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帝驾崩时，皇太子朱常洛三十八岁，在古代，这已算是半老之人了，到这时才熬出了头，当了皇帝。这个新皇帝，是东林一派官员前赴后继保了几十年才保下来的，廷臣对他寄的希望当然很大。那么他即位之后，实际作为怎么样呢？

提不得，太让人啼笑皆非！

万历帝于七月二十一日死，常洛于八月初一即位，改明年为泰昌元年。然而这位泰昌皇帝却没能活到“明年”，只活了二十九天就死了！成了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个皇帝，差点儿连年号都捞不着。

怎么死的呢？病死的。因为什么致病的呢？太好女色！

朱家老皇帝的遗传，恐怕真是有点儿问题，走了一个贪财的，又来了一个好色的。

因为他死得太窝囊，所以后世对他评价不高。其实事情也有两面，他要是不那么好色，很可能将来就会有一番作为，弄得好，倒可能会保住大明的一条命。

可惜，天不佑大明。说起来还是因为——万历虽死，阴魂不散。泰昌皇帝即位之初，哪怕有个像叶向高那样稍稍果断一点儿的首辅，也能制止一些事情，躲过这一劫。但是没有，上上下下，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新皇帝被“谋害”死了。

从父皇驾崩，到泰昌皇帝即位的这几天，以新帝颁布的诏令来看，他还是试图振作颓局的——

发内帑犒劳边防将士，两次共拨付二百万两，可见他是不吝惜银子的。

罢撤矿税，将矿税太监全部召回，看得出他是不想扰民的。

补上各地巡按等缺额五百多位，还是想让国家管理正常起来的。

将过去因建言罢矿税而被斥逐的诸臣尽行起用，还是想恢复监督体制常态的。

他还下诏诚恳求贤，要求一旦发现卓异人才，要立即破格使用。看来，是想尽快提振官员队伍士气的。

而且一反乃父的懒惰，刚一当了皇帝，就开始视朝！

万历帝，那可是近三十年不视朝了。岁月漫长，近三十年不上朝是个什么概念，恐怕绝大多数官员都不知道该怎么上朝了。所以开头几天，朝堂上一片乱哄哄。泰昌帝很有看法，要求百官务要十分“敬慎”。他吩咐纠仪官，要是再抓住乱来的，一定要重重惩办。

看起来，朝政就要有个新气象了。百官们心中欢喜：万恶的旧时代总算过去了，棘手的事情，就一件一件来解决吧。

但他们没料到，新皇帝即位才五天，最大、最棘手的问题就来了——泰昌帝的“龙体”出了大问题！

事情是从那位影响了朝政几十年的郑贵妃引起的。万历在世时，郑贵妃是压在太子常洛头上的一座山，现在万历不在了，当了皇帝的常洛，一时还改不了敬畏郑贵妃的心理。

万历死前的遗嘱，有一条，是要常洛晋封郑贵妃为皇后。常洛呢，也太不争气，一个大活人，居然有点儿怕死人，不得不传谕内阁，表示要执行这一遗嘱。

目前万历后宫的形势是：正宫王皇后，在万历驾崩之前的几个月，已经去世了。常洛的生母王贵妃，也早在九年前就郁郁而终了。这两位在名分上高于郑贵妃的女人不在了，那么郑贵妃一旦晋升为大行皇帝（刚死的皇帝）的皇后，就意味着她将成为泰昌帝的皇太后，在名分上仍然压着泰昌帝。

而且最要命的是，这个女人一旦成为皇太后，就有可能垂帘听政，主持废立！

这是万历为他心爱的女人所布下的最后一个局。

这当然于礼不合，礼部右侍郎孙如游立即上疏反对。泰昌帝觉得问题不好处理，就留中不发，把执行遗嘱的事搁置了下来。

郑贵妃却不能停止活动。她目前的身份，不过就是先帝的妃子，以往皇权对她的保护屏障，实际上已经消失。如果泰昌帝要报复前嫌的话，那她的前景就非常不妙。

郑贵妃不想坐以待毙，于是盯住了一个人——李选侍。这是常洛当太子的时候就宠幸的一个姬妾。

这个“选侍”，是个什么名堂呢？原来，太子的大老婆叫太子妃，小老婆依次为才人、选侍、淑女等。

常洛一向所宠爱的有两个选侍，无独有偶，都姓李。为了区别，时人称她俩为“东李”和“西李”。常洛最爱的，也就是郑贵妃现在想打主意的“西李”。

这个“西李”李选侍，大约也是个素质不高的女人。郑贵妃和她臭味相投，很快达成了交易——由郑贵妃推动请封李选侍为皇后；而李选侍则投桃报李，提议封郑贵妃为皇太后。

小人物登上高位的为祸之一，就是把国家大事当成商铺交易，他们是不管江山牢固不牢固的。

两人以此结好，互相引重，给泰昌帝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最后是内阁首辅方从哲主张：干脆把此事压下，不说不办，也不说办，让它不了了之。

郑贵妃接连碰壁，觉得情况不是很好，与现任皇帝的关系必须解决好，于是改变了一下思路。小人物出身的政治人物，往往适应力都极强，她这一次，要打的是泰昌帝的软肋。

据《明史》记载，泰昌帝即位后，郑贵妃因为福王常洵的缘故，怕泰昌帝衔恨，便向泰昌帝进珠宝，又送了八名侍妾投其所好。

这八个人，是郑贵妃从自己的宫女中选出的八个大美女。这批礼物，显然有神奇功效，泰昌帝欣然接纳。

泰昌帝的为人，郑贵妃早就看透了。这一枪，果然就打中了要害。

常洛贵为龙子，但命却出奇地不好。

在做皇长子和太子的时候，备受万历与郑贵妃的压抑，战战兢兢不敢有所闪失，心情自然苦闷。为纾解压力，渐渐地就转向了声色之癖。久而久之，身体被掏空，在即位之前就很虚了。

万历死后，多年的压迫与约束消失，否极泰来的泰昌帝，有如穷儿乍富，渴牛暴饮，于女色方面就益发放纵。现在，又有郑贵妃送上的八名美女日夜“围剿”，那就更不堪重负了。

另一方面，他即位之后，每天都要处理大量朝政，力图清理父皇留下来的积弊。以他的年龄，处理常规的政务应该不算难事，但他的体质，已弱不禁风，这点儿事务简直要了他的命。

八月初一，他勉强支撑病体，完成了即位大典。接下来的几天里，由于骤然“日理万机”，精神立刻感到萎靡不振。

在政务和美女的两面夹击之下，弦儿一下就绷断了！

这一天，泰昌帝摆酒设宴，宴会上群姬载歌载舞，泰昌帝心旌摇荡，把持不住。饭局散后，把“女乐”留下来。据《三朝野纪》上说：“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而《先拨志始》上则说：“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总之是应付得太多了，导致体力崩溃。

八月十日，泰昌帝病倒，召医官来进行了诊治。十二日还强挺着视朝，群臣见皇帝病容加剧，都大为吃惊。第二天，就完全没法儿坐朝了，又召医官陈玺等人前来诊治。十四日，郑贵妃见机插手，她让太监崔文升为泰昌帝开了一个药方。

这个崔文升，原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泰昌帝即位后，被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兼御药房太监。把这样一个来历的太监，提为内廷的二把手是何用意？不可考。反正泰昌帝的警惕性，实在是太差了。

崔文升诊过脉后，说是邪热内蕴，应该清火去热。于是把大黄、石膏等通便的泻药，都列入方中。

此时，泰昌帝的身子，虚得遇风就倒，哪里禁得起这番猛泻？不服药还好，一服下去，立即腹痛难忍，接着一夜连泻三四十次，眼见得小命就要完！

十五日，首辅方从哲听说皇上起不来了，大惊，连忙带领诸臣赶到宫门问安。皇帝传出话来，只说是：“数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满碗。头晕目眩，身体疲软，不能走动。”吃药的事，他没有告诉大臣。

但宫中的太监与宫女们早已传开：崔文升给皇上服泻药，出了大事！外廷也很快知道了内情，一时人情汹汹，都说崔文升是受了郑贵妃指使，这里面，肯定有异谋。

由于郑贵妃在万历临终前的一段时间里，已意识到后万历时代马上就要开始，遂开展了对常洛全方位的笼络。常洛的性格又过于软弱，在金钱美女的攻势下，完全捐弃了前嫌，与郑贵妃相处甚融洽。他对郑贵妃未加任何戒备，即位后，也没对宫内和外廷的人事进行果断的清理。

内阁的首辅方从哲，由于政治渊源上的关系，也没有提出建议切断郑贵妃与当前皇权的所有联系，以保障新皇帝的人身安全。甚至连他本人是否与郑氏暗中合流，也是一大疑问。

看来，在人身依附色彩非常强烈的皇权制度下，新皇帝上台，不果断清理旧的人事关系，也是祸患多多。

阴谋就在皇帝稀里糊涂时，已悄悄展开。常洛的东郭先生心肠，使他自己陷入了十分险恶的境地。

此时郑贵妃已是大行皇帝的遗孀，按制应该马上搬离乾清宫，但她为了与新住进来的李选侍联络方便，尚未搬走。泰昌帝一病不起，引起了多方面的焦虑。其中外戚王、郭两家，发现郑贵妃与李选侍图谋不轨，便到处拜见朝中大臣，泣诉泰昌帝面临的险境。他们说：“崔文升如此用药，绝非一时之误，而是故意。皇长子由校每每私下里哭泣，父皇体力尚健，何由转眼至此！郑、李谋求由她俩照管皇长子，是包藏祸心。”

这个情况，引起了廷臣的普遍不安。大好形势来之不易，这个郑贵妃还要继续为祸朝政，真是岂有此理。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在朝中首先倡议：“郑贵妃当移宫（搬家）。”

十六日，吏部尚书周嘉谟召集勋戚、文武大臣，会商此事。此时郑国泰已死，大臣们把郑贵妃的内侄郑养性叫来，责问他：“先朝数十年不定国本，你的姑姑罪过大焉！先帝遗嘱要封你姑姑为皇太后，你应出面坚辞才对。为何郑贵妃还住在乾清宫不走？又向皇上进献珠玉、美女，不是有非分之念吗？这样贪得无厌，一旦事发，你们郑氏一门将后患无穷，还是小心一点儿为好！”

这番话虽是威胁，但说的也是实情。郑养性听了，不由得心虚，失魂落魄而退。诸大臣的意思，是让他将此话传给郑贵妃。果然没有几天，他就上疏，请皇上收回封郑贵妃为皇太后的成命。

崔文升用药之事，也有人开始追究。杨涟于二十日上疏，论崔文升胡乱用药之罪。他说：“医家看病，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伤之余，一日万机，正宜清补，文升反投下相伐之剂，遂令圣上病情加重。而且还煽动党羽，胡说皇上是为女艺人所蛊惑，不加检点。他就是想以此掩盖自己的阴谋，既加重了皇上的病，又污损了皇上的名，罪过大了。请将此人收监，以平息舆论！”

在这道奏疏里，他还非常有眼光地提出，郑贵妃的名分和对她的安排，是事关治乱的大事，一定要果断处置。他说，封郑贵妃一事，尤为违反典章制度。她算什么？既非皇上的嫡母，又非皇上的生母。请皇上还是将秩序整顿一新，严格名分，以杜绝某些人的僭越窥伺之心，不负天下之望。

舆论压力非常强大，时势毕竟已与往日不同，郑贵妃就是再恋恋不舍，也不敢将事情激化，经过考虑，便乖乖移往慈宁宫去了，这才是她该去的地方。

这一番风波，在泰昌帝那里也有了回应。八月二十二日，他召见方从哲和新任内阁大学士刘一、韩（kuàng），还有其他一批大臣。其中，给事中杨涟也在列。叫一个小小的言官到他的病床前，显然是因为几天前上疏的事。诸臣见皇帝同时还召来了锦衣卫的校尉，都以为是杨涟的上疏太不留情面，触怒了皇上，今日只怕是要有打屁股的事发生。

惶恐之下，大家急忙嘱咐方从哲快跟皇上求情。方从哲没有应承，反而劝杨涟自己去跟皇上认个错。杨涟不干，说：“死即死耳，涟有何罪？就是今天穿胸烂骨，也还是那些话！”

这个硬骨头的言官，无怪乎后来能青史留名，他是大明官员中能把孔孟之道坚持到底的极端典型。从道理上来说，臣僚人人都该把孔孟之道坚持到底，但那只是纸上文章，实际上这样的人不仅少到万里挑一，而且几十年才能出一个半个。

这次召见，与众大臣想象的正好相反，不仅没见到什么廷杖的迹象，反而充满了平和之气。

皇上见了众人，心平气和，只是说：“朕自去年七月起，身体不适，到今年五月才好。即位后，政务不敢闲暇，以至病发，久久不好。”

他好像并不觉得宫内的事情，有外界猜测的那样险恶。孙如游说起李选侍封皇后的事，泰昌帝评价说：“她伺候朕有好几年了，甚为小心。”并不认为李选侍参与了什么阴谋。

方从哲提起，皇长子由校应该搬到慈庆宫去住。

泰昌帝说：“朕不忍离。”

刘一建议皇上以医药为辅，以保养为主。泰昌帝这才点头称是：“药没什么功效，已停了十多天不吃了。”

周嘉谟赶紧附和道：“药还是第二义的，唯有清心寡欲，则不用药也能好。”他委婉地劝谏泰昌帝不要那么好色了。

皇上对此也不恼，见该说的都说了，就叫侍立在身边的皇长子由校也说一说。

由校会意，便说：“宫中没有什么事，先生们请跟外边说，不要听信流言。”

这句话，才是皇上此次召见要表达的中心意思。诸臣当然有些疑惑，不过，倒也没有争执，宫中没事就好。

泰昌帝最后发了话，将崔文升斥逐出宫，郑贵妃封皇太后的事，也收回成命，算是对群臣的意见做了部分采纳。

他的态度，之所以没有跟着群臣的思路走，原因就在于，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是怎么回事，不愿诿过于别人，因此也就拒不接受郑贵妃有异谋的说法。

事情如果到此为止，真的也就没事了。泰昌帝就算是身体从此垮了下去，那也是自然规律，不关乎政治阴谋。

大臣们心里松了一松。

哪知道，几天后就有大事爆发，而且在朝中掀起了极大的风波！

这件事，就是对晚明政治发生了重要影响的“红丸案”，三大案中的第二个。

本来，众大臣已经将郑贵妃逼出乾清宫，将她与皇上隔离了开来，使她不至于在治病问题上动手脚，这可以说是万全之策。

大臣们潜在的想法虽没明说，但内心对郑贵妃的“异谋”，是看得清清楚楚的。郑贵妃虽已失去了实质性的权力资源，仅有一个不太过硬的名分，但她手里还有两张牌：一是，如果泰昌帝死了，那么福王也有被拥立为皇帝的可能性，虽然机会很微小。二是，郑贵妃已经笼络住了李选侍，如果泰昌帝一死，起码她不用惧怕有朝一日泰昌帝再记起前仇来。且李选侍在郑贵妃的唆使下，已牢牢抓住了皇长子朱由校。泰昌帝一死，小皇帝即位，这两个女人就可以实行某种程度的垂帘听政了。

如果这样，那就是大明的不幸，更是大多数“反郑派”官员的不幸。(www.daowen.com)

可是泰昌帝常洛的命运确实不好，他当皇帝，没搞死过一个人，却总有人前仆后继地要来搞死他。

祸端起自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一个六品官员——鸿胪寺丞李可灼，便是这个事件的肇事者。

八月二十三日，这个李可灼跑到内阁，说是要向皇上进呈仙丹。这一天，刚好是新任阁臣刘一、韩第一天上班的日子。几位阁臣听了李可灼的要求，都沉吟不语。最后方从哲表了态，他考虑到崔文升胡乱用药，曾引起了一场大风波，费了好大力气才平息，这种事，还是不做为宜。

首辅的这种考虑，无疑是正确的，于是两位新阁臣就叫李可灼走了。

但李可灼不死心，不知他是想立大功呢，还是别有什么企图，偏要百折不挠地把这药呈送上去。过了六天，他干脆跑进宫里，找到太监，想通过太监这个门路，把药送给皇上。

鸿胪寺是负责朝会、仪礼和接待外宾的衙门，皇上有病，本不关这个衙署官员的事，可是李可灼却热心得令人起疑。

太监们这时候也很小心，不敢擅自做主，先行通报了内阁：“皇上已病危，现有鸿胪寺丞李可灼到思善门来，说要进药。”

又是这个家伙！方从哲等阁臣这次更警觉了，坚决制止，告诉太监说：“他说是仙丹，所以我们不能信。”

就在这一天，泰昌帝预感自己来日无多，强撑着召见了十三位大臣，皇长子朱由校也在场，这显然是有临终顾命的意思。

在乾清宫的病榻上，泰昌帝说：“朕的病，好像不行了。”他看着三位阁臣说，“国家事，请三位爱卿尽心。”

然后，又对部院大臣们说：“卿等要为朕分忧，好好辅佐皇长子，务必让他成为尧舜之君。”

他又让朱由校说几句，皇长子说得很得体：“先生们劳苦了，请记住父皇的话。”

接下来，泰昌帝谈到了棺椁和陵地的事。方从哲还以为说的是万历帝安葬的事，就说：“皇考的陵墓匠作，正在次第进行。”

泰昌帝摇摇头，指着自己说：“朕寿宫也。”

方从哲等人大惊，连忙劝慰道：“圣寿无疆，哪里就到这个地步！”

泰昌帝神色黯然，说了几遍此事重大，便闭目伤神。

众臣都不由哽咽起来，伏地不忍仰视。

大事交代完毕后，泰昌帝忽然问起：“鸿胪寺有个官来进药，他人在哪里？”

皇帝是如何知道这个消息的？显然是近侍太监传的话。

这也是易于被人忽视的一个细节：内阁已经否决了的意见，怎么又告诉了病中的皇帝？是无心为之，还是李可灼走了门路？此案从这一刻开始，谜团重重！

方从哲连忙照实禀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过他有仙丹，但臣等未敢轻信。”

这个话，等于把大臣们的态度说得很明白了，但泰昌帝还是命人宣李可灼进宫，让他来诊视一下自己的病情。

李可灼很快赶到，给皇上号了脉，望了气色，然后谈了他的判断和疗法。泰昌帝听了，很信服，命他马上把药调制好呈上来。

方从哲立刻委婉地表示异议，提出是否与御医们商量一下再说。刘一则对众人说，在他的家乡，有两人服过此药，效果是一好一坏，可见不是万全良药。

众人疑虑重重，但就是不敢把话挑明。皇帝的旨意，还是传下去执行了。

泰昌帝是否迷信或服过仙丹，史书上没有记载。包括万历帝，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明朝十六帝（因英宗两次面南，也有说明朝十七帝）中，最迷信丹药的有两位，即宪宗皇帝和嘉靖皇帝。尤以嘉靖皇帝在这方面搞得空前绝后，到晚年迷信得近乎白痴。

这次泰昌帝执意要服仙丹，一是求生的本能，二是内心的绝望。“死马当作活马医”“病急乱投医”等，他也是知道的。

其实，在这桩离奇的案件中，要负最大责任的，恰恰是受害者泰昌帝本人。他此时的主要身份是患者，要用什么药，应该听内阁和御医的，但他偏要行使皇帝职权。诸大臣由于明哲保身，又不敢力阻，于是事情便向着不可控的方向，急剧地发展了下去。

到中午，李可灼调好了红色药丸一大粒，送到了御榻前。估计这东西，起码有一颗李子大小，主要成分究竟是些什么，到头来谁也没弄清楚——这药，就是所谓的“红丸”，此案便以此物而得名。

泰昌帝是一个很懂人情道理的君主，他怕大臣们不放心，特地把他们都叫进寝宫，让大家看着他服用红丸。把这东西吞下去之后，感觉很不错，连声夸赞李可灼道：“忠臣，忠臣！”

诸臣悬着的心，这才略略放下，都退至便殿守候。不大一会儿，太监出来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想吃东西喝水了。”

众人一阵欢呼，终于彻底放下心来，便都从宫中退出了。

到了傍晚时分，李可灼匆匆从宫中出来，到内阁求见方从哲，说有情况要通报。

他说：“方才皇上怕药力减弱，想要再服一丸，然御医都说不宜再服。”

方从哲忙问服了没有。

李可灼表示，上意难违，且催促很急，只好遵命，已经服了第二丸。

聚集在这里尚未散去的众大臣，都围了上来，急切地询问皇上目前的状况如何。

李可灼很有信心地答道：“圣躬安适如前，平善如初。”

可是第二天，也就是九月初一的凌晨五更天，情况突变。宫内太监慌慌忙忙跑来紧急宣召，说皇上不行了！

方从哲等一批大臣连忙赶到宫中，可是迟了，皇上已经升天了。

可怜的泰昌帝，登基时是八月初一，刚满一个月。

消息传开，举朝震惊。皇上昨天傍晚才服的药，怎么会天一亮就驾崩了？众臣心头立即疑云大起——那李可灼是何人？彼辈并非医官。那红丸又是何物？所呈并无药方。

此事太过于吊诡！

人们不能不将一连串的事情联系起来看：先有郑贵妃进美女，耗损皇上身体。又有崔文升用泻药，致使皇上病倒。现在又来了一个李可灼，进呈红丸。这不是合谋弑君又是什么？

“拥长”一派官员的心头，充满了悲愤：国本之争三十年，好不容易将常洛拥上了皇位，仅仅一个月，就一命归西，这不是太残酷了吗？而且，一系列的异常迹象，与郑贵妃的干系甚大。可怜的常洛，到死也没摆脱父皇的阴影！

于是，廷臣们开始追问两个问题：一是，红丸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二是，这么做究竟由谁指使？

关于红丸的性质，后世的人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红丸就是道家服食的丹药，含有大量丹砂，所以呈红色。丹砂又叫作“朱砂”，是一种棕红色的彩石。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就曾应用丹砂做颜料，这是有文物可证的。丹砂的主要化学成分是硫化汞，在湖南、贵州、四川等地都有出产。古时以产在辰州（今湖南沅陵等地）的品质为最佳，叫作“辰砂”，中医拿它来做安神、镇定的药。

这一说法，根据比较充分。因为李可灼自称这是仙方，就是一个佐证。另外，泰昌帝服用以后的反应很安适，也是一个证明。在当时，一般持这种看法的人较多。

但这丹砂也有害，按中医的说法是性热，大概就像晋朝流行的“五石散”一样，吃了会产生内热，散发不出去，就要命。泰昌帝身体本来就虚，先是崔文升以性寒之药大黄，泻了一通，没过几天，又用性热的丹砂加了把火。一冷一热，把命给催没了，是完全可能的。

况且，这丹药里边，除了辰砂之外，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细菌超标害死了人，也说不定。

第二种观点，说红丸是春药。明代诸帝大多好色，纵欲、服春药，是相沿的习惯，因此大多寿命不长。明中叶以后，社会上讲究奢靡，春药大肆流行，宫廷里就更甚。

第三种观点认为两种都不是，说红丸不过就是一般补药。丹药和春药都是伤身体的，李可灼不可能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胆量进这两种东西？除非他疯了，要拿性命来赌。

关于药是什么性质，当时大致有了一个定论，就是丹药。接下来的问题是，指使李可灼这样干的幕后黑手是哪一个？

令首辅方从哲万万想不到的是，他本人竟然成了众人怀疑的对象。

大家怀疑方从哲，是有一定根据的。他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入阁，次年就接替叶向高任了首辅，到现在短短几年间，经历了三代皇帝。明末三案，也都发生在他任阁臣期间。就红丸案来说，公平地讲，他处置得不算太糊涂，但不够果断与聪明，结果惹祸上身。

他的从政与为人，后世认为是“性柔懦，不能任大事”。如果仅此而已，还不至于招骂。关键是无能之外，还兼贪婪。为了保住位置，这类人所用的办法，一般都是依附权势。所以，他不可避免地成了倒向郑系一派的人物。

李可灼进红丸惹了塌天大祸，舆论当然要怀疑，这多半又是郑贵妃搞的鬼！方从哲心里是向着郑贵妃的，为压制舆论，就借拟遗诏之便，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奖了李可灼，并赐银五十两。

他想得有点儿太简单了。他是想，既然泰昌帝信任李可灼，这是有目共睹的，那么以死皇帝之口，封住满朝活人的嘴也不难。可是，他想不到，再有威权的死人，又怎能压服得了长了脑子的活人？

大家都恨不得将李可灼千刀万剐，居然还有人要褒奖这个家伙！

怒火立刻就集中到了方从哲的身上，他自己却浑然不觉。先是御史王安舜上疏，论李可灼庸医杀人罪，其言汹汹。方从哲感觉到，舆论还是有些厉害的，便退了一步，票拟了对李可灼罚俸一年的处分，稍后又加重为回籍调理。

由红丸事件，自然要牵起崔文升滥用泻药的事，于是又有御史郑宗周，奏请“寸斩崔文升”！方从哲则票拟，交司礼监议处——让太监们自己去管这事吧。

他的意图，就是想把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可是，想借这件事说话的人，满朝都是，他怎么能压得住？这种拙劣的遮掩，立刻引起言路大哗。人们索性把他和崔文升、李可灼拴到了一起，都成了郑贵妃那根藤上的瓜。很快，给事中惠世扬上疏，指名道姓指责方从哲是徇私枉法，有违人臣之道。

方从哲没想到连自己也陷了进去，手忙脚乱之下，指使人出面为崔、李两人辩护，说他俩不过是用药有误，非要说成是谋害，岂不是将大行皇帝陷于“不得寿终”之列，凡属臣子，于心何忍？

这一步，又是臭棋！大伙彻底被激怒了，谋害就是谋害，还敢拿死人压活人？

新一轮发起攻击的人，不仅有权位更重的言官，连大臣们也纷纷加入。发难者中，有大名鼎鼎的左都御史邹元标、礼部尚书孙慎行等。先前的攻击，还仅仅是指桑骂槐，这次干脆撕开了脸皮，大家要明明白白论方从哲的罪，把他平日的那些恶德败行，也一并给揭露。

其中，尤以礼部尚书孙慎行的话说得最狠。他说：“臣以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推掉弑君之名，也难免弑君之实。”抡完了大棒之后，又戟指怒骂道，“其罪恶逆天，万无可生之路！”

邹元标也附和说：“元辅方从哲，不申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即使自称是无心，又何以向天下交代？”

这两个人位高权重，素有威望，他们的奏疏，无疑是重锤落下，把方从哲打入“弑逆”一流，使其陷入了道义谴责的汪洋之中。

方从哲顿显狼狈不堪，真是没法向舆论交代了，只得上疏，自请削去官职，并表示愿意远流边方，以谢天下。

此时，虽有一些内侍为方从哲说好话，但形势已极为险恶。万一哪根弦绷断了，当了七年阁臣、六年首辅的他，就有可能步早年几位首辅的后尘，身败名裂。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人站出来说话了。内阁辅臣韩上疏，如实讲明了红丸事件的经过，认为与方从哲无关。他还建议，将崔文升、李可灼二人另行处治。

韩是在红丸案发生前几日新入阁的大臣，一向老成持重，并不是方从哲一伙。他的话，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此外，曾经对红丸事件很了解的张问达与汪应蛟，也证实了韩的说法。

方从哲固然道德有亏，但绝无弑君的胆量和动机。在激烈的争斗中，有人能持这种公论，实为不易。

三人的意见一出，方从哲总算解脱了出来。但泰昌帝之死，终究是他仕途上抹不掉的一个阴影。首辅这个位子，毕竟不那么好坐了。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他经过六次请求，终于获准致仕，回老家去了。

方从哲从万历末年国势由盛而衰时起，曾长时期独秉国政，因此后来有人认为，他要对大明的灭亡负责。这种看法值得商榷，他固然没起什么好作用，但还不至于有亡国之责。

在红丸案中担有很大嫌疑的崔文升和李可灼，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崔文升发往南京安置；李可灼判流戍。这都是按照用药失误来判决的，好歹还没丢命。

纷纷攘攘的红丸案，就此落幕，但在此案中对峙的几大势力没有变动，换了一个皇帝，他们还是要斗。因此，紧接着，就爆发了明末的第三大案——“移宫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