着的时候还保住了体面，没有等到后来被崇祯皇帝追究。

就在刘一离去的同时，东林党的另一员大将、吏部尚书周嘉谟，也被阉党逼走。

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还是那个小角色——兵科给事中霍维华。(www.daowen.com)

这个霍维华，是北直隶东光（今河北省东光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进士，曾任金坛、吴江县令。应该说，他在做吴江县令的时候，还是个挺有良心的好官。他发觉地方上的徭役有轻有重，富户与穷人苦乐不均，便率属下对各乡地亩逐一清查，编造图册，防止隐瞒或遗漏徭役，并除掉了酷吏，以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

变化是从泰昌元年（1620）开始的。霍维华有个内弟叫陆荩（jìn）臣，在宫里当宦官。通过陆荩臣的引荐，霍维华认识了魏忠贤。此后，这个原模范县令就以一个恶徒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上了。

当年魏忠贤与王体乾达成交易，要干掉王安。这中间需要走一个程序，即外廷要有一个人出面弹劾王安，阉党再通过矫诏或进谗言的办法，把王安贬黜。

王安是一位老资格太监，在外廷要找一个人来参他，很难，几乎没有人愿意出头。

恰在此时，陆荩臣听到消息，就来鼓动霍维华下水。

霍维华权衡了一下利弊，两眼一闭，跳了下去。因此说王安的死，与他也有关。东林党人对霍维华既恨又蔑视，搞得霍在外廷无路可走，只能死命地靠住魏忠贤。

吏部的人对霍维华也不屑，找个机会把他给外放了，升任陕西按察司佥事（助理）。这一调动很巧妙，也可以说是整他，也可以说是正常升迁。

霍维华当然只有一种看法，他毫不含糊地认为，这是东林党的阁臣刘一和吏部尚书周嘉谟在搞他。

事实也是如此。这个周嘉谟，确实是个容不得小人的正人君子。他和杨涟一样，也是泰昌、天启两代皇帝登基时的护佑者，在两次危机中立过大功。泰昌以来，他大量起复在万历年间因“争国本”而被罢官的正直人士，一面对“三党”官员施加压力，把他们大部分逼走。

至于调走霍维华，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不认为霍维华算个什么人物。

但是，这一动，却激怒了魏忠贤。那时外廷里肯不要脸依附魏忠贤的人，很少，霍是一个，如果调到了陕西，等于断了魏在外廷的一条线。

这不是打狗欺主吗？魏忠贤决定反击。

于是他暗中嘱咐给事中孙杰，弹劾周嘉谟，说他朋比辅臣，受刘一指使，图谋为王安复仇。同时，还弹劾周嘉谟举荐辽东巡抚袁应泰、监军佥事佟卜年失察，导致辽阳失陷。

需要说明的是，那一时期对后金作战失利，确实跟袁应泰指挥无方有关，袁本人也战死沙场；但是任用袁应泰的，是前首辅方从哲，跟周嘉谟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两条，都是诬陷。但是天启并未申斥孙杰，这就意味着，皇上认为事出有因。周嘉谟感到名誉受到损害，愤而提出辞呈。

魏忠贤还是那一招，矫诏：同意你的请求，走人吧你！

就这样，一个堂堂部院大吏，竟不能自保。天启元年（1621）十二月，一手开创了“众正盈朝”局面的周嘉谟，就这样很窝囊地走了。

三党的失地，由魏忠贤逐一来收复，这个诡奇局面，时人谁也没料到。小人们的额头，又开始放光了——他们看到了一个拯救者！

到天启二年（1622）中，魏忠贤的阉党已渐渐有了一点儿模样，网罗到了一些重量级人物。与书生气十足的东林党阵营比起来，阉党倒更像是一个政治派别。

这两派势力，都渗透在有关的朝廷机构中，其主要人物都同样受到天启的信任，而且从整体来看，东林党把持的机构还要更多一些。但是由于两派的组织结构和斗争路数很不一样，所以阉党得势与东林失利，应该说是必然的。

首先阉党有一个强势团队，其决策与行动步骤，都控制在以客、魏为首的核心手里，大小爪牙都要经过授意才发动攻击。他们对所有的事，都是先经分析判断，再定决策，所以无论是在扩张上，还是定点清除上，都显得很有计划。

且阉党的进攻没有什么道德约束，可以无中生有、信口雌黄，一切以扳倒对方为最高原则。这等于是泼粪战术，对于正人君子来说，最难应付。

反观东林党，则是一盘散沙。人数虽众，步调却很不一致。往往是受到攻击后，才仓促上阵，各自为战。东林党人又素来标榜清流、正派、无私，因此在同伴遭到攻击时，有人为避嫌，竟不能出手相救；甚至在局部问题上，还会出现自相残杀的现象，令亲者痛仇者快。

此外，还有一大不幸是，作为东林党首脑人物的叶向高，是一个圆滑官僚，既缺少战略眼光，也没有霹雳手段，一厢情愿地以调停作为主策略，错失了决胜的最佳机会。更重要的是，他由于转折时刻在家赋闲，没有机会参与移宫案的护驾行动，在天启那里分量不够，这也使得他做事不免缩手缩脚。

在魏忠贤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东林党人没有想出任何有效的反制策略，只是希望皇帝能秉公裁断。可是，批红权是掌握在魏忠贤手里的，所谓“上裁”，基本等于魏矫诏。因此，东林人士一遇攻击，就只能求去，以无私而示天下。看起来是捍卫了自己的名誉，实质上是无抵抗地败退下去。

这样的仗，打起来是很窝囊的。

偏巧东林党遇到的，又是一个永不言和的狠角色。

天启二年（1622）中，沈潅走了以后，魏忠贤由于已尝到过内阁有人的甜头，一下觉得很不适应，在内阁里没了耳目，做什么都不方便。于是就考虑，如何才能再打进几个楔子。

老天也真是帮他，想什么就来什么。这一年的十二月，内阁首辅叶向高上疏，请求增补阁臣。

这时的内阁，除叶向高之外，尚有韩何宗彦、朱国祚、史继偕等人。按照明朝惯例，只有独相——内阁仅剩一个人，才是不正常的，两人以上就算正常。因此现在的人数并不算少，完全可以不补。

不知叶阁老脑袋里转了哪一根筋，就在这不恰当的时候，给魏忠贤提供了一个机会。

魏忠贤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立刻对天启阐述了一通可行性论证。

天启办事是不过脑子的，魏爱卿说行，那就行吧。他下诏，让有关大臣参与廷推，讨论出一个候选名单，他本人再从中挑选。这是一个特别的选官方式，介于会推和简任之间。

魏忠贤马上展开活动，以便让自己的爪牙也能列入名单。

大臣们议好的名单上来了，依次是孙慎行、盛以弘、朱国桢、顾秉谦、朱延禧、魏广微。

这里边，打头的孙慎行、盛以弘是东林党的，后面的顾、魏二人是阉党人物。孙慎行为官清正，备受阉党的敌视，在七月里刚刚告病还乡，属于“在籍”（保留公职）人士。这次仍高票当选，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这样一来，阉党的提名就有可能白提了，因为皇帝的任命要充分尊重众议，按次序，从排名靠前的人当中选几个。魏忠贤一听这结果，急了，马上就去找天启忽悠。

天启天天跟魏忠贤玩，已经习惯了言听计从，相当配合。果然，天启三年（1623）正月十八日，任命书下来了：前三个落榜，后三个入阁！

世上的事，古今皆同。荒诞不荒诞，就看入选名单。

这嬉皮皇帝的作风，就是不一样啊！倒是魏忠贤怕舆论太大，建议把他认为“不作恶”的东林党人朱国桢也补进来，以防人之口。

叶向高顿时目瞪口呆：怎么会这样？

他连上两疏，要求天启按照大明祖制，按次序先任用孙慎行、盛以弘。

天启没理他，祖制又怎样，你能让老祖宗从南京孝陵里爬起来吗？不能。那么我就说了算！叶阁老，很多问题你还不明白，大明的国号还是大明，可是很多东西都已蜕变了。祖制，不就是一些纸上的字吗？

他传谕外廷：不许再就此事上奏，否则重治！

顾秉谦、魏广微这两个家伙，是公认的庸劣无耻之徒。他们俩和沈潅还不大一样，沈潅与魏忠贤是互相勾结，有点呼朋引类的意思（对客氏都可以资源共享）。而顾、魏两人，则是地道的奴仆。这两人当了阁臣，魏忠贤插手外廷才算真正成功了。所谓的阉党，到此也才算是初步成型。

这时候的魏忠贤，对于将来如何全面控制朝政，已有了较为清晰的蓝图。其实，摆在他那种高位上，傻子也会聪明三分。

将两个楔子打入内阁后，天启三年（1623）二月，魏忠贤又把天启忽悠好了，开始把触角伸向边军。他借口为皇上了解第一手边情，派死党刘朝（跟他一起盗宝的那位）率领四十五人，持甲杖、弓矢、白银、布匹，来到山海关犒赏将士，了解军情。

大学士、督师孙承宗是天启的老师，为人正直而有计谋。他上疏劝阻说：太监观兵，自古有戒。将领、士卒只顾着逢迎这些太监，必然放松边防。如果这一批来的人无法阻止了，那么也应下不为例。

天启对此，照样不理。

魏忠贤此举，是在向天下示威——他的威权已高到了一定的程度。

就在这个月，经过魏忠贤的活动，被贬在外的陕西按察司使郭巩，奉召回朝，恢复了原来的给事中职务。

郭巩投桃报李，回来后，立即上疏弹劾熊廷弼，并连带攻击曾经荐举过熊廷弼的人。御史周宗建愤而反击，说郭巩这是在“阿附权珰”。两人互相辩驳，话越说越激烈，把魏忠贤等人完全牵扯了进来。

天启的反应比较迟钝，没有就此事发话。

魏忠贤这时地位已稳，本不怕一个小小的御史说三道四。但是，他为了激怒天启，要给周宗建以惩罚，就带着几个太监到天启面前哭诉。魏忠贤年轻时喜欢文艺，到现在也还很善于演戏。他泪流满面，捶胸不止，请皇上允许他剃发出家。

天启终于被这眼泪所打动，怒而下诏，切责周宗建胡说八道，准备动用杖刑处罚。叶向高等人闻讯，都吃了一惊，连忙上疏说情才得以免。

紧跟着，又有御史方大任上疏，揭发魏忠贤在西山碧云寺预建坟墓，其制度超越皇陵。这样的事，在古代是一定要杀头的，但是天启也不理。

这次对魏忠贤的攻势，是东林党人近年来比较激烈的一次，但是完全不起作用。相反，从这件事后，凡有廷臣攻击魏忠贤的，天启都要发怒。他的态度，已经明显倒向阉党，对东林党人越来越无情了。

天启三年（1623）十二月，魏忠贤更上一层楼，受命提督东厂。此时他的权势之大，在朝中已无人能比。他是实际上的司礼监首席太监，同时又提督东厂，有了直接的侦察、生杀之权。由于东厂是直接受命于皇帝的特务机关，除皇帝以外的任何人都在其监视之下，这就意味着，全国任何一个角落，今后都将处于魏忠贤的监控之下。

魏忠贤受天启宠信已有三年，天启到今天才把这个权力给他，一是说明天启并不是完全没脑子，他一直在考验和观察魏的忠诚度，非常慎重地对待此事。二是说明到如今，天启对魏忠贤已完全放心，准备把整个大明朝都交给魏忠贤来管理了。

而天启自己，则可以尽情地玩游戏。

《明史》上说：“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在这个节点上，天启还特地为他赐名“忠贤”。魏忠贤到此时，才以这个名字行世，以前一直叫魏进忠。

同时，他也有了一个字，叫作“完吾”，不知道是哪个拍马屁的文官替他取的。完吾，就是要做克己复礼的完人，可见胸中的格局不小。

有明一代，像正德皇帝那样胡闹的昏君，尚不能容忍大权旁落，天启则完全不把皇权旁落当回事。在魏忠贤开内操之后，御史刘之凤曾上疏发问：“假令刘瑾拥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就差一点儿没把话说白了，但天启根本不听。这个傻皇帝，假如能活得长久，还真难预料能发生什么事。

当时的局势，对东林党来说，已是黑云压城。连叶向高也察觉到了危机正在增长，魏忠贤下一个定点清除的目标，就该是叶自己了。刘一走后，内阁补进来的是两个阉党之奴，叶阁老孤掌难鸣，这时候才深悔：不该不听缪昌期的话。

刘一刚离开时，叶阁老还有幻想，盼望天启的气一消，就会召回刘一。现在他明白了：只要魏大珰在，刘一就绝无回京的可能。

唇亡齿寒啊，一向温暾的叶阁老，也有些愤怒了。他上疏皇帝，质问道：“客氏出宫，尚可以去而复来，顾命大臣难道还不如一个保姆？”

魏忠贤知道这是在挖苦他，心里一阵冷笑，当即就把叶向高定为下一个打击目标。

但在当时，内阁还有韩吏部还有赵南星，魏忠贤有所忌惮，只能伺机而动。

——等着吧，剩下的这几个，早晚也要收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