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在内廷和后宫横行霸道，所遇到的抵抗很微弱。王安虽有威望，但性格疏阔，心肠软，太低调，不似老辣的政治人物，被魏忠贤施以诡计轻松干掉。后宫的娘娘们更是缺乏政治斗争经验，无法招架客、魏这一对恶狼。

但是想要专权，仅仅摆平了宫里边还不够，因为明朝的中枢行政实行的是二元制，皇帝和司礼监掌握着一部分权力，另有一多半的政务，是掌握在外廷大臣手里的。就政务的透明度和君臣制衡机制的有效性来说，明朝要远超过以前各代。因此，魏忠贤必须要在外廷也打开局面。

说到泰昌和天启初年的外廷局面，可以说是最不利于魏忠贤这样的“大珰”胡闹的了，因为那时候有个势力强大的“东林党”。

东林党，这个名字很响亮，与正人君子几乎是同义词。

在这个名头下，聚集着一批赫赫有名的正直廷臣，如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赵南星、郭正域、叶向高、孙慎行、邹元标、刘一、韩、周嘉谟、周朝瑞、杨涟、左光斗等。这样的正直之士，朝中只要有一两个，就够魏忠贤喝一壶的了。何况在天启之初，他们盘踞了各路要津，深受泰昌、天启两代皇帝信任，势力正盛。甚至史书上有一个成语，似乎就是专为他们而创制的，叫作“众正盈朝”。

东林党，巍然挺立。看魏忠贤掀起的滔天浪，如何能击垮这一条正义的大堤！

老奸巨猾的阉竖，终于遇到头疼的问题了。

在这里，我们先略为回顾一下东林党的来历。

东林党的得名，源远流长。追溯到最早，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与顾宪成有关。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无锡泾里人。他家境穷苦，老爹是开豆腐店的，但他人穷志不短，自幼以学为乐，万历八年（1580）考取进士。入仕途之后，从户部主事做起，后任吏部文选司郎中，这是个主管官吏迁升、改调的职位。

顾宪成素来直言敢谏，不阿权贵。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有病不起，举国都设醮坛为之祈祷，官员们都要掏钱。顾宪成独不赞成。别人怕他得罪当道，替他出了钱，把他的名字写在祈祷辞章后面，他得知后，飞马赶去，亲手抹掉自己的名字，以示绝不趋炎附势。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因为上疏为常洛争太子名分，推荐的入阁候选人名单也不合上意，触怒了万历帝，被削职，回了无锡老家。

罢官之后，他致力于研究学问，四处讲学，反而步入了人生最辉煌的阶段。

万历后期，朝政败坏到不成样子。那时候，丧心病狂者多，心灰意冷者多，醉生梦死者多。顾宪成却傲立浊世，一反王阳明所说的“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不当鸵鸟，直面人世，力求挽救危局。

他有一句话流传于后世，足以振聋发聩——

“即使天下有一分可为，亦不肯放手！”

其时，顾宪成刚被罢黜，名望益高，慕名前来求教的人极多。他不论贵贱，一视同仁，以至于小小的泾里镇上，连祠堂、客栈和周围邻居家，都住满了前来求学者。如此，住宿处还是供不应求，顾宪成与自家兄弟就在宅边造了几十间书舍，供来人居住。由夫人朱氏给学生们烧饭做菜，学生来此，都觉如归家中。

那一阵子，泾溪南北，昼则书声琅琅，夜则烛火辉煌，也是末世的奇景了。前来求学的人，因苦闷而苦读，以求精神上能找到一扇窗子。甚至一些素有才名的学者，也争相前来求教。

当时顾宪成讲学的足迹，遍及苏州、常州、宜兴。还常与吴中名人聚会于无锡惠山的“天下第二泉”，讲学议政，指点江山。

在顾宪成的经营下，讲学活动渐成规模。他此时感到，有必要设置一个讲学大本营，进而对全社会产生影响。大本营的选址是现成的，无锡县城东门外有一所旧时的东林书院，是宋代学者杨时的讲学之地，可以利用。但房舍因年久失修，多有坍塌。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遂倡议修复书院。

他们的主张，得到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支持。万历三十二年（1604）四月十一日，重建工程开始，至九月九日告竣，共用银一千二百多两。首倡者顾宪成捐银最多，官员和缙绅也多有捐助。

当年十月，顾宪成与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此即“东林八君子”）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成立最初的学术团体。前来此地讲学的人，多为失意的中下级官员。因为是官场过来人，对时弊也就看得更透彻，他们崇尚实学，锋芒毕露，所虑皆天下家国事。

书院大门上的一副对联，则成为此后的万古绝唱——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将分散的游学变为组织化的讲学。书院广招学员，不分尊卑，不限地域，无论长少，学费全免。讲学内容以儒家经史为主，兼及自然科学知识与应用管理学。讲学的形式也不拘一格，演讲中间还穿插诗词朗诵。主讲者随时回答学生的提问，有时还开展集体讨论——这已经很像是现代学院的风气了。

在明末颓靡之时，这个书院的创立，无疑是开了一代新风。“东林”一词顿成时髦，天下影从，四方云集，每年的大会有时多达千人。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并由学术团体逐渐发展成为政治派别。随着东林声名大起，顾宪成也被人尊称为“东林先生”，成为影响力巨大的一代精神领袖。

东林学人在讲学之余，经常讽议朝政，品评人物，指摘当道者之愚，忧心于天下汹汹的民变征兆。其影响达到京师之后，部分正直的官员也与之相呼应。顾宪成的许多学生，后来陆续走入官场，同气相求，在朝中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政治势力。

社会是熔炉不假，但它不可能将所有的道德良心化为渣。当一个社会腐败到极致时，就会煅打出铁一样不屈服的角色！

然而，好事多磨。

万历三十八年（1610），东林书院受政局牵连，开始陷入困境。当时廷臣中针对亲东林党的官员李三才的褒贬，掀起了一场大政潮，就李三才能否入阁的问题发生激烈党争。掌京畿道的御史徐兆奎，首攻东林党人结党营私。见此形势，不少士人心生惧意，不敢再与东林书院有瓜葛。

顾宪成则不改初衷，独力支撑，一年一度的东林大会也照旧进行。

万历三十九年（1611），是例行的“京察”之年。是时，尽管有东林党人、首辅叶向高主持其事，希图化解纷争，澄清吏治，但万历帝仍听信徐兆奎的一面之词，对东林官员实行打压。这次京察之后，邪党成员趁势而上，纷纷占据要津，朝局愈加恶浊。

这时，参加东林聚会的人数也呈锐减趋势，仅余下寥寥数人而已。次年，顾宪成抱恨去世，享年六十二岁，留有著作《小心斋札记》《还经录》《证性篇》《东林商语》等。

明代的士风，也就是廷臣的风气，一直到嘉靖初年都还比较正。经过嘉靖一朝乌烟瘴气的影响，士风开始大坏。官员们徇私舞弊、道德沦丧，居然都不以为耻了。

就在东林党崛起的过程中，一批道德污浊的官员也纷纷结党，东林党人视之为“邪党”。其中齐、楚、浙三党，以科道（监察）官员为主。

在万历末年，东林党与邪党互斗，波澜迭起。双方激烈纷争的焦点有三个——

一是争国本，本书前面已经介绍过。

二是李三才入阁之争。李三才的资历比较老，是万历二年（1574）的进士，曾以右佥都御史总理漕务，历任凤阳等地的巡抚。

李三才有名望，有务实能力，亦有正义感，曾劝谏万历帝撤销矿税太监。顾宪成在吏部的时候，就曾力荐李三才入阁。但是邪党一哄而起，给他加了“贪、险、伪、横”四大罪名，说他借道学为名，热衷于交结，暗指他与东林结党。

工部郎中邵辅忠，甚至捏造说：世人一时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

邪党揣摩万历帝长期懒于理政，最怕的可能就是这种舆论，故而才有这毒计出来。顾宪成见势不好，便给叶向高等人写信，申明事实，论救李三才。但不料此举却激起邪党更大的反对声浪，使李三才陷入危机。最终，不得不连上十五疏，告病请辞。

此后，邪党官员怕李三才东山再起，又挖出他盗用皇木（修建皇宫用的木料）营建私邸的丑闻，将李三才彻底搞垮。顾宪成也因此受到影响，在满朝诽谤中，郁郁而终。

为此事，邪党在攻击东林党时有一句名言，说是一入其党，贪官也被说成是廉吏。东林党在这件事上，比较被动。

三是争京察之权。明朝惯例，京官每六年考核一次，四品以上自察，五品以下由吏部、都察院、吏科等部院会同考核，以其功过得失来评定升降。因此，由哪一党的官员主持京察，就显得尤为重要。

自万历中期以后，两派早在京察上互有胜负。万历三十九年（1611）京察，正值东林党人叶向高任首辅，主持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孙丕杨，万历对他比较信任。在孙丕杨的提议下，将一批齐、楚、浙等邪党人士罢免，但是由他推举的一批东林党人，却未获任用。这样，实际上的形势是邪党势力已逐渐坐大。

到了下一次京察，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浙党方从哲任首辅，三党完全得势，言路已无“正人”，在京察中尽斥东林党人。

再后来，东林党翻身，是在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相继发生后。东林一派坚持维护正统，不惧淫威，制止了郑贵妃、李选侍谋求垂帘听政的企图，使泰昌、天启两代皇帝顺利即位。两位皇帝自然对东林党心生好感，同时三党也发生内讧，导致形势陡转。

泰昌元年（1620）和天启元年（1621），周嘉谟任吏部尚书，万历时期被罢斥的大批正直官员被召回，东林党重新得势。这个势头，甚至一直延续到天启三年。

这就是史书上说的“熹宗初政，群贤满朝，天下欣欣望治”（《明史·赵南星传》）。

在这个时候，任何人都想不到：一个中下级的宦官正在悄然崛起，日后会拉起一个在声势上一点儿都不亚于东林党的“阉党”来。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魏忠贤，以权术取得皇帝的信任、压制后宫势力，都还不难达到目的。但是，要想摧毁天启的政治根基东林党，恐怕要难！(www.daowen.com)

这一盘棘手的棋局，他能够走得通吗？

——可惜，当时所有正直的人，都低估了他的智慧。

想在大明的最高政治层面上称霸，魏忠贤与客氏起初所具备的优势，仅仅是天启的恩宠，这其实是不够的。明朝的政治，和我们想象的并不完全一样——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是皇帝说了算。

明朝这部国家机器，运转了二百多年，始终限制着皇帝为所欲为的有三大法宝：一是礼法，也就是孔孟那一套。不过纸面上的大道理，很难约束活人，所以就有第二宝——祖制，有着从朱元璋以来的历朝祖宗定下的制度。但制度是由人来执行的，它本身不具备紧箍咒的无限法力，因而就有第三宝——建言机制。这是皇帝与廷臣在长期的共同执政中，磨合出来的一套体制。

皇帝你可以胡闹，但臣子我也可以批评。你可以不听批评，但你却无法消灭批评。

因为有批评的机制在，有为批评而设立的言官制度在，而且谁也不敢把它取消，这就保证了一定程度的制衡。就连对廷臣的批评最感到厌恶的万历帝，也只能以不视朝来躲开批评。也就是说，一个明朝的皇帝，只要正常出来理政，他就要听到廷臣对他直接的批评。

虽然也有残暴的廷杖，但以古代的文明程度来衡量，这不过是皇帝对批评的一种激烈反弹、一种惩罚和制约，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暴政。没有哪个大明皇帝曾公开讲过，要取消舆论、取消奏疏、取消邸报、取消内阁辅政制度，一切都由我自己来“暗箱操作”——这种独断，在明朝是不敢想象的。

这一点，也算是有点儿雅量吧？

正因如此，魏忠贤与客氏的政治图谋，在内廷坐大不难，但如果想控制外廷朝政的话，就面临着种种风险。他俩就是爬得再高，也高不过皇帝这个总的仲裁者。再者，这二人的身份，都有点儿名不正、言不顺。本来是伺候人的人，凭什么一跃而成朝政主宰者。明朝体制就是再开明，也要讲究一个身份资格与程序。

然而，皇权下所谓公正的历史，只是跨越多少年回看的总趋势。它的细部，往往是由无数荒谬组成的。客、魏在一开始时，只有固宠的小小野心，而意外的大幸运，却接二连三地降临于他们头上。

随着魏忠贤得势，很快就有人投奔。

这个不奇怪，因为王安一死，皇帝身边最亲信的太监就再无他人，只有魏二爷。现在，魏忠贤成了全明朝拥有政治资源最多的人。按理说，客氏的实力比他还强，这个女人，与天启的渊源比他还深，且又识字，记忆力在他之上；但不幸，客氏是个女人，又不想像武则天那样打算“牝鸡司晨”，所以客氏的资源，全都用来给魏忠贤加了分。

俗世中有一些现象，类似宇宙定律吧，是屡禁不绝的。比方，“有奶便是娘”即是之一，只要有资源的地方，就有人来投奔。尤其明朝的内廷，就是个赤裸裸的权力场，道德礼法很薄弱。因而魏忠贤这杆大旗一竖，扑过来抱粗腿的，就大有人在。

内廷里的几个“大珰”，很快就成了魏忠贤的心腹。我们先来说说魏忠贤在内廷的“五虎上将”。

头一个就是王体乾。他是北直隶顺天府昌平州（今北京市昌平区）人，入宫的时间很早，张居正还在的时候就进来了，先在杭州织造太监孙隆的名下。他的为人，史书上称柔貌深险，其贪无比，同时又好读书。这样的人，在现实中往往极难对付。

熬到了万历二十八年（1600），王体乾升了文书房，有了一点儿起步的资本了。在泰昌元年（1620）八月的关键时期，他以重金贿求李选侍的心腹太监李进忠（是哪一个李进忠，史家不明说。按理应该不是魏忠贤，因为魏那时虽然也属李选侍的心腹，但位置并不太高），如愿升了典玺局掌印太监，成了二十四衙门的头领之一了。一个月后，又升司礼监太监兼御马监，成为内廷里显赫的大人物。

移宫案发生后，李选侍倒台。魏忠贤“跳帮”跳到了客氏的船上，绝处逢生。王体乾也身手敏捷，紧跟着“跳帮”跳到客、魏的船上。实际上，那时的王体乾，在资历和位置上，都比魏忠贤要高得多，所以魏也乐得拉拢。王体乾知道魏忠贤参与盗宝的内幕，而且也知道魏忠贤已将罪责推给了另外一个李进忠，于是建议魏，干脆将那个李进忠灭口算了。杀没杀无法考证，但王体乾这主意够毒的，翻脸就不认恩公。

到了天启元年（1621）夏季，客、魏和王体乾三人，密谋杀王安。因为魏忠贤不识字，所以不便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客、魏就做顺水人情，把这一顶内廷最高的帽子，送给了王体乾，交换条件就是要听话。

这样在新船上就站稳了，王体乾从此一意阿附魏忠贤，为之尽力。

魏忠贤找到的这个帮手相当称职。古代操纵政权，需要有很高的文化，不然奏疏都读不下来。在阉党中，给魏忠贤拿主意的就是王体乾和李永贞。碰上需要皇帝亲笔改动内阁票拟的时候，就由王体乾一个人面奏，告诉皇上怎么改为好。

王体乾对魏忠贤始终忠心不二，在司礼监的文件上，他和魏忠贤的名字并列第一排，第二排才是其他人。

他实际上是阉党重要谋主，在皇帝面前口述文件内容时，指名道姓，滴水不漏。魏忠贤完全是通过他来左右皇帝的意愿。人有多阴险，主意就有多阴险，在震动朝野的杨涟事件、万燝事件中，王体乾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而且还建议天启恢复廷杖。说这个家伙万恶不赦，一点儿也不冤枉他。

第二员大将是李永贞。他是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富河庄人，也不是什么善类，史载他性贪好胜、贪愎猜险。五岁时自行阉割，估计是老爹早就想让他当宦官。可是到十五岁才混进京，在万历时期王皇后之母赵氏家里当下人。混到了十九岁，才有机会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专业对口”进了宫，在坤宁宫当近侍，伺候皇后。

哪承想，才干了两年多，就犯了大错误，被拘押服苦役十八年，其间多次险些被赐死。多亏大太监陈矩力救，才保下了一条命。

他是在被拘押期间学的文化，先读了四书与《诗经》，又研习《易经》《书经》《左传》《史记》《汉书》等，估计比当今的文科生学得还透。这期间，还学会了一手好书法，又会下棋，善作诗，能品评八股文。

万历帝在临死前，不知怎么就想起了他，遗诏嘱咐将其释放。出来后，还是在坤宁宫，不过这次是在王皇后的灵位前伺候了。直到这时，李永贞才初识魏忠贤。

天启元年（1621）秋，李永贞被派到秉笔太监兼兵仗局掌印诸栋手下。在兵仗局里有个宦官叫刘荣，是魏忠贤的心腹。李永贞与刘荣臭味相投，遂结为生死之交。第二年，诸栋病死，通过刘荣的引见，李永贞转投魏忠贤的名下，正式上了船，升任文书房。到天启三年（1623），忽就鸿运当头，一个月内连升五次，最终升为玉带随堂秉笔太监兼内官监掌印，成了魏忠贤身边的五虎上将之一。

他做的工作是审阅奏章，先把每个折子的要点记住，然后对魏忠贤解说清楚，以便阉党高层集体做决定。

这个人也是个奇才，非常喜欢《韩非子》（法家为何这么招恶人喜欢），还喜欢谈论天象和解梦。平时盛气凌人，无论是谁，只要所为不合他心意，立刻就翻脸，与人争论从不肯认输，连魏忠贤也不得不对他包容三分。

刘若愚曾在他名下起草文书。据刘讲，李永贞做事诡秘，又常在他面前长吁短叹，好像上了贼船原是万般无奈似的。

李永贞好贪是出了名的，在监督修三大殿和信王府邸时，贪污无算。暗中拿到了钱，也不怕烫手，就在老家大肆盖房子置地。

李永贞后来被崇祯皇帝清算时，是被判斩决的。

第三位是涂文辅，北直隶保定府安肃县（今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酌中志》说他姿容修雅，是个美男子。其人通晓文理，富于心计，又喜欢弹琴射箭，业余爱好与魏忠贤相同。他的资格渊源是来自客氏。客氏入宫当了奶妈后，儿子侯兴国尚年幼，便请了涂文辅在外授课，因此，涂属于客氏一派。

天启元年（1621），他冒姓姜被选入宫，百般巴结魏忠贤，得以担任管库内侍。两年后，又升乾清宫管事，直接伺候皇上，整天诱导天启玩木匠活儿。由于他一身集中了三大政治资源：天启、客氏、大魏，因此晋升极快，很快就升了随堂太监兼御马监掌印，总提督四卫营，同时还提督太仓银库和节慎库。

按照明制，太仓银库与户部是一个系统，节慎库与工部是一个系统，应该分别派人管理，而由他一人总管，实为违制，可见其受宠信之深。涂文辅强行买下了皇亲李承恩的宅子，在门口的匾额上大书“户工总部”四个字，以为炫耀。“总部”一词，原为明初吏部下设的属部之名，后废除不用。涂文辅将自己私宅以前代官衙的名称命名，可谓嚣张不可一世。

他去两部办事，部里的曹官要对他行下属礼。他乘坐的八抬大轿，气度不凡，跟随的仆从动不动就上百人。古代大官出行时，仆从中有专门吆喝清道的“道子”，一路要高呼：“轿子来了，前面闪开、闪开！”是为“呼殿”。涂文辅的队伍出来，呼殿之声比阁臣的道子呼得还雅，其音细而长，仿佛圣驾，内外官员无不下马回避。

从入宫起，涂文辅仅用了四年工夫，就爬到了秉笔太监的位置，气焰远超出魏身边的其他任何太监。

这家伙的结局还不错。崇祯即位后，他见势不妙，和李永贞一道叛离了客、魏，投到崇祯亲信太监徐应元的名下。定逆案时，被判充军，旋即与徐应元一起被贬至凤阳，总算是逃过一死。

第四名是石元雅，北直隶保定府雄县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被选入宫，在兵仗局任写字。他善骑射，喜打猎，但不喜读书。泰昌元年（1620）年底，经魏忠贤奏请，升入司礼监文书房。后来升为秉笔太监，兼掌针工局和提督南海子，成了魏的心腹。《酌中志》说，他每见魏忠贤，即屏去外人，与之私语，移时方出。也就是老魏见他，总要对他长时间面授机宜。

天启七年（1627）九月，天启驾崩，他察觉形势不对，慌忙请求退休，但未获允准。到了十月，实在坐不住了，便私自逃走。定逆案时被判充军，最终客死他乡。

第五名是梁栋，北直隶顺天府宛平县（今属北京市）人，万历十一年（1583）被选入宫，在司礼监干事，提督太和山。天启元年（1621）夏，魏忠贤将他提拔为秉笔太监，兼掌酒醋面局，让他在皇上跟前伺候。他也是负责批阅奏章的五人之一，为魏忠贤的死党。

这家伙的结局不太好。他有个哥哥梁植，因他的关系得荫锦衣卫，后来升了五军都督府的都督同知（从一品），此人贪得无厌，招权纳贿，引起魏忠贤的厌恶，波及梁栋本人。结果，梁栋被排挤出宫，任苏杭织造，时间不长又调回京师。定逆案时，被判革职放回原籍，大概是在拘押期间死掉了。

这五员大将，各有其长，魏忠贤收拢了他们，如虎添翼。本来明初太祖定下制度，不许宦官学文化，就是怕太监势力坐大。结果宣宗反其道而行之，设立了宦官学堂，使得大批宦官具备了操纵政局的能力。

魏忠贤收了这五个喽啰，充作阉党核心人物，应付起政务来，绰绰有余。而且这班人的文化素质，能让天启完全放心。

除此而外，还有许秉彝、王国泰、王朝辅、金良辅、孟忠、刘应坤、孙进、李朝钦、纪用等三十余人为骨干队伍，各司其职。许秉彝负责勾结外廷，王国泰先是在信王府伺候，后为秉笔太监兼掌尚膳监，王朝辅先是乾清宫管事，后亦为秉笔。诸阉或在御前近侍，或在内廷各衙主事，或在外方镇守，形成了非常严密的管理网络。

有了这套人马，魏忠贤耳目灵通，令出能行，完全建立了一个只听命于他自己的“国中之国”。天启虽然名义上是帝国的最高主宰，但这个傻瓜皇帝，已经不能对实际情况有所了解了，也不能真正处理政务，完全成了被摆布的傀儡。他的存在，不过是为魏忠贤的专权赋予了一种合法性而已。

魏忠贤后期与天启被人称为“并帝”，其爪牙也直接称他为“九千岁”，这都是客气的说法。实际上在天启后期，魏忠贤是正经做了几年无冕皇帝。在排场和威严方面，更是凌驾于皇帝之上。

这样的阵势，在严密程度上、在可操控性上、在与最高权力的亲密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关系松散的东林党。

对付东林党，他已经做好了排兵布阵的部署。

而且，让魏忠贤喜出望外的是，在内阁和六部的高官中，也有大批人来向他投效。本来，操控内廷运作，与东林党抗衡，并不是文盲政治家魏忠贤的初衷，但机会就这么推也推不掉地送上来了，他自是当仁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