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曾说：“西方的汉学是由法国人创立的。”语中的“汉学”指的便是专业汉学。专业汉学和传教士汉学的区别在于：前者在研究上开始走出传教士汉学研究的框架，按照近代西方所形成的人文学科的方法研究中国，进入了西方的东方学研究体系，成为学院派汉学。在欧洲，第一个关于中国语言与文化的教授席位于1814 年在法国法兰西学院设立，坐上这个席位的汉学家是雷慕沙，他成为西方专业汉学第一人。随后，其他欧洲强国如俄国、荷兰、英国等国的大学也先后设立了汉学专业。

北美汉学起步极晚，19世纪30年代才进入传教士汉学时期，但发展极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欧洲专业汉学家们辗转来到美国，为北美汉学的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使北美汉学成果卓然，在世界汉学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

西方专业汉学家们有的把对古文献进行分析研究和诠释作为主要方向，有的执着于对中国古代诗歌、戏剧、小说的译介和研究，这些都对汉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专业汉学家们翻译及研究成果的增多，直接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在西方的传播。语言精练的中国古代经典、注重意境的中国古典诗词经汉学家们的妙手，被带到了西方世界。英国的汉学大师阿瑟·韦利、德国大诗人歌德、美国翻译家华兹生、意象派诗人庞德、当代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等都曾翻译过不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其中不乏经典译本，使东西方文化完美融合，浑然一体。如大诗人李白的经典之作《长干行》中“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一句，被庞德译为“They hurt me，I grow older”，以天才的直觉把握到了这首诗的“诗核”，情味深远绵长。

与此同时，一批西方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们纷纷从对他们来说十分新鲜的东方文学宝库中找到灵感，将东西方文明相融合，为文学乃至其他艺术类别注入了新的活力，创造出了许多既具西方特征，又具东方韵味的优秀作品，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黑塞在中国诗歌和小说的影响下，写下了许多不朽的名篇；世界戏剧三大表演体系之一的创始人布莱希特以元杂剧为题材，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佳作；作曲家马勒根据中国诗歌的德译本创作的交响乐《大地之歌》成为诗乐结合的完美典范。

除欧洲汉学、北美汉学外，海外汉学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板块，那就是东亚汉学，其中以日本的汉学研究最为突出。(www.daowen.com)

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汉学是很独特的。其独特之处大致有三：一是时间早，二是范围广，三是道路曲折。日本人在相当早的时期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的关注。从隋唐起，中国的典籍制度、礼仪文化、文字样式等诸方面都为日本所学习、研究、模仿和借用。日本在奈良时代曾向中国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他们带回的中国文化典籍引发了以日本宫廷贵族为中心的汉文学习热潮，后又延伸到要求普通官吏也必须掌握汉文。受此影响，人们不仅能识认和解意汉文，还有佼佼者可用汉语创作诗歌，这些诗歌就被称为“汉诗文”。平安时代，汉文的学习和创作更是盛行于世，其原因在于嵯峨天皇受曹丕《典论》“文章盖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思想影响，以文章“经国”，把汉文水平作为考核官吏的一项重要标准。

从镰仓时代末期到室町时代的大约300 年间流行的“五山文学”创作了大量用于禅寺仪式的汉诗文。江户时代把程朱理学作为国学，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行为准则。到了18 世纪中叶，出现了众多的诗社，汉诗文创作又出现了繁荣景象，涌现出了许多杰出诗人。从奈良时代到明治维新，日本在一直不停地引进、吸收和消化中国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和发展了日本文化，这就是日本汉学与西方汉学最重要的不同之处。

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汉学在日本有了两种不同的走向。一部分日本汉学家受社会上“脱亚入欧”思想的影响，崇拜西方文化，主张学术上也应向西方列强看齐，把汉文化当作一种迂腐落后的糟粕，避之不及。他们试图否认和割裂日本文化对汉文化的模仿和继承关系，以对中华文明的唾弃、排斥和攻击作为挣脱、独立于汉文化之外的手段；而另有一部分优秀的汉学家们尊重历史，立足传统，以客观的学术精神指导其汉学研究，特别是近年来，成果颇丰。武内义雄的中国哲学、宫崎市定的中国史学、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神田喜一郎的日本汉文学等研究均有其特色和深度，可谓自成一家、独树一帜。日本汉学家们涉猎广泛，他们首倡了对中国通俗文学、尤其是戏曲杂剧和古典小说的研究，对于敦煌学的开拓与研究也足可与欧美汉学家并驾齐驱，在对清朝历史与文学的研究方面，日本汉学家们更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