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魏忠贤，关于阉党，早已有历史定论。网络上近年有些试图翻案之论，其实多为浮议，是经不起史籍记载验证的。

魏忠贤的发迹，对于研究晚明制度的结构弊病，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张居正之后，他也是一个曾经左右晚明命运的政治人物。

诚然，他是一个典型的恶人，然恶人之为恶，也须有他的道行。对这类人要是剖析透了，对善良的人们来说，也有提高警觉的作用。

特别是剖析一个出身无赖的小人物，是如何攀缘而上，最后竟能登上高位、左右大局，就更有意义了。

他是用什么伎俩讨得上司喜欢的？是用什么利器撬开权力大门的？是用什么招数避开灭顶之灾的？是用什么权术逐个消灭对手的？——仔细研究，或许可以提高我们识别恶人、遏制恶势力的本领。

关于魏忠贤，后人有个附会，叫作“八千女鬼”。

这是一个拆字法的字谜。

关于“八千女鬼”，早年民间有各种传说。相传，诸葛亮在军中，曾于闲暇时，写过一本奇书叫《马前课》，专门预测天下大事。这“课”，乃占卜之义。“马前课”就是在马前起一卦。书中有一句，预言了蜀国未来的命运，说是“无力回天，鞠躬尽瘁。阴居阳拂，八千女鬼”。

看过《出师表》的人都知道，第一句里的“无力回天，鞠躬尽瘁”是讲他自己，后面的“八千女鬼”，就是我说的这个字谜。“八、千、女、鬼”，合起来是个“魏”字——他早就知道，蜀汉终究要被魏国给灭掉。

还有一个传说，明初刘伯温的《烧饼歌》里面也有一句，是“八千女鬼乱朝纲”。《烧饼歌》讲的也是预言，载于中国传统历书《通胜》之中。说的是洪武元年（1368）某一日清早，朱元璋正在内殿吃烧饼，见刘伯温进来，便想测试一下这老头儿的智慧。他把烧饼扣在碗里，问刘老头：“先生心明数理，可知碗中是何物件？”刘伯温掐指一算，对曰：“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龙咬一缺。”

朱元璋大惊，心想老儿确实有两下子，于是放下架子，虚心请教大明未来的国运如何。刘伯温当仁不让，信口开河。老皇帝问一句，他答一句，所答皆七字诀，出口成章，并且后来无不应验，其中就有一句是“谁人任用保社稷，八千女鬼乱朝纲”。

这个，说的就是天启年间魏忠贤乱政的事。

这两个传说，当然都是流言，估计都是野史里文人的附会。

市井浮言，我们就不提了。天启年间的种种事，还是从魏忠贤谈起比较清晰。

魏忠贤本名魏四，肃宁人。肃宁，明代属北直隶河间府，是京师之南、太行山东麓的一个穷县。他家所在的村子，在肃宁县西北，潴龙河畔。那时候，整个河间府地势都很低洼，十年九涝，年年歉收，穷得连皇帝都知道（据当代专家考证，此地贫瘠是因为水利年久失修，土地盐碱化严重）。只有这肃宁西北，老天开眼，给保留了一块“宜梨之地”，就是这地方特别适合种梨，出产的鸭梨个大、皮薄、汁多，从宋朝时候起就成为贡品。明朝从永乐年间开始，也开始向宫中进贡这里的梨。

大概因为魏忠贤是恶人吧，魏氏老家的村子叫什么名儿，正史里均不载，倒是小说里曾提及，有写作“梨树村”的，有写作“魏家庄”的，都只能存疑。

这魏四，就生长在这么一个地方，用北方土话讲，这出身是“满脑袋高粱花子”，一辈子刨土的命。可就是这个连个正经名字都没有的魏四，并没有屈从于命运。他天资聪明，机警狡诈，能言善辩，估计一天农活都没干过，从小就不务正业，四处游荡，后来又爱好赌博嫖娼、吹拉弹唱、骑马射箭，是个十足的无赖。

这家伙聪明是聪明，但赌博上偏偏又是个臭手，欠了一屁股债。家中生计无着，闹到老婆改嫁，女儿卖给人当童养媳。史书上载，他最后被追债的恶少逼迫羞辱，愤而自宫，也就是自己把自己给阉了，找个机会，进宫当了宦官。

他进宫的时候，是万历十七年（1589）。整个万历年间，太监都是不大得势的，他一开始干的，大概也就是扫地、倒马桶一类的活儿，在宫中默默无闻三十余年。就在泰昌帝驾崩、天启帝即位这个历史关口，昔日的魏四时来运转，被皇帝赐名忠贤，开始步步登高。七年之间，位极人臣。生杀予夺全出于他一人之手，公卿竞相奔走其门，以至民间只知有忠贤，不知有皇帝。

据《酌中志》记载，当时魏忠贤出行，所到之地，家家都要焚香跪迎，路两旁插上杨柳、花朵，士大夫遮道拜伏，直呼“九千岁”。他的仪仗随从冠盖如云，个个鲜衣怒马，浩荡疾驰如闪电，马蹄杂沓如雷鸣，一路驰过，烟尘蔽天。

如要远行，那阵仗就更大。出行之前，京师须戒严数日，繁华闹市空无一人。出行时，魏忠贤本人坐八抬大轿在前，亲信坐四抬大轿紧随，后面是千名禁军簇拥，密如虫蚁，疾趋而行。护卫士兵们边跑边发射鸣镝（响箭），呼啸穿空。十多支鼓乐队随行演奏，高歌猛进。夏天有专车载运冰块，冬季有专程运送炭火，其场面之盛，逾越帝王！

由此看来，这个大宦官，与晚明政治局势走向的关系，与晚明国运衰落的关系，与天启年间畸形政治的关系，都很值得研究。

在我国古代的皇权制度下，到了明朝，官员的准入、晋升制度已经很严密。也就是说，官员的来历都很清楚。不识字的人，别想通过科举一途做官；没有进士文凭的人，别想做到顶级高官；没有老爹的立功，就没办法靠“荫子”的恩赏得官；一贫如洗的人，那就连捐官（花钱买官）的路都堵死了。

像魏四这样的条件，想通过正常路径做到位极人臣的份儿上，那是想也别想。他只有靠阉了自己，才有做大官的可能。

因此，有必要先了解宦官这个群体的来龙去脉。

宦官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相信大家都知道个七七八八，这里就不多说了，免得有污视听。反正基本条件是男人，但经过手术，“命根儿”没有了，成了面光无须、嗓音尖细的“阉人”。具备这个条件之后，经过挑选进了皇宫，成为伺候皇帝和后宫女人的御用人员，这就是宦官。

那么，宦官的来源，如何解决？途径有四：一是在战争中掳掠的敌方适龄男童，二是因犯罪而被籍没的官员家属，三是宫中太监回自己家乡去招徕，四是自己主动阉割入宫。最后这一条，也分两种人，一种是希图就此富贵上进的，一种是贫困潦倒纯粹想找碗饭吃的。当然，也不是阉了就一定进得了宫，也需要候选。等人家选中了，才能引入。

一般对宦官怎么称呼呢？看电视剧里，好像都叫“公公”。其实这里面学问大了。有人统计过，中国历代关于宦官的官方与民间称谓，竟有好几十种，这在古代职官的称谓中，几乎绝无仅有。看得出，古人在这方面充满了幽默感。

归类来说，以生理特点来称呼宦官的，有阉人、奄人、腐人、腐夫、刑余、刑臣、刑隶、刑人。

以他们的工作性质来称呼的，有宦者、宦官。

由于宦官掌管的是皇宫内苑事务，所以又称宫人、内宰、内小臣、阁人、寺人。(www.daowen.com)

以他们常任的一些职位来称呼宦官的，有司宫、阍寺、黄门、内常侍、中常侍、内监、少监、宫监、太监。

以服饰来指代宦官的，则称作貂珰、内珰、珰。

也有以宦官所处的环境来称呼他们的，因皇帝住的地方叫作内廷、禁中，所以也称宦官为中官、中涓、内臣、内侍、内宫、内竖。

还有，要是宦官被皇帝派出宫去，专差办事，那就称为中使；因为宦官受皇帝宠信而骤然富贵的，被称为中贵。

而朝官们对宦官也有蔑称，比方熏余、凶竖、阉竖、宦竖等等，总之没有一个是好听的。

至于一般人对他们的尊称，则比较简单，干脆利索，就叫爷或公公。

中国的宦官，最早出自何时呢？据说商代就有，到了周代渐成制度。《周礼》上称他们为阉、竖、寺，这都还不是贬义，指的是“看门的”（所以“阉”从“门”字旁），或是“伺候人的”（寺就是“侍”）。

那么皇帝老爷子要宦官来干什么呢？最早就是看门，干收发室的活儿，监视出入的各色人等。“阉”“竖”“黄门令”的叫法，都是来自此职务（“黄门”就是皇宫之门）。后来，宦官又负担起传达命令、伺候起居之职。到西周的时候，不仅王室有宦官，贵族家也有，相当于一般的家臣。再后来，才逐渐变为仅仅皇宫和藩王府邸中才有了，成了皇家的专用人员。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秦和西汉的宦官，虽然多数是阉人，但也起用一部分士人，统称“涓人”。只是从东汉时开始，宦官才全部用阉人，不再掺杂其他士人。

至于用阉人当宦官的原因，一般是说统治者怕正常人在后宫服侍，容易秽乱宫廷，保不住皇族的血统纯正。还有一说是，皇帝考虑宦官没有家庭，不易谋私，可以做到尽忠竭力。依我看，后面一条原因，恐怕才是统治者真正看重的。因为在他们眼里，奴才靠得住，能臣都不大保险。

由于宦官与君主亲近，所以往往容易得宠，进而插手政治。如果这样，其身份就不只是伺候人的了。从春秋战国时代起，齐国的竖刁、宋国的伊戾，就开始参与国政。到秦末的赵高，则出任中丞相，其权势可以总揽朝政，甚至能主持皇帝的废立。他的“指鹿为马”故事，到今天也是尽人皆知。

宦官集团从汉代起，就不断祸乱朝政。在中国历史上，以汉末、唐末的宦官为祸最烈。汉家天下，就是由一场宦官政变“十常侍之乱”给闹垮的。而唐后期更甚，宦官甚至能废立皇帝。

等到魏忠贤阉了自己，混进宫里的时候，情况已略有不同。宦官在明朝，才被普遍称为“太监”。原因是，明代在宫中，设置了由宦官所统领的二十四衙门，各设了一名掌印太监。太监原本指的是明代宫中的上层宦官，但此后，这一称呼逐渐泛化，变成了对宦官带有尊敬色彩的通称。

明朝的宦官，气焰已经略逊于汉、唐，基本不可能操控皇帝废立了，但是也很有特色，为害一点儿也不比前代小。

明代的宦官不仅机构庞杂，而且人也多，到明末，人数已达十万以上，堪称空前绝后。虽然朱老皇帝在开国后，对宦官约束甚严，于洪武十七年（1384）铸铁牌，上有铭文：“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于宫门中，以为警示。又敕令各部院，不得与内廷太监移文往来。

但由于朱老皇帝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度，导致皇帝的政务负担太重，他本人和他的后代皇帝，又不得不起用宦官来分担政务。结果使得宦官干政合法化、制度化、长期化，比如，司礼监秉笔太监，就握有“批红”权（即用朱笔代皇帝批奏章）；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势，高于内阁首辅；司礼监提督东厂太监，则掌握了最高侦察权。

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太监群体正式成为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且占据的都是近水楼台，故而权势熏天，很容易压倒外廷大臣。

以此来说，明朝也是宦官的一个黄金时代，如果机会好的话，就很有可能在这个时代大露一手，千古留名。

看来，魏忠贤对自己下手的这一刀，是下对了！

但是进了宫，又赶上了好时代，并不等于就一定能飞黄腾达。魏忠贤最先干的是“小火者”，即宫中杂役。须知，在宦官群体里，也不全都是官儿，其下层是劳役人员，只不过是御用的罢了，做的都是倒马桶、扫院子一类的杂活儿。

这个差事，离“内监”的金字塔顶，还差了十万八千里呢。

明朝在此之前，也有两个宦官的权势名气，足可与发迹后的魏忠贤相比，一个是英宗时代的王振，一个是武宗时代的刘瑾。但是，那两位公公都识字，且学问都不错。

王振，年轻的时候就是个儒生，饱读诗书，可惜八股文不过关，屡试不第，最后连秀才文凭都拿不到。后来到某县任教官，教学子读书，依旧困顿潦倒，九年间默默无闻。因对身世感到不平，一怒之下，触犯了律法，被判充军。恰逢明成祖想招一批有学问的阉人，来教宫内妇女识字。王振就看准时机，毅然自宫，进了紫禁城。

这人一开始就有野心，不甘心当妇女扫盲教员，后来终于让他等到了机会。宣宗的时候，皇帝要提高宦官队伍素质，在宫内设宦官学校“内书堂”，王振有幸成为学员之一。因他以前的基础就好，很快便脱颖而出，宫中都尊称他为“王先生”。宣宗欣赏王振的文采，任命他为东宫“局郎”（太子宫中，太监设有六个局，局郎为下级宦官），陪侍太子朱祁镇读书，深受信赖。

后来太子朱祁镇继位，成为英宗皇帝，王振也由此得以擅权，闹出了好大的动静，不少王侯公卿都称他为“翁父”。正统十四年（1449），王振心血来潮，诱导英宗亲征西部蒙古的瓦剌，闹得五十万明朝大军全军覆没，让堂堂英宗皇帝当了战俘。国之巨耻，莫过于此。战场上，愤怒至极的护卫将军樊忠，当场就一铁锤，砸烂了王振的脑壳。

正德年间，又出了另一位著名的大太监刘瑾。他原本姓谈，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来净身入宫，遂改姓刘。刘瑾也是自幼读书识字，心机极深。进宫后，碰巧侍奉太子朱厚照，大受宠信。朱厚照继位后，为武宗皇帝，刘瑾因此得以数次升迁，最终当上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统领内廷。

他专擅朝政，动静也是闹得好大，奏章都可以晚上拿回家去自己批，时人称他为“立皇帝”，称武宗为“坐皇帝”。刘瑾后来栽倒，被判凌迟之时，从他家中抄出的金银珠宝价值相当于全国三年的财政收入。2001年的《亚洲华尔街日报》，将刘瑾列入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五十人名单，不仅留名于后世，而且扬名国际。

上面这两个人的发迹，除了他们富于心机之外，还得有三个条件：有文化，有野心，跟对了人。

这三个条件，魏忠贤一个也不具备。他没上过一天学，进宫当宦官，不过是为了躲债，谋碗饭吃。进了宫后，辛辛苦苦三十年，到最后跟的人也不大对，跟了一个在移宫案中倒了霉的李选侍。

那么，他是怎么在泰昌元年（1620年下半年）新皇帝暴死之后，摇身一变，乌鸦成了凤凰的？他是怎么在蹉跎多年之后，一脚踏上了时运快船的？他是怎么在天启元年“众正盈朝”的不利条件下，稳扎稳打，最终赢了一回大满贯的？

看来，所谓正奇之道、顺逆之理、福祸之机，都是皇权之下深不可测的套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