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一相”张居正去世的时候，给万历留下的，是一个殷实的家底。由于“一条鞭法”利国便民，到万历十年（1582），太仓（国家仓库）粮食可支用十年，国库存银近八百万两。在政治、军事等方面，也是一派大国气象。官吏勤于政事，“四夷”无不宾服。从那时候起，万历帝要是稍有一点儿明君的样子，就算他说出“真想再活五百年”的狂言，也不是太离谱。

但是，大国运祚，也如逆水行舟，只要有二三十年国主不谋正事，国势眨眼间就会稀里哗啦地垮下去，任你使了吃奶的劲儿，也是回天乏术。

万历后期的大明，君臣干的都是不太正经的事，国家也就渐渐生出了三大毒瘤。

哪三个呢？一是“党争”，二是“矿税”，三是“辽事大坏”。

这三大毒瘤，由内到外，由上至下，把如日中天的大国搞得千疮百孔、不堪一击。

国运走下坡路的时候，往往就是党争起、赋税重、民怨兴、外患至。内忧外患，就像两个持刀的孪生兄弟，至于谁砍下了最后那要命的一刀，其实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大明这个烂透了的庞然大物，已经到了一刀就足以毙命的程度了。

在这里，我们稍微先费一点儿笔墨，把这三大毒瘤分别说一说。

明末的党争，主要指东林党与浙党、阉党之间的斗争。万历十年（1582）以前，控制朝政的，或是强势皇帝如嘉靖，或是强势首辅如高拱和张居正，哪会有人敢闹小派别？

万历十三年（1585）后，皇帝不大管事了，朝政日益败坏，廷臣也就有了门户之别，这就是所谓党争。这里所说的“党”，与现代社会的政党含义不一样，指的是官僚的派别。

明末党争里，最重要的一方是东林党，之所以名为“东林”，得名原因很有些风雅。万历三十三年（1605），吏部郎中顾宪成被革职，随后与志同道合的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他家乡无锡东门外的东林书院讲学。

他们这种讲学，不是为了普及《论语》，也不空谈心性，而是重在“经世”，也就是想着怎么样能够治国。他们讽议朝政，品评人物，抨击当道，以天下清流自居。这个姿态，在当时很得人心。《明史·顾宪成传》里说，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和下野官员，都纷纷跑来投靠——可算找到“精神家园”了。据说，当时把东林书院的客舍都给住满了。

顾宪成这一批精英，号称“东林八君子”。在他们的带领下，江浙一带的文士，集会立约，互称“同志”。东林同志们的活动，得到了淮阳巡抚李三才的支持。朝中有些官员，如赵南星等人，也愿意与之结纳。

与他们相对立的官员们看不惯，指其为朋党，诋毁他们是“东林党”。

所以东林党这个称呼，一开始是个恶名，后来叫开了，才慢慢变香了。

东林一派的官员，一开始听着也嫌刺耳，于是反唇相讥，按地域给人家取诨名，斥对方为齐党、浙党、楚党。

由此，东林党与三党相互倾轧，争斗不止。而那一边的齐、浙、楚三党之间，也有矛盾，但都以攻击东林、排斥异己为能事，结成了联合战线。

三党中浙党势力最大，内阁首辅沈一贯、方从哲，都是浙党的首领。到了万历末年，三党的人相继执政，将东林党人从朝中一扫而光。

东林党一时受挫，似难以翻身。但事有偶然，后来东林一派里有个监生汪文言，设计离间齐、浙两党官员，造成他们内讧，使东林党官员在天启初年又逐渐得势。东林党人叶向高、邹元标、杨涟、赵南星等人，一手把持朝政，三党一度受到排斥。

遗憾的是，这一段风光并不长久。很快，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与部分官员勾结，形成了所谓“阉党”。这个阉党，名字不好听，但能量极大，致使东林党遭受重挫，上演了明末的一场大悲剧。

明末党争，最初是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京察”开始的，一直到明亡后的南明弘光小朝廷，就没有停过。无论政治、军事、钱粮，什么事都要争论不休。前面已经讲到的国本之争、三王并封之争、福王就国之争，还有那个惊心动魄的梃击案，都是明末朋党之间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

说到东林党人，大多为正人君子，其目的，无非想重建道德权威，挽救颓局。由于他们富于人格魅力，才学与道德均属上佳，故而无论是言还是行，都颇能激励人心。

这个党争，看起来好像很能激活政治，防止僵化。可是，在皇权制度下，党争不可能形成现代民主政治，即便东林官员们唱的是道德高调，到最后，也大多变成党同伐异的借口。高调之下，有不少行为太过偏狭，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好像仅仅就是为了与人争斗以图痛快一样。

东林一派的成见太深，排斥异己太甚，把不少可争取的人，都推到阉党一边去了，这也是东林党最终败给了阉党的原因之一。

此外，东林党人受出身局限，建言多为书生议政。在台下时，批评人家头头是道，上台之后，却无张居正的施政本领，在晚明，一再错失扭转大局的良机。

绵延几十年的党争，使大明的行政机器其实已处在半瘫痪状态。梁启超先生有个好比喻，说是明末党争，好比两群冬烘先生打架，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

这话是有道理的。一般的言官，只要陷入党争，就不惜夸大其词，混淆是非。最叫人痛心的一个例子，是在边帅的任用上，由于党争掩盖了对贤愚的判断，以致辽东军事屡次出现用人不当。你犯错，人家可不犯错，建州女真就这样趁势而起，给大明套上了一道致命绞索。

近世更有人认为，党争纷乱如麻，肯定是要有人出来收拾局面的，后来魏忠贤的专权，起的就是统一政治的作用。这个说法，也是一种看问题的角度。

明末的党争，实际是政治精英的内耗，即使在“三党”中，也有政绩与才干原本很不错的官员，但是一旦卷入党争，力量就都用到如何整人上面去了。

就这样，皇帝怠政，官僚纷争，一个庞大的国家失去了权力重心。张居正时代那种政令统一、上下齐心的局面，已恍如隔世。

国家中枢的控制力弱了，下面又是民变四起，强邻也悄然坐大，国家安得不亡？故此，说党争是明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也不为过。

再来看看明末的第二个毒瘤——矿税。

这是万历帝的发明。“矿”，指的是派太监到全国各地去开矿。“税”，指的是派太监到各地去额外征税。开矿和征税，其实都是为了敛钱。

万历这个皇帝，不仅以懒闻名，且以贪财闻名。正如明清史研究名家孟森先生所言：帝王之奇贪，从古无若帝（万历）者。万历帝之所以派太监去搞矿税，就因为太监不是士大夫，没有法制观念，可以极尽搜刮之能事。

诸位可能会奇怪：贵为皇帝，为什么还要贪财？因为他日常花得太多了！

万历年间，曾有三次大的军事行动，叫作“三大征”，即：对内平定宁夏、播州叛乱，对外援朝抗倭。这一动兵，就把张居正攒的家底全花光了。可是万历帝并未收手，他还要建自己的陵墓，册封太子与诸王，举行太子冠婚仪式，重修几个大殿，哪一项都需要大把的银子。

国家没钱，万历不在乎，他没有这个概念，出手还是大方得很。光是太子册封与冠婚大典，就花去白银九百多万两，抵得上整个大明政府三年的花费。

万历总觉得，天下还有数不清的银子没搜刮上来。他派太监去敛钱，就是为了绕开行政系统，拿到的钱直接入内廷，不与中央财政分享。

用这个开矿的办法弄钱，其实有点儿猴急，万历却说得很堂皇，说是他不忍加派给小民。

话说得好，但实际执行起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派去的太监，自幼生长在深宫，对经济、民生一窍不通，哪里会懂开矿？不过是贪赃枉法，横行霸道，一味扰民而已。

天下之土，丰瘠不均。有的地方开不出矿来，矿税太监就责令富户或者地方官府承包，不足之数，则要赔偿或以财政抵顶。结果，开矿成了变相的摊派。

那些征税太监，也是百姓的一害。他们与地方关税不相协调，对行商们重复征税。当时在长江上往来的商船，一日之内，就要过五六道税卡，雁过拔毛，毫不客气。

矿监在各地闹得鸡飞狗跳，但征上来的矿税银，却不是很多。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交上来的才有五百六十九万两。原因就在于，各地矿税太监几乎没有不贪污的。所得银两给皇帝的十之一二，暗入私囊的十之八九。若按上交百分之二十算，落进太监腰包的银子，就有三千多万两，皇帝只不过拿了个小头儿。

这是典型的聪明奴才坑了傻主子的案例。

矿监的这种贪污，等于有个“第二政府”在搜刮和花钱。那么，钱从何出？百姓又怎生承受得了？

最要命的是，这些矿税太监出了皇城之后，口含天宪，胡作非为，没人能管得了。史书说他们掘人冢，坏人庐，淫人室，荡人产，劫人财，简直就是一群穿黄袍的土匪！

《明神宗实录》里，详细讲了他们勒索富户的办法：矿税太监下到地方，今日枷一人，说你如此之富是因为违法；明日关一人，说你家里肯定藏有珍宝。凡是殷实的人家，马上就给你罗织罪名。逮住之后，先不审讯，用铁索锁住脖子，手脚戴枷，让你游街。而后把你关到船上的水牢里泡着，不给饮食。太监则假装上岸离开，把你交给皂隶看管，一日打你十几遍，备极惨毒。打得你求死不得，无奈，只能倾家荡产，求得活一命。(www.daowen.com)

据记载，在山东，矿税太监曾经在三天内抓了富户五百人，大肆勒索。这难道不是皇家派来的土匪吗？

矿税太监在地方凌驾于官府之上，驱使地方官吏有如使唤奴隶，稍不如意，则辱骂、鞭笞、用刑，无所不用其极。太监的爪牙，甚至有白昼持刀闯入县衙大堂殴打官吏的。

这些恶行，引起了官僚集团的反感与抵制。无论在朝中还是地方，官员们纷纷上疏，指斥矿税的弊端。万历三十六年（1608），有吏部左侍郎杨时乔，反映辽东的情况时说：民之幸免荼毒者百无一二，而轻生思乱者已有八九！

时任凤阳巡抚的李三才上疏说：自兴矿税以来，万民失业。征税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上下相争，唯利是闻。然而，皇上爱珠宝，民亦要温饱；皇上爱万世，民亦恋妻儿。为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秕升斗之储？皇上欲为子孙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试看典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乱者，可有吗？

据《明史》记载，自阁臣赵志皋、沈一贯以下，反对矿税的奏疏不下数百道，万历一概留中不发。凡地方官与矿税太监起冲突的，万历总是听信太监的诬陷，把大批敢为民请命的官员投入诏狱。

矿监和税监不仅敲诈勒索，还肆意杀人，辱人妻女。他们以百姓为草木、为瓦砾，似乎人可以不吃不喝，而且还不知痛苦。但是，草民虽然微贱，总还要活一口气，在没有活路的日子里，人们就要想办法来活了！

无休止的敲诈与搜刮，终于激成了明末势如燎原的“民变”。

百姓在忍无可忍之下，聚众鼓噪，包围和烧毁矿监的中使衙门，驱逐、殴打太监及其帮凶。

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有临清民变。小贩王朝佐，不堪忍受欺凌，前往税监马堂的衙门砸门，欲与之交涉。四千余名小民呼啸追随，包围了衙门，最后一把火烧掉了衙署。

同一年的十二月，有湖广民变。武昌、汉阳数万受害市民，会聚在抚按衙署门前，击鼓控诉。后又游行至太监陈奉的税监府，一拥而入，扔砖放火。

万历二十九年（1601）六月，有苏州民变。作坊织工数千人聚集，推出昆山人葛成，为众人首领，包围了税监孙隆的衙署，殴毙其爪牙多人。

万历三十四年（1606）正月，有云南民变。地方卫所指挥（低阶武官）贺世勋、韩光大等直接参与，率万名冤民冲入税厂，处死了税监杨荣及其党羽二百多人，投尸于烈焰之中。万历帝闻讯后惶恐不安，为之不食多日。

这仅仅是比较典型的几例。

明末的矿税暴政，不仅激化了政权与民众的矛盾，还导致了皇权与官僚集团的冲突。代表皇帝的太监如此疯狂地残民、刮民，使皇权的神圣性与合法性荡然无存，百姓视皇家为阎罗，视生存为炼狱。大量下层官员也开始与皇权离心离德，整个国家的统治，已开始分崩离析。

各地频繁出现的民变，由于法不责众，最终只能处置一两个为首的闹事者了事。这恰又暴露了皇权的虚弱，给后来大规模的农民造反埋下了伏笔。

最让人诧异的是，这个搞得天下沸腾的恶政，其搜刮来的银钱，绝大部分是供万历赏赐儿子福王用的。钱是弄到了一点儿，但国家也眼看就要完了。后来，那位体重三百斤的福王，就是丧命于李自成的农民军之手，其肉被农民军和鹿肉一起煮吃了。

万历如地下有知，该作何想？银钱滚滚，可保得了子孙吗？

所以，清人赵翼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这是说到了矿税乱政的要害上。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明末的第三大毒瘤——辽事大坏。

明代把东北方面的防务和经略，叫作“辽事”，在万历朝的后期，这个词，指的是对建州女真的攻防事务。

女真的崛起，是万历年间新出现的一大忧患。

在万历朝以前，大明的百年边患，一直是蒙古部落（鞑靼）的袭扰，女真部落还成不了什么气候。

对女真各部落的控制，在明朝可谓源远流长。早在永乐年间，大明就在黑龙江西来支流亨滚河（在今俄罗斯境内）的河口对面，建立过奴尔干都司。这是个军政合一的基层政权，专为镇抚女真所建。虽然到宣德年间衰落了，但明朝对女真的羁縻，始终没有放松。

总的政策就是：以军威震慑为主，辅以授衔、互市等恩惠手段。这一政策，实践证明相当管用。特别是自隆庆四年（1570）起，辽东总兵李成梁镇守辽东二十二年，对女真各部又拉又打，分而治之，女真一度崛起的势头被彻底打垮。

当代有史家在分析万历末年的辽事时，说辽东的平安，一是取决于边帅对女真的驾驭手法是否得当，二是女真方面必须是安于现状，不能出野心家。

在万历的后期，这两方面恰恰都出了问题。一是李成梁在第二度出任辽东总兵时，对女真处置失当；二是女真恰恰出了一个有雄才的部落首领努尔哈赤。

李成梁的祖上是朝鲜人，在高祖一辈就归顺了大明，世代为将。李成梁镇辽，前期是立有大功的，先后奏大捷十次，打得辽东的鞑靼狼狈不堪，那时的女真根本不足为患。

可是李成梁的名望渐高之后，也有一些臭毛病，最主要的就是骄奢无度，贪污腐败。他长期垄断辽东的军用物资、马政、盐课和市赏。史称，全辽商民之利，尽入其囊中。为巩固自己在辽东的地位，他又把贪污来的钱遍贿权门，结纳朝臣。朝中的关键人物，没有不沾他好处的，连宦官都乐于为他通风报信。

到后来，发展到敌骑入境后，他拥兵观望，掩败为胜，滥杀边民冒功。终于在万历十九年（1591）被参倒。在他离职的十年间，辽东八易其帅，没有一个能胜任的。建州女真出现的豪杰人物努尔哈赤，就是在这一期间，趁势统一了女真各部，成了一股不可小瞧的势力。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家族属于建州女真的宁古塔部，就住在今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费阿拉一带。他的祖父和父亲，都不是什么显赫人物，可能是指挥使一类的头目。他本人的身世也很平常，十岁不幸丧母，老爹娶了后娘，这位后娘又虐待他。

从十五岁起，努尔哈赤寄居在其外祖父、建州首领王杲家。后常到抚顺、清河（今辽宁省本溪市北清河城）等地经商，广交朋友，学会了蒙古语、汉语，爱看《三国演义》及《水浒传》，从中学习韬略兵法，渐渐熟悉了辽东的山川形势。十八岁时，隶属于李成梁部，屡立战功，很受李的器重。

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其祖父觉昌安、其父塔克世，随李成梁进攻古勒城，打击建州女真部落首领阿台。两人为明军的向导，不料在战乱中，被明兵误杀。也就在这一年，努尔哈赤脱离了李成梁独立，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开始了统一建州女真的过程。

到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在老家费阿拉“定国政”。万历二十一年（1593），击败九部联军，统一了建州女真。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终于干出大名堂来了——努尔哈赤以新宾的赫图阿拉为都城，建立“大金”，自称汗王，建年号“天命”，开始与大明分庭抗礼。

随着大明帝国病入膏肓，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夏天起，万历帝也一病不起。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终于驾崩，扔下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走了。

这位体态肥硕的皇帝，在位共四十八年，享年五十八岁。一生最后的三十多年里，一步也没离开过紫禁城。

在驾崩的当天，万历发了一份遗诏，对自己四十八年的秉政做了深刻反省，尤其是对奏章滞留、矿税繁剧、民生日蹙、边衅渐开等弊端，表示了“不胜追悔”，并提出了若干条补救措施。

这道遗诏，究竟是万历在最后时刻的良心发现，还是中枢大臣按自己的意图为皇帝代拟的，不大好分辨。其中比较令人惊异的，是遗诏居然同意“宜多发内帑以助军需”。从来是一毛不拔的万历帝，竟愿意动用自己的私房钱支援前线，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就在前一年进剿辽东时，军饷不足，兵部请求发内帑接济，万历还曾坚决拒绝过。

这个弯子，怎么会转得这么急？

在万历死后的三天内，大臣根据遗诏，就两次发内帑二百万两银以充军需。要是他还活着，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过去打仗，钱不够怎么办？让老百姓出。别的时候想不起老百姓，到征税的时候绝对漏不掉。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万历四十七年（1619）这两年中，为筹集辽饷，朝廷就曾三次加征天下田赋。

因此，后世有史家断定，万历临死时的这个忏悔书，必是大臣们的杰作。

万历走了。他充满矛盾的一生，留下了无数的功过毁誉，供后人们去争论。在他执政的初期，也就是所谓“万历新政”的十年，曾是大明帝国行政最有效、经济最富庶的时期。可是他非要在张居正死后，清算这位千载不遇的英明首辅，开启了门户之争。他在前期，尚能励精图治，很像个有为明君的样子；后期却不理朝政，宠信郑贵妃，致使政府机构长期半瘫痪。

老子《道德经》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说的是，大国虽大，却像小鱼一样不经折腾。古代圣人说话，逻辑性虽不强，但经验老到。一个政策之误，百姓就不知要受多少年的苦，何况三十多年瞎胡闹。

一个世界头号帝国，就在万历的手中，从蒸蒸日上到日暮途穷。他的儿孙们，就是再禀赋异常，也救不了大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