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官文化源自上古三代，先秦时期以史官为代表的早期知识人士所创造出来的那种文化形态及其蕴含的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官文化的基本面貌：史籍是史官文化的基本载体，借鉴资治、劝惩明德、直笔实录是史官文化的主要精神文化特征。

以史为鉴、资助修治，是中国古代史官文化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史官心目中整理史料、编纂史书也是“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史官通过记载王朝兴亡成败的事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其用意都在于引起当代统治者的警惕，以防重蹈前代统治者的覆辙。借鉴资治的史官文化精神与中国政治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思想一脉相通。借鉴资治这种思想在先秦史书中已普遍存在。如《尚书·召诰》中召公告诫周成王要敬德，要吸取夏、殷失德亡国的教训，“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面对春秋之世纲常紊乱、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最终选择的纠正办法是借助于历史，以历史上的成败教训来警诫现实，于是修《春秋》。《左传》中诸侯争霸，此消彼长、盛衰兴亡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这些史实既是对春秋时代急剧变革的社会历史的总结，也是提供给后世统治者“资治”的最好教材。历史的作用是为现实服务，疏通知远，鉴于前代，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发展的方向。借鉴资治的史官文化传统得到历代史官的传承与发扬。正如清代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若无借鉴资治之作用，即使修了史书也是枉为。

中国古代史官文化中的劝惩明德精神与借鉴资治的精神相辅相成，“资治”是目标导向，“劝惩”是方法途径。惩恶以警诫，劝善以明德是中国古代史官修纂史书的重要目的，也是中国古代史官文化的重要传统。早在孔子修《春秋》之前，周王室及列国史官记事就讲究褒贬以进行道德训化。“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班固《汉书·艺文志》）在古人看来，君王之言行是天下臣民之榜样，在根本上影响社会的治乱，世风的良莠，所以君举必书，彰善贬恶，以正风气。只是先秦诸侯的“百国《春秋》”散亡，劝惩训化之法无由详见，唯孔子所修的《春秋》独存。因此，就“劝惩明德”这一精神来说，当首推孔子所修的《春秋》。《孟子·滕文公下》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作为一本史学著作，之所以有着如此巨大的社会效应，致使那些“乱臣贼子”胆战心惊，原因就在于书中的那种立场分明的道德评判倾向。《春秋》的劝惩明德精神，体现在孔子的“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之中。孔子用“春秋笔法”寄寓褒贬以为劝惩，为后代史家所推崇，其间既有《左传》《史记》等史书式的效法实践，也有《文心雕龙》《史通》等理论式的总结。譬如《文心雕龙·史传》对晋末以前的史著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其中劝惩明德的功能精神经过刘勰的总结与弘扬，基本已成为古代史家遵循不渝的法则。唐初开始的大规模的官修六代史的工作，无论是唐代统治者还是史学家，都将褒贬劝惩当作修史的第一要务和灵魂。据《旧唐书》列传卷二十三令狐德棻传中记载，唐高祖下诏修史，将惩恶劝善视为重要目的，诏令说：“司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以后各朝史书修撰亦遵循此一法则，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裕劝戒。中国古代史官文化以劝惩明德为旨归，从而使中国古代历史著作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化特质。这种源于史官文化的伦理道德感与上述借鉴资治的经世致用观念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等中国文化各个意识形态领域，最终转化为重视道德、讲究致用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www.daowen.com)

中国古代史官文化又一重要精神特征是直书实录，亦称“实录”。早在春秋时期，实录已成为衡量一个优秀史官的重要标准。春秋时期的董狐、齐太史、南史氏都被誉为尊崇实录精神的良史。《左传》宣公二年记，晋灵公不君，被大臣赵穿杀害，但是身为执政正卿的赵盾却不讨贼，晋太史董狐不畏权势，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受到孔子赞扬。《春秋》《左传》《史记》都是具有实录精神的史书典范。然而直书实录的实践落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不仅要求史官具备丰富的学识、深刻的洞察力等条件，还要有端正的心术与无畏的勇气。《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发生了齐大夫崔杼弑君一事，“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齐太史为实录历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见直书实录之难！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理论高度重视史官的身心修养和道德完善。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史官除了史才、史学、史识外，更要重“史德”。不过，必须承认的是，“实录”精神与修史实践之间，“直书”与“曲笔”之间存在着矛盾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古代史官“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为本国讳”，甚至歪曲历史事实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究其原因，除了个人局限与偏见外，封建皇权的介入是使天平倾向“曲笔”的重要因素。两汉以后，史官修史日益制度化，成为皇朝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唐代史馆制度设立后，官修史书几已沦为官方的喉舌。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作为落实借鉴资治与劝惩明德致用目的的重要保证，直笔实录精神的实践虽然举步维艰，但始终得以传承不曾被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