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世纪末，一场科学与艺术的革命在意大利兴起，这就是近代欧洲的开端——文艺复兴运动。这场运动旷日持久，于16 世纪盛行欧洲，使欧洲人的性格有了很大改变。自那时起，欧洲人变得非常自我，极力想在各个领域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这种性格使他们在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催生了他们灵魂内的极端个人主义。他们渴望世俗的生活，企望财富和爱情，愿意付出一切努力去满足个人的欲望。恰逢其时，一本描述东方美景的《马可·波罗游记》闯进了他们的视野，这本书中有富庶的国度、奇异的风俗和动人的女性，满足了他们的一切冲动，这使得中国一下子就成了欧洲人心目中的理想王国。他们希望实现自己的梦想，于是，他们开始了对神秘东方的探险之旅。

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代表西班牙，于1492 年第一次从欧洲向印度进发。尽管哥伦布航海发现的陆地是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但对欧洲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和鼓励。仅仅六年后，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在哥伦布航海胜利的鼓舞下，绕过了好望角，进入印度洋，与美丽的东方世界咫尺相望。1517 年，有了远航经验的葡萄牙船队再次起锚，这次，他们终于到达了梦想中的国度，驶入了中国的广州湾。1565年，西班牙船队占领了南中国海的吕宋群岛，随着这两个国家的传教士分别从澳门和福建进入中国，传教士汉学时代来临了。

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们受到了官方的欢迎，正像西方对中国表现出的好奇一样，中国也急切地想要了解自己并不熟悉的一切。顺治皇帝拜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为“玛法”，康熙使用法国传教士白晋和张诚带来的金鸡纳霜消除病痛，并耐心研习着西洋数学。而与此同时，这些基督教的传教士们也在悄悄研读中国古代典籍，并开始将其翻译成各国文字，欧洲“汉学”的发轫由此而起，传教士们也被后世研究者们称为“传教士汉学家”，其中便有我们熟知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卫匡国、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波兰传教士卜弥格等。

在汉学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欧洲的研究者们毫不掩饰对这个神秘东方国度的好奇，他们的关注点首先是最先映入眼帘的中国社会，接着是历史、风俗、文字。进入中国不久，传教士们就发现要了解中国社会，首先要了解中国人的原有信仰，国学经典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的首要参阅对象。(www.daowen.com)

身为“传教士汉学家”，他们的主业是“传教”，他们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目的在于尽快地了解中国，把他们从欧洲带来的基督教义传播出去。他们最初的汉学研究，是试图在这些典籍中寻找对中国人心灵、智慧和文化思维的理解，以便找到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义的快捷有效的途径。汉学研究的成果只是一种“无意插柳”的结果。如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为使孔子与耶稣共通共融，便将耶稣教义比附中国的传统儒学并得出结论：“夫儒教言理，则归于天命之性，耶稣道理，则归于上帝之命令，仁义皆全……此耶稣道理，实与儒教之理，同条共贯也。”他认为，既然耶稣道理与儒家学说“同条共贯”，那么，遵循儒家礼法的中国人信奉基督教便是合情合理的了。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汉学家们在美化耶稣教义的同时，也通过自己对西方社会的介绍让国人的眼界得到了开阔，对西方文化也有了一些了解，为当时相对落后的华人社会送来了一面反观自己的镜子。

传教士汉学家们对诸子百家广为涉猎，随着传教士们在中国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对中国的熟悉程度逐渐加深，比较具有文学性的文字也开始进入他们的视野。如另一位德国汉学家安保罗将《诗经》中“瞻彼淇澳，菉竹猗猗”译作“你看那淇水的曲澳（同“噢”），那长的绿竹这样茂盛”。用词流畅易懂，又雅致华美，甚至意境也极为相通，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