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都方志

华西协合大学校园景色（1939年）

日本轰炸后的校园废墟（1939年）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陷入黑暗，满目疮痍，但成都的华西坝上却是另一番风景。

成都城南的华西坝，有一大片负郭良田。自20世纪之初开始，这里渐渐矗立起了一幢幢中西合璧的洋楼。5个基督教教会在这里办起了教会学校——华西协合中学，1910年又开办了华西协合大学。这是一所综合性教会大学，内设文、理、医、牙、教育诸学院，尤以医科、牙科、制药和理科称雄。开始时，成都人称华西协合中学为“五洋学堂”，是很带了些好奇目光的。

华西坝的新鲜之处，首先是它的建筑。这些洋房大都是西洋结构，但又是中国式的屋顶，流檐飞角。洋教士在华西先后修了三十几幢洋楼，唯有钟楼是哥特式的尖顶，这在当时的成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些群体建筑自然有序，但它们不是庙堂之序，而是散落之序，是一种开阔的思路。小洋楼散落在草坪花木藤蔓之间；钟楼是教学用的，它的附近有嘉德堂（生物楼）、化学楼、赫斐院（数理楼）与嘉德楼（教育学院）。重头戏都在北侧向西至医科大楼，南面较显得空虚，洋人把它规划成大草坪，现在成了学生们的足球场，或许当年这可以算作成都的第一大草坪。

万德堂（1939年）

“四大学”聚会

华西坝的西洋风情，犹如世外桃源。这里没有三教九流的茶馆，袍哥军阀也不来染指，成都人似乎是小心翼翼地看着这个别样的世界。

华西坝上通用的语言是英语，学生们私下的闲谈，也是中英夹杂。有些洋教师，在成都还很有名气。加拿大教师沈克莹，身高约二米，成都人称他为沈高人。美国人丁克生，又是洋人中最矮的，才一米五左右，诨名丁矮子。丁矮子负责管理华西大学的奶牛，养奶牛的坝子上又有钢琴房，因此“对牛弹琴”成了华西坝一景。丁矮子在成都的出名，除了他的矮，还缘于他满口的成都话，甚至他还很会“展言子”。会成都话的洋人还有加拿大人文幼章。文幼章出生于仁寿，长大于乐山，在加拿大大学毕业后又重返四川传教、教书，文幼章很会讲乐山、仁寿、重庆、成都方言。(www.daowen.com)

抗日战争时期的华西坝，是大后方高校集中地之一。南京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北京燕京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迁来华西坝，成了有名的“四大学”。外地迁来成都的高校有7所，数千学生来到成都求学。除了本校学生外，对于无校读书的学生，省教育厅则将他们分配至成都各高校借读，这是战时的权宜之计。

四校在抗战胜利后曾拟纪念碑碑文道：“抗战军兴，全国移动。华西协合大学张校长凌高博士虑敌摧残我教育，奴化我青年，因驰书基督教各友校迁蓉，毋使弦歌中辍。”

成都成了文化都市，名人会集，灿若群星。华西坝上，留下过李约翰、海明威、斯坦贝克、费德林的身影，也有来成都任教的陈寅恪、吴宓、钱穆、顾颉刚、吴芳吉、魏时珍、蒙文通、吕叔湘、缪钺、罗玉君等名教授，一时间，汇成了一条学术巨流。

学生中心（1940年）

坝上四大学“开门办学”，成立了“四大学教授座谈会”，每周举行学术论文报告。四大学的学生，可以在各校自由选课。最受学生欢迎的便是陈寅恪先生的选修课。他所开的课为《唐史》《元白刘诗》。穿长袍马褂，手拿黑布包袱，包着书本、讲义，另一只手拿一瓶开水的陈先生来了，他步入教室，开始讲课。助教容嫒女士也入后座。她是容庚先生的妹妹。陈寅恪先生学识精博，通贯中西。他的课总是连窗外都站满听众。先生时患严重眼疾，一上讲台便双目微阖，讲解时旁征博引，内容精辟，学生笔记不需整理，便是一篇文章。

吴宓先生在燕京大学执教时，孑然一身，与学生同住文庙街上华阳县文庙内的学生宿舍，踽踽独行。先生对西洋文学有极深造诣，他讲《西洋文学史》，不用讲义，从头至尾，以英文讲述，甚至连书都不看，真可谓大师风范。

金陵女大的程千帆、沈祖棻夫妇，也是深受学生爱戴的师长。沈祖棻是当代著名词家，她的《词选》课吸引了众多华西坝内外的听者。爱好诗词的学生们，还组成了正声诗词社，聘请程、沈夫妇及同在金大中文系任教的高石斋、刘君惠教授为指导。在沈祖棻的悉心指导下，跟着她学词的几个学生都成绩斐然。他们呈交的习作，沈祖棻总是仔细修改，好的加点加圈以至密圈，不好的加以批示，指出疵病所在。师生们在《正声》上刊出诗词，影响颇大。其中沈祖棻的六首《浣溪沙》，后来被收入《涉江词》一书。黄裳先生评论说：“随着时局急剧的发展变化，词人笔下日益减去了纤细轻柔的韵致，终于出现了‘眦裂空余泪数行，填晦孤愤欲成狂’这样的声音。”

战火纷飞的年月，大后方的成都滋养、庇护着国家的精英。流亡而来的大师们，在备极艰辛的颠沛流离中，对抗战表现出坚持到底的精神与气节，不废所守，敬此守道。他们也使成都见识了大师的风采，给封闭的成都带来的影响，必定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