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川大峨眉岁月:抗战时期的川大迁往峨眉山

川大峨眉岁月:抗战时期的川大迁往峨眉山

时间:2023-08-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文/成都方志峨眉山伏虎寺峨眉山脚下报国寺抗日战争时期,国立四川大学所在的皇城处于成都中心位置,校长程天放为了避免日机轰炸,及地方军阀和地方士绅的干扰,于1939年把学校迁到了峨眉山。当年的峨眉山区,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匮乏。后来,黄季陆校长承诺把川大迁回成都,派代表来峨眉山接收校印时,却无一人敢于面对。1942年12月,黄季陆接掌川大后,举行部分学生游金顶的聚会,告别峨眉山。

川大峨眉岁月:抗战时期的川大迁往峨眉山

文/成都方志

峨眉山伏虎寺

峨眉山脚下报国寺

抗日战争时期,国立四川大学所在的皇城处于成都中心位置,校长程天放为了避免日机轰炸,及地方军阀和地方士绅的干扰,于1939年把学校迁到了峨眉山。文学院、学院迁往峨眉山伏虎寺,理学院迁往峨眉山下面的万行庄(万姓大宅院),新生院迁往鞠槽(鞠姓大宅院),校本部、教务处、总务处、训导处设在伏虎寺。

那时,学校的老师都是步行去上课,包括资历很老的向仙乔、邓只淳等老教授。报国寺及其附近的庙宇等作为教职工宿舍,伏虎寺大殿东西两边的楼房作为文、法两院学生的宿舍。

为解决上课的教室问题,学校在伏虎寺大殿左右分别各修了四排草屋木结构的房屋,每排各有三间教室。图书馆设在伏虎寺正门外左边一个很结实、宽广的大草屋里,各种古典文籍和中外参考书籍都保藏在这间草房内,借阅书的师生是很多的。学生的生活主要是学习,白天上、下午都是上课,在教室里度日子;晚上自学就在寝室内,各人在各人的床边放个煤油灯学习。

当时川大学生成分大致可分为两大群体。一个群体是属川籍的,即是有四川各县、市的中学校毕业后考入川大的学生。另一个群体是属于外省籍的,即是从日寇占领的沦陷区由东北、华北、华东南、华中等地内迁四川的大学生来川大借读的学生,叫借读生。学生的主导思想是“读书与爱国”。在这两种思想交织下,在峨眉山朴实敦厚的学风中培养的学生,也难免沾点“书生”的习气。

那时学校是学分制。一年级都是基础课,各系一年级都要学的公共课程是国文、英文、通史、普通物理等基础课。二年级是专业课,三年级才是专门化课。必修和选修,选修就是教师哪些有专长就开,学生可以凭自己的爱好选,文学院可以选理学院的,理学院学生也可选文学院的课,规定了的必修要修多少,选修要修多少学分才能毕业,四年级基本上是做论文了。

当年的峨眉山区,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匮乏。老师们的生活平淡、清苦,但老师们对学生的教学工作是非常认真负责的。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大雪纷飞,老师们都会从各人的住处走出来,绑上沉重的防滑鞋,攀岩越岭,走过凹凸不平的泥泞羊肠山路,来到伏虎寺为学生上课。

因为缺少统一的教材,又没有印刷讲义的油印设备,全靠老师的板书内容和指定的必读参考书。各门课程的期终考试大多实行开卷考试,写读书报告,老师们都很耐心地对学生写的读书报告一篇一篇评阅记分。(www.daowen.com)

我是教育系的学生,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刘绍禹、黄建中、邓只淳、汪奠基、向楚、张敷云、普施泽等先生。

刘绍禹是中国第一代心理学家,两度留美,双博士,他教《教育心理学》和《普通心理学》等课程。刘绍禹上课很严肃认真,对人虚心客气,从不发脾气,有什么事轻言细语和你谈。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川大第一副校长兼教务长,大家对他都很尊敬,教授提建议,他都悉心听取,对人很亲近。

邓只淳是四川第一批派赴欧洲考察教育回国的教育学家,教的是《教育行政学》。他早年担任过成大(师大)代理校长,他对学生学习和做人要求严格,对学生的就业创业、成长一贯关注。教育界人士说他:对学生采取的“打锅盔”式的教育方法,就是“又打又拉”的“严教”和“友善”相结合。他是学教育的,很重视学生的培养,对于学生上课很重视,每次上课都要清点人数,某人没有来,还要被点名。

汪奠基原是北大教《外国哲学思想史》的教授,因应黄建中院长之邀来峨眉山川大讲学。他不苟言笑,上课不写黑板,但一开口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上课用的《中国哲学思想史》讲义,新中国成立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曾在我的毕业论文封面上亲笔签上“有独见,85分,汪奠基”8个字,令我铭记难忘。

向楚是四川著名儒士、文学大师,历任川大文学院院长多年,对学生在学习上严厉,但在生活上却和善可亲。好宾朋,喜论古谈今,诙谐风趣。长于诗、词、赋,还擅长书法。他是我与老伴结婚时的证婚人,曾经为我写过几幅字。

张敷荣是《教育原理》课程教授,留美教育学家。他是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权威杜威的学生,他比较重视学生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1942年冬末,教育部任命黄季陆主掌川大。黄季陆先后留学日本、美国,均取得博士学位,并曾任国民党第一届代表大会代表,是川大前身成都大学教授。学生认为,以他的政治地位而言,不宜于作川大校长,因而还发生了“反黄”与“迎黄”两派的争论,酿成了“抢夺校印的事件”。

后来,黄季陆校长承诺把川大迁回成都,派代表来峨眉山接收校印时,却无一人敢于面对。传说还是与“抢夺校印”无关的老师同双方代表联系,约定保管校印的学生把“校印”先放在理学院(在万行庄)的某一个石头上,由校方代表自行前往接收“校印”。黄校长在成都闻此事,以其宽广胸襟笑言说:“这些青年学生娃娃是在无事中找事闹”。事后,学生中谈及这场闹剧,也不禁哑然。

1942年12月,黄季陆接掌川大后,举行部分学生游金顶的聚会,告别峨眉山。接着,他在很短时间内,便把川大迁回成都望江楼。1943年春天,川大在望江楼举行开学典礼,我们这一届学生住在农学院学生宿舍的“梅园”里,在完成毕业论文后,也就离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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