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又碰上了好运气。若在嘉靖以前,一个宦官再怎么牛,也不要指望会有大批廷臣来投靠,若有人愿意跟你暗通款曲,就已很不错了。但是到了万历末年,情形已大为不同。士大夫(知识分子)里有一批人,基本上连脸都不要了。
不要脸的原因,在于道德已经崩溃。
明朝是最先将科举试题八股化的朝代,做文章一讲八股,就等于把道德文章变成了技术性文章。学孔孟,成了大家公认的敲门砖,用完了就可以扔,傻瓜才会在实践上照着办。
道德一松弛,人与禽兽也就相差无几,社会上就该信奉狼性了。世俗族群中,宗教的力量一般不能约束人的行为,唯一能让人在作恶方面有所收敛的,是死后的名声。但是,恶人看问题,一般都着眼于利益兑现,谁还管他死后如何?
明朝到了晚期,一切末世的景象都出来了。不光是做官的,连普通老百姓都竞相追求奢靡。金银打造的溺器,在富贵人家很流行;小民则宁肯背债,也要穿绸缎装阔。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贪,成功就在于腰包里的银子重量。士大夫在这种背景下,不要脸自然是大势所趋了。
当道德的裤腰带一松,就什么都敢干了!
过去,廷臣要是想勾结宦官,通过宦官在皇帝那里美言,须得偷偷摸摸。一旦泄露,那就跟在闹市里偷窃被当场擒获一样丢人。
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就是因为跟大太监冯保结成了政治同盟,很为士林所不齿,影响到死后名声也一直不大好。
现在不同了,有奶便是娘啊。一批人忽然想明白了,宦官的奶又毒不死人,怕什么?无非就是“人而无仪”——不要脸就是了。
从天启二年(1622)起,在与东林党的前哨战中,魏忠贤欣喜地看到:一批重要官员要来吃他的奶了。
他的策略是:来者不拒。
这与东林党的人事策略形成鲜明对照。东林党是一伙正人君子不假,但是在官吏任用上有极端倾向,非我一类,务要斩尽杀绝。
天启二年,正是东林党气势最盛的时候,一批中间人士甚至少数邪党中人,都有前来依附之意。如果东林党此时宽以待人,不难达到天下晏然。可是他们恰在这个时候,又重新追论“三大案”,其调门之高,等于全面宣告党争。浙党党魁方从哲,被他们指为炮制红丸案谋害泰昌帝的主谋,有“十罪”“三可杀”之说。同时,还指责有关涉案官员大逆不道,便是诛杀亦不能抵罪。
都说“水至清则无鱼”,可他们偏就要求水至清!
这样,大批在三大案前后表现不佳的官员,地位就受到了威胁。虽然天启听取了东林党人中头脑清醒者的意见,并未对三案有关人员实行严讯,处理得非常谨慎,但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一部分邪党人士仍感难以自处,不得不另外寻求保护伞。
他们在惊惶中忽然看到,魏忠贤那里,正高高地撑着一把大红伞。
真是天助我也!
人们提倡从善如流,但实际上从恶也是如流的。哪个地方好投奔,就往哪里奔吧!
从天启元年(1621)开始,陆续有百余名文武臣僚投靠魏忠贤,成为魏控制外廷的爪牙。据有人统计,这批外廷诸臣中,进士出身的比例相当大,这无疑是给魏忠贤送来了一支劲旅。
正因为有这些无耻官僚的加入,阉党才能成为一大势力。阉党的成员,实力已不输于东林党半分了,所不同的无非就是鲜廉寡耻。
这些阉党官员,按照官职高低和各自特长,分为几个层次。
头一等,阁臣级的,有两位大佬:顾秉谦和魏广微。
顾秉谦是昆山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进士。原任礼部尚书,在天启元年就开始依附魏忠贤,两年后得以入阁。《明史》对他的评价是“庸劣无耻”。杨涟则公开说他是“门生阁老”,谁的门生?魏大宦竖!他曾与魏广微共同编了一册《缙绅便览》,也就是官员名录,其中在东林党人的姓名旁点上墨点,所恨极重者三点,次者二点,又次者一点。共点了叶向高等七十余人,交给魏二爷,让魏在天启面前品评官员时参考。
魏广微,北直隶南乐(今河南省南乐县)人,是原侍郎魏允贞之子。魏允贞是个很正直的官员,但这个儿子却不肖,其人阴狡。他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进士,任南京礼部侍郎。魏忠贤势大后,他以同乡同姓相结交,随后升礼部尚书并入阁。他怕魏忠贤搞不清内廷宦官谁是自己人,就向魏进呈了一份六十人名单,按照亲疏程度,在姓名旁各加三圈、两圈不等,让老魏陆续起用和提拔。他当了阁臣后,交付魏忠贤的书信,封皮上都要题上“内阁家报”四个字,公开认了同宗,时人索性称他为“外魏公”。
这个魏广微与魏忠贤的关系,有些曲折。一开始,他还不是死心塌地,还想跟东林党人也拉上一点儿关系。他的父亲魏允贞,与东林党要人赵南星是至交,他入阁后,曾经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想拉关系。但赵南星就是不见,并且叹息曰:“魏允贞无子!”自此,魏广微才铁了心跟随魏忠贤。但后来在杨涟上疏事件中,他又颇不自安,上疏为杨涟讲情,因而触犯了魏忠贤,在天启五年(1625)不得不请辞,脱离阉党。当然,最终还是被定为逆案中人,判了充军。
这两位阁老,位极人臣,却不顾脸皮逢迎魏忠贤,甘受奴役,开了阁臣为宦竖充当走狗的恶例。
在他们两人之后,还有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等入阁,同样也充当了魏忠贤的走狗。
阁臣往下,就是文臣中的“五虎”,专为魏忠贤出谋划策。
“五虎”之首崔呈秀,蓟州(今天津市蓟州区)人。这是阉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进士,天启初年为御史,后又巡抚淮、扬,为人卑污狡狯,不修德行。最初东林党势力极盛时,他有心依附,力荐李三才入阁,并要求加入东林,但遭到拒绝,闹得灰头土脸。天启四年(1624),都御史高攀龙揭发其贪污受贿,吏部尚书赵南星等建议将他发配充军。天启也下诏同意将他革职,听候审查。
崔呈秀见大势不好,连夜奔走魏忠贤的宅门,叩头流涕,请求援助。他声称:高、赵二人是挟私报复,请魏公公做主,并表示愿给魏忠贤做儿子,呼之以父。魏忠贤当时正受到廷臣空前规模的围攻,急需在外廷有人帮把手,见崔呈秀如此有诚意,大喜。第二天就出“中旨”(不用内阁票拟),免了崔呈秀的审查。
魏忠贤从此将崔呈秀视为心腹,日与谋划。崔呈秀和最早投靠魏忠贤的刑科给事中霍维华,同为阉党的高级智囊,直接参与内外廷各项机密。
到天启五年(1625)正月,给事中李恒茂上疏为崔呈秀翻案,天启也变了主意,认为崔是被东林党诬陷的,准他官复原职,不久后升任工部右侍郎,督修三大殿。魏忠贤当时借口巡视工程,每天要到外朝来一趟,每次都要屏去左右,与崔呈秀密语一番。
这个家伙还编撰了《天鉴录》和《同志录》两本东林党人黑名单,按等级加圈加点,提供给魏忠贤,以便逐一贬斥。魏忠贤按图索骥,清流善类由此一扫而空。
崔呈秀后来居上,深受魏忠贤信任。以至于一些趋炎附势之徒想巴结魏老大,都要通过他。很快在他名下居然也聚集起大批朝臣,俨然成为一个大盟主。
天启七年(1627)八月,阉党最鼎盛时,他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一手抓兵权,一手抓监察,权倾朝野,不可一世。可惜戏到高潮时,也就快要散了。
“五虎”的其他四位是吴淳夫、倪文焕、田吉、李夔龙。这几个,大都是万历末年因故被劾被纠,又在天启五年以后,逐渐靠上阉党的。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投靠阉党之后,都晋升得极快。尤其是吴淳夫,一年中六迁,官至极品,由兵部郎中累进工部尚书,加太子太傅。这是除了入阁以外,把官做到顶了。
与文臣的“五虎”相对应,武将里也有“五彪”,是专给魏忠贤充当打手和杀手的。
“五彪”之首是田尔耕,他是任丘(今河北省任丘市)人,因老爹当过兵部尚书,他本人得以荫锦衣卫职,官至左都督。天启四年后,执掌锦衣卫,成了特务总头子。其人狡猾阴险,又与魏忠贤的侄儿魏良卿是好友。魏忠贤兴起大狱整治东林党人,他出力甚多。
《明史》称,彼时侦卒四出,罗织无辜,入狱者皆不得出。在田尔耕把持下,锦衣卫如同地狱,外人望之,不啻屠宰场!就古代的通信水平和组织能力来说,这家伙在整治东林党时搞的恐怖活动,网罗之严密,反应之迅速,现代人远不及。那时的一位亲历者,对此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留在后面再述。
田尔耕与魏忠贤关系密切,情同父子,时有歌谣称之为“大儿田尔耕”,且又与魏广微是儿女亲家,其关系盘根错节。凡他出的阴损主意,魏忠贤都言无不纳。那些想入阉党的无耻之徒,多是通过走他的门路来投靠的,以至家门都要被人挤爆。
“五彪”里的另一位许显纯,也极有名。他是定兴人,老爹是驸马都尉,本人是武举出身,任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后投靠魏忠贤,当了魏的“义子”。天启四年(1624),魏忠贤觉得原镇抚司的头头刘侨办案不力,就换上了这个杀人魔头。
此人性情极端残暴,搞逼供信很有一套。东林党人里,有数十人惨死于许显纯之手,史书上的有关记载,可谓字字滴血!所有东林党人犯的“口供”,都是他一人编造出来的。每逢鞫问,魏干爹都要派人来,坐在他身后旁听,名曰“听记”。许显纯对干爹毕恭毕敬,如果哪天听记的宦官偶然未到,他就袖手不敢审讯。
“五彪”的其他三位是崔应元、孙云鹤、杨寰。三人都是厂、卫中级官员,凡是许显纯谋害东林党人的事,三人都有所参与。
如此,魏忠贤手下,文有“小诸葛”,武有“来俊臣”,又愁何事不成?
再往下一等,则是“十孩儿”。这一层,属于散布在朝中的骨干力量,代表人物为御史石三畏、太仆寺少卿鲁生等。
又下一等,是“十狗”,顾名思义就是狗腿子。代表者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
最后,还有“四十孙儿”,估计是死活都要往上巴结的虾兵蟹将,攀不上“义子”,当孙子也成——脸都不要了,认个没卵的爷爷又有什么丢人?
除了这些无耻“儿孙”外,还有大批文臣也在阉党之列,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地都有魏氏死党。
这个外廷爪牙团队,也是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魏忠贤在整个天启年间,不断在充填这个框架,从刚开始一个小小的给事中来投靠,他都欣喜若狂,到后来对阁老也敢颐指气使,如斥家奴。
正是无良朝臣的软骨,使魏忠贤的胆子越来越大,对“众正盈朝”的东林党阵营,也敢步步进逼了,直至迫使对方退无可退,唯有背水一战。
据今人苗棣先生统计,在后来被定为“逆案”人员的二百多人中,除去魏、客及其亲属亲信外,共有一百九十四名各级文官在列。其中,竟有一百五十九人为进士出身,占总数八成以上。这个统计,令人震惊。
一个高素质、高学历的邪恶集团,一个以孔孟之道为招牌的无耻队伍,他们所玩的花样,远比文盲加流氓更精致,同时,他们的堕落也就更不可饶恕。
明朝,是唐末以来太监为祸最烈的一个朝代。本朝的王振、刘瑾,几乎已玩得登峰造极了。当然,他们的下场也极其悲惨。王振被人用铁锤砸烂了脑袋,刘瑾被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尤其是刘瑾,死前被杖刑、扇耳光,备受侮辱。行刑的头一日,剐了三百五十七刀,晚间羁押在宛平看守所,尚能食粥两碗。第二天继续剐,因他在行刑过程中不断说出宫内秘事,刽子手便往他嘴里塞了两个核桃堵嘴,又割了几十刀后气绝。剐够了刀数后,有圣旨下,予以锉尸、免枭首(锉尸一般是把尸体砍烂,然后砍头)。刽子手接旨后,对准死了的刘瑾,当胸一大斧,骨肉顿时飞出数丈远,受害之家争抢其肉。
前朝这样的史实,进士出身的知识分子官员不可能不清楚。阉竖专权,罕有好结局。可是,他们为何还要前赴后继地投靠阉竖?
说白了,还是为了贪,为了威风。苗棣先生总结道,投靠阉党的文官分三类:位置本来就很高的公卿,要保官;原是邪党成员的,要翻身;下层的小官僚,一心想往上爬。
只有当了高官,才能敞开怀抱受贿,安插私人,挟嫌报复,把几十年寒窗苦读的投资加倍捞回来。
他们根本不想留一世清名,更不想留万世英名。捞一天算一天,等船翻了再说船翻的事。
他们也有理念,那就是投机主义——老天是瞎眼的,百姓是无权的,皇帝被彻底蒙蔽住了。天地间,还有什么人能阻挡我辈为恶?
他们知道,唯有“清流”能做到。
因此,他们视东林党为寇仇。有我,就没有你!
外廷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大战,在天启四年(1624)呈白热化。而其前哨战,则自泰昌元年(1620)的年底就已打响,只是史家多不论及罢了。
当时,魏忠贤首选的发难目标,是在移宫案中立有大功的杨涟。当然,他那时的实力,还远不能与杨涟相比,因此他用的是阴招儿。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县(今湖北省广水市)人,长了一把大胡子,想必是“美髯公”。杨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进士,曾任常熟知县,在任几年,野无饿殍,狱无冤囚,是受百姓拥戴的好官员。在几次考核中,他的政绩和廉洁度都名列全国第一,引起了吏部重视,不久就提为户科给事中(财政系统监察官),后又任兵科右给事中,这是吏部看中了他的耿直与疾恶如仇。
前面说过,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大明开始多事。万历帝病危,郑贵妃恋权,图谋封皇后。杨涟挺身而出,力促让太子守候在万历帝床前,保证了皇权平稳过渡。万历死后,郑贵妃仍要泰昌帝封她为皇太后。杨涟再次出头,坚决反对。
杨涟敢于坚持原则,泰昌帝则报以青眼。在一个月后,泰昌帝病危,临终前,破例将杨涟这个小臣列入顾命大臣之列,其荣耀非同一般。(www.daowen.com)
泰昌帝死后,其嫔妃李选侍又恋权,挟持嗣君,占住乾清宫闹事。又是杨涟冲锋陷阵,把李选侍从乾清宫撵走。“杨大胡子”因而名动天下。
杨涟并不是仇视李选侍,他只是不希望出现政局动荡。移宫案后,他曾经说:李选侍不走,无以尊天子;眼下她既然走了,就应厚待。这看法还是相当通人情的。
魏忠贤恰在移宫案中站错了队,被杨涟当面挖苦甚至呵斥过。泰昌元年(1620)九月,曾有一批廷臣上疏,请追究魏忠贤的罪责,杨涟是第一个起来揭发魏的。魏那时与外廷接触不多,于是杨涟就成了他在外廷的第一号仇敌。
泰昌元年(1621)十月二十四日,李选侍刚搬过去养老的哕鸾宫,突发大火,引起内外不安。魏忠贤和其他一些站错队的宦官,便趁机造谣,说给李选侍的待遇太不好,她已自缢身亡,唯一的女儿皇八妹也投井自尽了!御史贾继春等人听信谣言,给内阁写了信,为李选侍鸣不平。
对此,杨涟特地写了《移宫两朝始末记》,予以辟谣。天启那时脑子还清醒,也下诏说明了情况,指李氏恶毒,曾长期欺凌他的生母和他自己,现在如此对她,已算是很开恩了。
天启也知道杨涟忠心,对杨涟写的《移宫两朝始末记》大加赞扬,说杨涟是志安社稷,于国有功。
贾继春等人不服,又上疏诬蔑杨涟勾结王安,企图挤走当时的内阁首辅方从哲,自己当首辅。
这实际上就已经是东林党与邪党之争了。而杨涟在此时,表现出了东林党人的一贯迂执——你说我有问题,那好,我就辞职以明志。当然,这也是明朝文臣的习惯做法,只是东林党人做得比较决绝而已。
而这,无异让出了战场上有利的位置,不战自退,他们后来吃这战法的亏吃大了!
杨涟上疏自辩,引咎辞职,请皇上定夺。他说:“望皇上能明白臣的心迹,放臣为急流勇退之人。”——我退了,还能说我有拜相的野心吗?
交了奏疏后,他就打好行李,跑到京城以外去听通知了。
按惯例,像这种没影儿的事,皇帝是根本不会信的。臣下做个姿态,中外就都明白了,皇帝再下个诏挽留,不许辞职,事情便可了结。
一开始,也正像这个程序一样。天启觉得杨大胡子不能走,但杨涟此刻已经在城外待命了。这个姿态,很坚决,是否真的需要放他回去一段,以便洗刷名誉呢?天启有点儿犹豫了。
魏忠贤这时听到消息,心中大喜:天爷呀,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啊!
这时他原本正处在郁闷中。九月,杨涟头一个上本,参他盗宝,众阁臣紧跟,连方从哲都联了名(可见浙党起初并非与魏忠贤穿一条裤子)。十一月,又被老家伙王安鞫问了一回,险些翻车。现在,总算是侥幸没事了,要抓住机会把杨涟撵走,以报一箭之仇。
可是,以他现在的狼狈处境,如何能干掉杨涟这当代第一大红人呢?
他跑去找客氏。
客氏冷静分析了形势,微微一笑,有办法了!她要为天启亲自办一桌“老太家宴”,做天启最喜欢吃的炒鲜虾和人参笋,请皇帝美餐一顿,然后在饭桌上进言,这就比较有把握。
人事问题有时候就是请客吃饭,客氏深谙此道。
天启果然上套,兴冲冲地来了。
大嚼之际,客氏站在桌边伺候,一面就信口开聊。聊到杨涟,客氏说:“杨大胡子劳苦功高,里外奔跑,不容易。今日他要急流勇退,陛下您应该如其所请,以遂其心。这样呢,他也可为人楷模。”
天启的智力应该是没有问题,但就是遇到复杂的正事不愿多想。他哪能听出这里边的奥妙,未等饭毕,就答应了:“好好,放这老爷子回去。”
十二月,诏下,准杨涟回家闲住。杨涟接旨后,可能感到非常意外,想不出头绪来,但也没办法,只好返回应山老家,真的急流勇退了。
杨涟是顾命诸臣之一,当时为天下最负盛名的忠臣,对两代皇帝都有拥立之功。此次突然被放归,东林党人当然感到惶惑,不知打击从何而来。马上就有人上疏,要求把他召回。
天启元年(1621)正月十一日,御史马逢皋上疏,大声疾呼:“力促移宫究竟是功还是过?如果移宫有过,那不应是杨涟一个人负责,参与的人多了。如今真正的罪人未除,而揭发者却向隅而泣;陛下始安,而护卫之人,却沦为江上之客!杨涟此时求去,不过是表明为臣的气节而已。陛下亦知杨涟去后事态物情将如何,何不立刻将他召回?”
马逢皋所说句句在理,逻辑严密。天启不知如何回答,他大概也有点儿意识到不对。正在犹豫间,魏忠贤跑来请皇上去西苑溜冰。这个溜冰,并不是现代的溜冰,而是天启自己发明的冰上拖床,前面用人力拉,拖床可在冰上往来如飞。
天启马上抓住魏忠贤问:“马逢皋要我召回杨涟,你看如何答复才好?”
魏忠贤说:“小臣明白,马御史这是要保护杨大胡子。杨涟是个忠臣不假,可陛下您让他回家去,也是顺从他本意,没有什么责罚的意思啊。”
天启对这回答很满意,想了一会儿说:“朕知道杨涟忠直,暂准他告病就是了。”算他请了病假,这下大家不会再说什么了吧?
此后,又有御史高弘图上疏,再提此事。天启竟大怒,还有完没完!他批复:“此乃摇惑视听,背公植私,着令革去高弘图官职。”后经阁臣说情,才改为罚俸二年。
寥寥数语,就能让杨涟离职还乡——连当朝楷模都被干倒了,魏忠贤怎能不欣喜若狂?
就在杨涟离京的那天,魏忠贤来到席市街的客氏宅内,与客氏大唱醉酒歌,热烈拥抱,共庆腊月里炸了惊雷!
此时此刻,真可谓千杯不醉啊。对东林党首要人物的偷袭,竟然就这么轻易得手了。魏忠贤从这个案例中,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权术。
东林党方面对此事的态度,让人甚感疑惑。那时叶向高不在朝中,但刘一韩、周嘉谟这样的头牌人物,为何没群起而阻拦?这甚是奇怪。是为了尊重杨涟的意愿,还是为了避“党同”之嫌?总之无论怎样,都太迂腐了!
杨涟回原籍闲住,固然无损于他本人什么,对整个东林阵营来说,损失似乎也不太大。因为杨大胡子之忠,在天启心里是扎了根的,谁也动摇不了。果然,一年多以后,移宫案的余波完全平息,天启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杨涟。
天启二年(1622),杨涟起复,用为礼科都给事中,这几乎已是副部级了,不久又升为太常寺少卿。天启三年(1623)又升左佥都御史。天启四年(1624)春,升左副都御史,成为监察部的副长官,权力大得很,这都是后来的事。
而就在他闲置的这一年多里,情况已大为不同。魏忠贤已非复吴下阿蒙,成了气候了!
最重要的是,东林方面这一次小小的失利,导致的结果是,让魏忠贤有了一个空隙,来扳倒东林党在内廷的盟友王安。
就杨涟的威望以及他的耿直来说,若在朝中,必不会坐视王安被贬,一定会出手援救。他出来说话,天启也一定能接受。同时魏忠贤也会有所忌惮,不敢下太狠的手。内廷的这条防线,就有可能不会被突破。那样的话,魏忠贤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崛起。
可惜!当时东林党心目中最大的政敌,还是“三党”的散兵游勇,没有人警惕魏忠贤。
等杨涟在家听到消息时,王安已不能复生了。惺惺相怜,唯有泪千行。
这是杨大胡子死也不能瞑目的一件事!
这个转折时刻,杨涟虽然回乡了,但天启改元,朝中气象仍是一新,没有人意识到有什么不妥。
当时的局面是:东林主政,客、魏侧目,天启只顾玩游戏。说起来,客、魏甚至还够不上一派势力。东林党人纷纷还朝后,志得意满,有人就想杀邪党的威风,出一出万历末年被迫咽下的那口气。
他们首先点的一把火,是追论三大案。礼部尚书孙慎行最先发难,追究已经下野的前首辅方从哲。天启元年(1621)四月,孙慎行上疏,说方从哲祸国之罪数不胜数,主张急讨此贼,以雪不共戴天之仇。在上疏中,明指泰昌帝之死是方从哲幕后指使人谋害的,帽子大得足以吓死人。
孙慎行是正人君子,但思维未免太过偏激。他认为,方从哲在叶向高离职后,独相六年,而三大案和辽事大坏,都是在这期间发生的。方从哲作为首辅,不图振作,首鼠两端,所以说肯定是历史罪人。
其实这个思路有很大的盲点。万历年间的一切事情,要负总责的,无疑是万历帝本人。方从哲的过错,不过是不敢抗争而已。至于他是否真的打算误国亡国,没有证据。说他这期间没有政绩,或者说他浑浑噩噩,还差不多。但是,如果换个角度考虑,如果方从哲真的有主见,恐怕万历也不会让他当六年的独相,早把他赶下台了。
孙慎行的奏疏递上后,天启只是例行发下,让众臣讨论处理办法。结果,在朝中引起一场激烈的大争论。东林党中坚分子魏大中等人,坚决支持孙慎行;而方从哲的势力,则群起反驳。两边一交手,给魏忠贤的崛起创造了大好时机。
清代史学家赵翼说,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廿二史札记》),说的就是东林门户之见太深,容不得人。
其实方从哲在泰昌元年(1620)年底,就因舆论压力太大,已经主动引退,这说明他还是有一定廉耻心的。如此打落水狗,痛快则痛快,却造成了新的动荡与分化。很多事情,从此有了不可预见性。
孙慎行的过度追责之举,是后来局面恶化的最初起因。后世史家一般都认为这是多此一举,甚至还有人认为,这个过错不可饶恕。
我们再来看,与顾宪成、邹元标同为“东林三君”的赵南星,在天启三年(1623)也有过极端的做法,好心不见得办好事。
赵南星在明末曾两次主持京察,因而名声大振。万历二十一年(1593)出任吏部考功郎中,为吏部级别最高的司官,与吏部尚书孙(lóng)一道,主持当年的京察。
这人的敬业精神很不得了,据《东林列传》载,京察最忙时,他伏案良久,全神贯注,有蜘蛛在他耳边吐丝结网仍浑然不觉。他是个疾恶如仇的人,使起铁腕来六亲不认,一律秉公澄汰。就连孙的外甥吕胤昌、阁老赵志皋的亲兄弟,还有赵南星本人的姻亲王三余,也都一样被免职。一时之间,朝野称快,谓此次京察为大明立国二百年来所仅见。
赵南星如此激进,触怒了当时的内阁首辅王锡爵等,发动言官围攻他。最后,赵南星被削籍为民。闲居二十六年后,于泰昌即位后方才还朝。天启二年(1622)任左都御史,一年后任吏部尚书,再次主持京察,慨然以廓清天下为任。这气概固然是好,但不免持之过甚。
这次他旧事重提,指责给事中亓诗教(齐党)、赵兴邦(浙党)和官应震、吴亮嗣(楚党)过去曾结党乱政——这几个人,确实曾为郑贵妃张过目,但那已是陈年旧事了。郑贵妃在万历死后淡出舞台,三党也全部瓦解,大可放过不提,以利于朝政稳定。但赵南星却不放过,写了一篇《四凶论》,要扒这四个人的皮,其意气用事,一如前次主持京察时。
这也是一件为渊驱鱼的事。
著名的明清史家谢国桢,对此有高见,认为赵南星此举,是逼迫三党做恶人,让他们无自新之路。
赵南星的文笔好,著名的《明清笑话四种》里的《笑赞》,就是老先生的大手笔。里面的《屁颂文章》《贼说话》《和尚》等篇什,也能让人笑疼肚皮。可惜,他打击起政敌来,却没有这般宽松心态。
在这方面,邹元标倒是很懂得和谐之道。《明史》上说,邹元标在还朝以后,“时朋党方盛,元标心恶之,思矫其弊,故其所荐引不专一途”。昔日东林友人见他竟然保举异己分子,怀疑他晚节不终,他也不计较,只是说:“大臣与言官不同,挑刺找毛病是言官的事;而大臣只要不是大利害,就要以国体为重,怎么能像少年那样轻举妄动?”
谢国桢先生激赏他这一态度,说,当时的大臣们若全有邹元标的态度,天启间的政局不至于弄得这样的糟,也绝不会有魏阉当政这样的惨变出来。
此外,强硬派杨涟对朋党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时下的门户之见,凡讲一人,先不论贤与不肖,便问是哪一路人;亦不问其能为用否,就只问其走哪人的路子。如其为哪路,便谓之邪党,更不问做何邪事。”
这是非常可叹的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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