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又碰上了好运气。若在嘉靖以前，一个宦官再怎么牛，也不要指望会有大批廷臣来投靠，若有人愿意跟你暗通款曲，就已很不错了。但是到了万历末年，情形已大为不同。士大夫（知识分子）里有一批人，基本上连脸都不要了。

不要脸的原因，在于道德已经崩溃。

明朝是最先将科举试题八股化的朝代，做文章一讲八股，就等于把道德文章变成了技术性文章。学孔孟，成了大家公认的敲门砖，用完了就可以扔，傻瓜才会在实践上照着办。

道德一松弛，人与禽兽也就相差无几，社会上就该信奉狼性了。世俗族群中，宗教的力量一般不能约束人的行为，唯一能让人在作恶方面有所收敛的，是死后的名声。但是，恶人看问题，一般都着眼于利益兑现，谁还管他死后如何？

明朝到了晚期，一切末世的景象都出来了。不光是做官的，连普通老百姓都竞相追求奢靡。金银打造的溺器，在富贵人家很流行；小民则宁肯背债，也要穿绸缎装阔。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贪，成功就在于腰包里的银子重量。士大夫在这种背景下，不要脸自然是大势所趋了。

当道德的裤腰带一松，就什么都敢干了！

过去，廷臣要是想勾结宦官，通过宦官在皇帝那里美言，须得偷偷摸摸。一旦泄露，那就跟在闹市里偷窃被当场擒获一样丢人。

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就是因为跟大太监冯保结成了政治同盟，很为士林所不齿，影响到死后名声也一直不大好。

现在不同了，有奶便是娘啊。一批人忽然想明白了，宦官的奶又毒不死人，怕什么？无非就是“人而无仪”——不要脸就是了。

从天启二年（1622）起，在与东林党的前哨战中，魏忠贤欣喜地看到：一批重要官员要来吃他的奶了。

他的策略是：来者不拒。

这与东林党的人事策略形成鲜明对照。东林党是一伙正人君子不假，但是在官吏任用上有极端倾向，非我一类，务要斩尽杀绝。

天启二年，正是东林党气势最盛的时候，一批中间人士甚至少数邪党中人，都有前来依附之意。如果东林党此时宽以待人，不难达到天下晏然。可是他们恰在这个时候，又重新追论“三大案”，其调门之高，等于全面宣告党争。浙党党魁方从哲，被他们指为炮制红丸案谋害泰昌帝的主谋，有“十罪”“三可杀”之说。同时，还指责有关涉案官员大逆不道，便是诛杀亦不能抵罪。

都说“水至清则无鱼”，可他们偏就要求水至清！

这样，大批在三大案前后表现不佳的官员，地位就受到了威胁。虽然天启听取了东林党人中头脑清醒者的意见，并未对三案有关人员实行严讯，处理得非常谨慎，但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一部分邪党人士仍感难以自处，不得不另外寻求保护伞。

他们在惊惶中忽然看到，魏忠贤那里，正高高地撑着一把大红伞。

真是天助我也！

人们提倡从善如流，但实际上从恶也是如流的。哪个地方好投奔，就往哪里奔吧！

从天启元年（1621）开始，陆续有百余名文武臣僚投靠魏忠贤，成为魏控制外廷的爪牙。据有人统计，这批外廷诸臣中，进士出身的比例相当大，这无疑是给魏忠贤送来了一支劲旅。

正因为有这些无耻官僚的加入，阉党才能成为一大势力。阉党的成员，实力已不输于东林党半分了，所不同的无非就是鲜廉寡耻。

这些阉党官员，按照官职高低和各自特长，分为几个层次。

头一等，阁臣级的，有两位大佬：顾秉谦和魏广微。

顾秉谦是昆山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进士。原任礼部尚书，在天启元年就开始依附魏忠贤，两年后得以入阁。《明史》对他的评价是“庸劣无耻”。杨涟则公开说他是“门生阁老”，谁的门生？魏大宦竖！他曾与魏广微共同编了一册《缙绅便览》，也就是官员名录，其中在东林党人的姓名旁点上墨点，所恨极重者三点，次者二点，又次者一点。共点了叶向高等七十余人，交给魏二爷，让魏在天启面前品评官员时参考。

魏广微，北直隶南乐（今河南省南乐县）人，是原侍郎魏允贞之子。魏允贞是个很正直的官员，但这个儿子却不肖，其人阴狡。他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进士，任南京礼部侍郎。魏忠贤势大后，他以同乡同姓相结交，随后升礼部尚书并入阁。他怕魏忠贤搞不清内廷宦官谁是自己人，就向魏进呈了一份六十人名单，按照亲疏程度，在姓名旁各加三圈、两圈不等，让老魏陆续起用和提拔。他当了阁臣后，交付魏忠贤的书信，封皮上都要题上“内阁家报”四个字，公开认了同宗，时人索性称他为“外魏公”。

这个魏广微与魏忠贤的关系，有些曲折。一开始，他还不是死心塌地，还想跟东林党人也拉上一点儿关系。他的父亲魏允贞，与东林党要人赵南星是至交，他入阁后，曾经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想拉关系。但赵南星就是不见，并且叹息曰：“魏允贞无子！”自此，魏广微才铁了心跟随魏忠贤。但后来在杨涟上疏事件中，他又颇不自安，上疏为杨涟讲情，因而触犯了魏忠贤，在天启五年（1625）不得不请辞，脱离阉党。当然，最终还是被定为逆案中人，判了充军。

这两位阁老，位极人臣，却不顾脸皮逢迎魏忠贤，甘受奴役，开了阁臣为宦竖充当走狗的恶例。

在他们两人之后，还有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等入阁，同样也充当了魏忠贤的走狗。

阁臣往下，就是文臣中的“五虎”，专为魏忠贤出谋划策。

“五虎”之首崔呈秀，蓟州（今天津市蓟州区）人。这是阉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进士，天启初年为御史，后又巡抚淮、扬，为人卑污狡狯，不修德行。最初东林党势力极盛时，他有心依附，力荐李三才入阁，并要求加入东林，但遭到拒绝，闹得灰头土脸。天启四年（1624），都御史高攀龙揭发其贪污受贿，吏部尚书赵南星等建议将他发配充军。天启也下诏同意将他革职，听候审查。

崔呈秀见大势不好，连夜奔走魏忠贤的宅门，叩头流涕，请求援助。他声称：高、赵二人是挟私报复，请魏公公做主，并表示愿给魏忠贤做儿子，呼之以父。魏忠贤当时正受到廷臣空前规模的围攻，急需在外廷有人帮把手，见崔呈秀如此有诚意，大喜。第二天就出“中旨”（不用内阁票拟），免了崔呈秀的审查。

魏忠贤从此将崔呈秀视为心腹，日与谋划。崔呈秀和最早投靠魏忠贤的刑科给事中霍维华，同为阉党的高级智囊，直接参与内外廷各项机密。

到天启五年（1625）正月，给事中李恒茂上疏为崔呈秀翻案，天启也变了主意，认为崔是被东林党诬陷的，准他官复原职，不久后升任工部右侍郎，督修三大殿。魏忠贤当时借口巡视工程，每天要到外朝来一趟，每次都要屏去左右，与崔呈秀密语一番。

这个家伙还编撰了《天鉴录》和《同志录》两本东林党人黑名单，按等级加圈加点，提供给魏忠贤，以便逐一贬斥。魏忠贤按图索骥，清流善类由此一扫而空。

崔呈秀后来居上，深受魏忠贤信任。以至于一些趋炎附势之徒想巴结魏老大，都要通过他。很快在他名下居然也聚集起大批朝臣，俨然成为一个大盟主。

天启七年（1627）八月，阉党最鼎盛时，他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一手抓兵权，一手抓监察，权倾朝野，不可一世。可惜戏到高潮时，也就快要散了。

“五虎”的其他四位是吴淳夫、倪文焕、田吉、李夔龙。这几个，大都是万历末年因故被劾被纠，又在天启五年以后，逐渐靠上阉党的。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投靠阉党之后，都晋升得极快。尤其是吴淳夫，一年中六迁，官至极品，由兵部郎中累进工部尚书，加太子太傅。这是除了入阁以外，把官做到顶了。

与文臣的“五虎”相对应，武将里也有“五彪”，是专给魏忠贤充当打手和杀手的。

“五彪”之首是田尔耕，他是任丘（今河北省任丘市）人，因老爹当过兵部尚书，他本人得以荫锦衣卫职，官至左都督。天启四年后，执掌锦衣卫，成了特务总头子。其人狡猾阴险，又与魏忠贤的侄儿魏良卿是好友。魏忠贤兴起大狱整治东林党人，他出力甚多。

《明史》称，彼时侦卒四出，罗织无辜，入狱者皆不得出。在田尔耕把持下，锦衣卫如同地狱，外人望之，不啻屠宰场！就古代的通信水平和组织能力来说，这家伙在整治东林党时搞的恐怖活动，网罗之严密，反应之迅速，现代人远不及。那时的一位亲历者，对此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留在后面再述。

田尔耕与魏忠贤关系密切，情同父子，时有歌谣称之为“大儿田尔耕”，且又与魏广微是儿女亲家，其关系盘根错节。凡他出的阴损主意，魏忠贤都言无不纳。那些想入阉党的无耻之徒，多是通过走他的门路来投靠的，以至家门都要被人挤爆。

“五彪”里的另一位许显纯，也极有名。他是定兴人，老爹是驸马都尉，本人是武举出身，任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后投靠魏忠贤，当了魏的“义子”。天启四年（1624），魏忠贤觉得原镇抚司的头头刘侨办案不力，就换上了这个杀人魔头。

此人性情极端残暴，搞逼供信很有一套。东林党人里，有数十人惨死于许显纯之手，史书上的有关记载，可谓字字滴血！所有东林党人犯的“口供”，都是他一人编造出来的。每逢鞫问，魏干爹都要派人来，坐在他身后旁听，名曰“听记”。许显纯对干爹毕恭毕敬，如果哪天听记的宦官偶然未到，他就袖手不敢审讯。

“五彪”的其他三位是崔应元、孙云鹤、杨寰。三人都是厂、卫中级官员，凡是许显纯谋害东林党人的事，三人都有所参与。

如此，魏忠贤手下，文有“小诸葛”，武有“来俊臣”，又愁何事不成？

再往下一等，则是“十孩儿”。这一层，属于散布在朝中的骨干力量，代表人物为御史石三畏、太仆寺少卿鲁生等。

又下一等，是“十狗”，顾名思义就是狗腿子。代表者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

最后，还有“四十孙儿”，估计是死活都要往上巴结的虾兵蟹将，攀不上“义子”，当孙子也成——脸都不要了，认个没卵的爷爷又有什么丢人？

除了这些无耻“儿孙”外，还有大批文臣也在阉党之列，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地都有魏氏死党。

这个外廷爪牙团队，也是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魏忠贤在整个天启年间，不断在充填这个框架，从刚开始一个小小的给事中来投靠，他都欣喜若狂，到后来对阁老也敢颐指气使，如斥家奴。

正是无良朝臣的软骨，使魏忠贤的胆子越来越大，对“众正盈朝”的东林党阵营，也敢步步进逼了，直至迫使对方退无可退，唯有背水一战。

据今人苗棣先生统计，在后来被定为“逆案”人员的二百多人中，除去魏、客及其亲属亲信外，共有一百九十四名各级文官在列。其中，竟有一百五十九人为进士出身，占总数八成以上。这个统计，令人震惊。

一个高素质、高学历的邪恶集团，一个以孔孟之道为招牌的无耻队伍，他们所玩的花样，远比文盲加流氓更精致，同时，他们的堕落也就更不可饶恕。

明朝，是唐末以来太监为祸最烈的一个朝代。本朝的王振、刘瑾，几乎已玩得登峰造极了。当然，他们的下场也极其悲惨。王振被人用铁锤砸烂了脑袋，刘瑾被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尤其是刘瑾，死前被杖刑、扇耳光，备受侮辱。行刑的头一日，剐了三百五十七刀，晚间羁押在宛平看守所，尚能食粥两碗。第二天继续剐，因他在行刑过程中不断说出宫内秘事，刽子手便往他嘴里塞了两个核桃堵嘴，又割了几十刀后气绝。剐够了刀数后，有圣旨下，予以锉尸、免枭首（锉尸一般是把尸体砍烂，然后砍头）。刽子手接旨后，对准死了的刘瑾，当胸一大斧，骨肉顿时飞出数丈远，受害之家争抢其肉。

前朝这样的史实，进士出身的知识分子官员不可能不清楚。阉竖专权，罕有好结局。可是，他们为何还要前赴后继地投靠阉竖？

说白了，还是为了贪，为了威风。苗棣先生总结道，投靠阉党的文官分三类：位置本来就很高的公卿，要保官；原是邪党成员的，要翻身；下层的小官僚，一心想往上爬。

只有当了高官，才能敞开怀抱受贿，安插私人，挟嫌报复，把几十年寒窗苦读的投资加倍捞回来。

他们根本不想留一世清名，更不想留万世英名。捞一天算一天，等船翻了再说船翻的事。

他们也有理念，那就是投机主义——老天是瞎眼的，百姓是无权的，皇帝被彻底蒙蔽住了。天地间，还有什么人能阻挡我辈为恶？

他们知道，唯有“清流”能做到。

因此，他们视东林党为寇仇。有我，就没有你！

外廷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大战，在天启四年（1624）呈白热化。而其前哨战，则自泰昌元年（1620）的年底就已打响，只是史家多不论及罢了。

当时，魏忠贤首选的发难目标，是在移宫案中立有大功的杨涟。当然，他那时的实力，还远不能与杨涟相比，因此他用的是阴招儿。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县（今湖北省广水市）人，长了一把大胡子，想必是“美髯公”。杨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进士，曾任常熟知县，在任几年，野无饿殍，狱无冤囚，是受百姓拥戴的好官员。在几次考核中，他的政绩和廉洁度都名列全国第一，引起了吏部重视，不久就提为户科给事中（财政系统监察官），后又任兵科右给事中，这是吏部看中了他的耿直与疾恶如仇。

前面说过，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大明开始多事。万历帝病危，郑贵妃恋权，图谋封皇后。杨涟挺身而出，力促让太子守候在万历帝床前，保证了皇权平稳过渡。万历死后，郑贵妃仍要泰昌帝封她为皇太后。杨涟再次出头，坚决反对。

杨涟敢于坚持原则，泰昌帝则报以青眼。在一个月后，泰昌帝病危，临终前，破例将杨涟这个小臣列入顾命大臣之列，其荣耀非同一般。(www.daowen.com)

泰昌帝死后，其嫔妃李选侍又恋权，挟持嗣君，占住乾清宫闹事。又是杨涟冲锋陷阵，把李选侍从乾清宫撵走。“杨大胡子”因而名动天下。

杨涟并不是仇视李选侍，他只是不希望出现政局动荡。移宫案后，他曾经说：李选侍不走，无以尊天子；眼下她既然走了，就应厚待。这看法还是相当通人情的。

魏忠贤恰在移宫案中站错了队，被杨涟当面挖苦甚至呵斥过。泰昌元年（1620）九月，曾有一批廷臣上疏，请追究魏忠贤的罪责，杨涟是第一个起来揭发魏的。魏那时与外廷接触不多，于是杨涟就成了他在外廷的第一号仇敌。

泰昌元年（1621）十月二十四日，李选侍刚搬过去养老的哕鸾宫，突发大火，引起内外不安。魏忠贤和其他一些站错队的宦官，便趁机造谣，说给李选侍的待遇太不好，她已自缢身亡，唯一的女儿皇八妹也投井自尽了！御史贾继春等人听信谣言，给内阁写了信，为李选侍鸣不平。

对此，杨涟特地写了《移宫两朝始末记》，予以辟谣。天启那时脑子还清醒，也下诏说明了情况，指李氏恶毒，曾长期欺凌他的生母和他自己，现在如此对她，已算是很开恩了。

天启也知道杨涟忠心，对杨涟写的《移宫两朝始末记》大加赞扬，说杨涟是志安社稷，于国有功。

贾继春等人不服，又上疏诬蔑杨涟勾结王安，企图挤走当时的内阁首辅方从哲，自己当首辅。

这实际上就已经是东林党与邪党之争了。而杨涟在此时，表现出了东林党人的一贯迂执——你说我有问题，那好，我就辞职以明志。当然，这也是明朝文臣的习惯做法，只是东林党人做得比较决绝而已。

而这，无异让出了战场上有利的位置，不战自退，他们后来吃这战法的亏吃大了！

杨涟上疏自辩，引咎辞职，请皇上定夺。他说：“望皇上能明白臣的心迹，放臣为急流勇退之人。”——我退了，还能说我有拜相的野心吗？

交了奏疏后，他就打好行李，跑到京城以外去听通知了。

按惯例，像这种没影儿的事，皇帝是根本不会信的。臣下做个姿态，中外就都明白了，皇帝再下个诏挽留，不许辞职，事情便可了结。

一开始，也正像这个程序一样。天启觉得杨大胡子不能走，但杨涟此刻已经在城外待命了。这个姿态，很坚决，是否真的需要放他回去一段，以便洗刷名誉呢？天启有点儿犹豫了。

魏忠贤这时听到消息，心中大喜：天爷呀，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啊！

这时他原本正处在郁闷中。九月，杨涟头一个上本，参他盗宝，众阁臣紧跟，连方从哲都联了名（可见浙党起初并非与魏忠贤穿一条裤子）。十一月，又被老家伙王安鞫问了一回，险些翻车。现在，总算是侥幸没事了，要抓住机会把杨涟撵走，以报一箭之仇。

可是，以他现在的狼狈处境，如何能干掉杨涟这当代第一大红人呢？

他跑去找客氏。

客氏冷静分析了形势，微微一笑，有办法了！她要为天启亲自办一桌“老太家宴”，做天启最喜欢吃的炒鲜虾和人参笋，请皇帝美餐一顿，然后在饭桌上进言，这就比较有把握。

人事问题有时候就是请客吃饭，客氏深谙此道。

天启果然上套，兴冲冲地来了。

大嚼之际，客氏站在桌边伺候，一面就信口开聊。聊到杨涟，客氏说：“杨大胡子劳苦功高，里外奔跑，不容易。今日他要急流勇退，陛下您应该如其所请，以遂其心。这样呢，他也可为人楷模。”

天启的智力应该是没有问题，但就是遇到复杂的正事不愿多想。他哪能听出这里边的奥妙，未等饭毕，就答应了：“好好，放这老爷子回去。”

十二月，诏下，准杨涟回家闲住。杨涟接旨后，可能感到非常意外，想不出头绪来，但也没办法，只好返回应山老家，真的急流勇退了。

杨涟是顾命诸臣之一，当时为天下最负盛名的忠臣，对两代皇帝都有拥立之功。此次突然被放归，东林党人当然感到惶惑，不知打击从何而来。马上就有人上疏，要求把他召回。

天启元年（1621）正月十一日，御史马逢皋上疏，大声疾呼：“力促移宫究竟是功还是过？如果移宫有过，那不应是杨涟一个人负责，参与的人多了。如今真正的罪人未除，而揭发者却向隅而泣；陛下始安，而护卫之人，却沦为江上之客！杨涟此时求去，不过是表明为臣的气节而已。陛下亦知杨涟去后事态物情将如何，何不立刻将他召回？”

马逢皋所说句句在理，逻辑严密。天启不知如何回答，他大概也有点儿意识到不对。正在犹豫间，魏忠贤跑来请皇上去西苑溜冰。这个溜冰，并不是现代的溜冰，而是天启自己发明的冰上拖床，前面用人力拉，拖床可在冰上往来如飞。

天启马上抓住魏忠贤问：“马逢皋要我召回杨涟，你看如何答复才好？”

魏忠贤说：“小臣明白，马御史这是要保护杨大胡子。杨涟是个忠臣不假，可陛下您让他回家去，也是顺从他本意，没有什么责罚的意思啊。”

天启对这回答很满意，想了一会儿说：“朕知道杨涟忠直，暂准他告病就是了。”算他请了病假，这下大家不会再说什么了吧？

此后，又有御史高弘图上疏，再提此事。天启竟大怒，还有完没完！他批复：“此乃摇惑视听，背公植私，着令革去高弘图官职。”后经阁臣说情，才改为罚俸二年。

寥寥数语，就能让杨涟离职还乡——连当朝楷模都被干倒了，魏忠贤怎能不欣喜若狂？

就在杨涟离京的那天，魏忠贤来到席市街的客氏宅内，与客氏大唱醉酒歌，热烈拥抱，共庆腊月里炸了惊雷！

此时此刻，真可谓千杯不醉啊。对东林党首要人物的偷袭，竟然就这么轻易得手了。魏忠贤从这个案例中，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权术。

东林党方面对此事的态度，让人甚感疑惑。那时叶向高不在朝中，但刘一韩、周嘉谟这样的头牌人物，为何没群起而阻拦？这甚是奇怪。是为了尊重杨涟的意愿，还是为了避“党同”之嫌？总之无论怎样，都太迂腐了！

杨涟回原籍闲住，固然无损于他本人什么，对整个东林阵营来说，损失似乎也不太大。因为杨大胡子之忠，在天启心里是扎了根的，谁也动摇不了。果然，一年多以后，移宫案的余波完全平息，天启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杨涟。

天启二年（1622），杨涟起复，用为礼科都给事中，这几乎已是副部级了，不久又升为太常寺少卿。天启三年（1623）又升左佥都御史。天启四年（1624）春，升左副都御史，成为监察部的副长官，权力大得很，这都是后来的事。

而就在他闲置的这一年多里，情况已大为不同。魏忠贤已非复吴下阿蒙，成了气候了！

最重要的是，东林方面这一次小小的失利，导致的结果是，让魏忠贤有了一个空隙，来扳倒东林党在内廷的盟友王安。

就杨涟的威望以及他的耿直来说，若在朝中，必不会坐视王安被贬，一定会出手援救。他出来说话，天启也一定能接受。同时魏忠贤也会有所忌惮，不敢下太狠的手。内廷的这条防线，就有可能不会被突破。那样的话，魏忠贤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崛起。

可惜！当时东林党心目中最大的政敌，还是“三党”的散兵游勇，没有人警惕魏忠贤。

等杨涟在家听到消息时，王安已不能复生了。惺惺相怜，唯有泪千行。

这是杨大胡子死也不能瞑目的一件事！

这个转折时刻，杨涟虽然回乡了，但天启改元，朝中气象仍是一新，没有人意识到有什么不妥。

当时的局面是：东林主政，客、魏侧目，天启只顾玩游戏。说起来，客、魏甚至还够不上一派势力。东林党人纷纷还朝后，志得意满，有人就想杀邪党的威风，出一出万历末年被迫咽下的那口气。

他们首先点的一把火，是追论三大案。礼部尚书孙慎行最先发难，追究已经下野的前首辅方从哲。天启元年（1621）四月，孙慎行上疏，说方从哲祸国之罪数不胜数，主张急讨此贼，以雪不共戴天之仇。在上疏中，明指泰昌帝之死是方从哲幕后指使人谋害的，帽子大得足以吓死人。

孙慎行是正人君子，但思维未免太过偏激。他认为，方从哲在叶向高离职后，独相六年，而三大案和辽事大坏，都是在这期间发生的。方从哲作为首辅，不图振作，首鼠两端，所以说肯定是历史罪人。

其实这个思路有很大的盲点。万历年间的一切事情，要负总责的，无疑是万历帝本人。方从哲的过错，不过是不敢抗争而已。至于他是否真的打算误国亡国，没有证据。说他这期间没有政绩，或者说他浑浑噩噩，还差不多。但是，如果换个角度考虑，如果方从哲真的有主见，恐怕万历也不会让他当六年的独相，早把他赶下台了。

孙慎行的奏疏递上后，天启只是例行发下，让众臣讨论处理办法。结果，在朝中引起一场激烈的大争论。东林党中坚分子魏大中等人，坚决支持孙慎行；而方从哲的势力，则群起反驳。两边一交手，给魏忠贤的崛起创造了大好时机。

清代史学家赵翼说，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廿二史札记》），说的就是东林门户之见太深，容不得人。

其实方从哲在泰昌元年（1620）年底，就因舆论压力太大，已经主动引退，这说明他还是有一定廉耻心的。如此打落水狗，痛快则痛快，却造成了新的动荡与分化。很多事情，从此有了不可预见性。

孙慎行的过度追责之举，是后来局面恶化的最初起因。后世史家一般都认为这是多此一举，甚至还有人认为，这个过错不可饶恕。

我们再来看，与顾宪成、邹元标同为“东林三君”的赵南星，在天启三年（1623）也有过极端的做法，好心不见得办好事。

赵南星在明末曾两次主持京察，因而名声大振。万历二十一年（1593）出任吏部考功郎中，为吏部级别最高的司官，与吏部尚书孙（lóng）一道，主持当年的京察。

这人的敬业精神很不得了，据《东林列传》载，京察最忙时，他伏案良久，全神贯注，有蜘蛛在他耳边吐丝结网仍浑然不觉。他是个疾恶如仇的人，使起铁腕来六亲不认，一律秉公澄汰。就连孙的外甥吕胤昌、阁老赵志皋的亲兄弟，还有赵南星本人的姻亲王三余，也都一样被免职。一时之间，朝野称快，谓此次京察为大明立国二百年来所仅见。

赵南星如此激进，触怒了当时的内阁首辅王锡爵等，发动言官围攻他。最后，赵南星被削籍为民。闲居二十六年后，于泰昌即位后方才还朝。天启二年（1622）任左都御史，一年后任吏部尚书，再次主持京察，慨然以廓清天下为任。这气概固然是好，但不免持之过甚。

这次他旧事重提，指责给事中亓诗教（齐党）、赵兴邦（浙党）和官应震、吴亮嗣（楚党）过去曾结党乱政——这几个人，确实曾为郑贵妃张过目，但那已是陈年旧事了。郑贵妃在万历死后淡出舞台，三党也全部瓦解，大可放过不提，以利于朝政稳定。但赵南星却不放过，写了一篇《四凶论》，要扒这四个人的皮，其意气用事，一如前次主持京察时。

这也是一件为渊驱鱼的事。

著名的明清史家谢国桢，对此有高见，认为赵南星此举，是逼迫三党做恶人，让他们无自新之路。

赵南星的文笔好，著名的《明清笑话四种》里的《笑赞》，就是老先生的大手笔。里面的《屁颂文章》《贼说话》《和尚》等篇什，也能让人笑疼肚皮。可惜，他打击起政敌来，却没有这般宽松心态。

在这方面，邹元标倒是很懂得和谐之道。《明史》上说，邹元标在还朝以后，“时朋党方盛，元标心恶之，思矫其弊，故其所荐引不专一途”。昔日东林友人见他竟然保举异己分子，怀疑他晚节不终，他也不计较，只是说：“大臣与言官不同，挑刺找毛病是言官的事；而大臣只要不是大利害，就要以国体为重，怎么能像少年那样轻举妄动？”

谢国桢先生激赏他这一态度，说，当时的大臣们若全有邹元标的态度，天启间的政局不至于弄得这样的糟，也绝不会有魏阉当政这样的惨变出来。

此外，强硬派杨涟对朋党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时下的门户之见，凡讲一人，先不论贤与不肖，便问是哪一路人；亦不问其能为用否，就只问其走哪人的路子。如其为哪路，便谓之邪党，更不问做何邪事。”

这是非常可叹的偏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