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官文化源自上古三代，它的形成与史官建置有密切的关系，有史官而后有史官文化。“史”字的本意，据《说文解字》意为记事的人。“从又持中”，是右手持“中”的人。“中”是什么呢？章炳麟说：“中，本册之类。”（《章氏丛书·文史》）“中”指简册。所以“史”也就是掌管典册的人，后世延伸为记录、整理、编纂文献史料的人，即史官。

传说史官设置始于黄帝时期，“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黄帝之史仓颉”（许慎《说文解字》）。从文字起源的历史来看，文字记事尚可追溯到夏朝。河南偃师二里头考古发现，夏代就已经产生书写文字符号，尽管还不成熟。就现存典籍看，也有关于夏朝史官的记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吕氏春秋·先识览》）这位太史令终古，是夏桀时期的史官。商朝的史官，根据甲骨卜辞所记，陈梦家等学者以为有“作册”“史”“尹”等不同的称呼。商朝甲骨卜辞关于史官的记载，也厘清了史官来源问题：史源于巫。学者们认为不论是“史巫”并举，还是“巫史”连称，都说明在远古之时，史与巫渊源互接。但随着政教事务的日益繁杂化，以巫祝为代表的神官已无法一手包揽所有事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巫官的职事发生变化，并由此而衍化、分流成众多的职官，后来的史官也是这一分化过程的产物。不过在夏商时代史官建置还鲜明地存在史、巫不分的特点。夏商时代原始宗教文化盛行，“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商代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作册”“尹”“史”“北史”“卜”等，说明巫与史都有占卜记事的职责，此时巫史共存于宗教神职系统。

到了西周，史官建置已相当齐备。《史通·史官建置》云：“按《周官》《礼记》，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而且分工明确细致，“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在周代不仅周王朝有史官，各诸侯国也设置了史官，据《左传》记载，当时齐、卫、晋、鲁、郑各国均有太史（大史），晋、楚、秦等国则有左史或史。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就是由鲁国史官编修的，后经孔子修订的史书。由于周代与殷商两朝文化精神大相异趣，“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礼记·表记》）。殷人的精神信仰维系在虚玄的神界，周人的精神则寄托于踏实的人间。在新的文化氛围下，西周的史官开始撕破殷商以来那种天官、神官的神秘面纱，把目光凝聚到人世间的兴亡盛衰、死生存亡之上，甚至表现出鲜明的惩恶劝善的伦理道德教化目的。《春秋》《国语》《左传》无疑是呈现这种思想文化变化的代表性史著。与商代史官的天官、神官特质相比较，周代的史官在文化形态上无疑向“人事”又前进了一步。不过由于史出于巫的渊源，周代史官尚没有完全割断与天官、神官的联系，史官依然身兼巫官的职事，“司天”“司鬼神”“司灾祥”“司卜筮”，这些原本都是以巫为代表的“神官”之职责，现在依然由史官代劳。因此周代史官之职掌，兼具天官与史官二职，即除记史之外，还能观测天象，能交通天人，以“天事”参“人事”，能预测祸福吉凶，正如刘知几所言：“寻自古太史之职，虽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史通·史官建置》）《左传》中有许多史官占卜吉凶、预测祸福、预言未来的记载。譬如庄公二十二年记载陈厉公之子敬完出生时，周太史为之占卜，结果显示公子敬完要在姜姓国家发达，他的后代要取代姜姓国主成为该国的国君。后来历史的发展证实了这段预言的准确性。史官能交通天人，以“天事”参“人事”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汉代。据司马彪注《后汉书·百官志》曰：“太史公，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有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从司马彪的这段注释来看，汉代的太史令，与周代的史官在职掌上几乎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也说自己修《史记》的目的之一就在于“究天人之际”。(www.daowen.com)

史官剥离天官角色以修史为专职，始于东汉的明帝时期。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云：“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斯则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兰台既是修史之所，则在此任职的史官当以修史为职事。因此，班固在入选兰台令史之后，也自称“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汉书·叙传》）。在魏晋时期，作为言行记录和修编史书意义上的史官从太史令职责中剥离出来，最后太史主要负责天文历法。唐代开始时作司天监负责天文历法、阴阳灾祥，有时仍作太史院，到明清时期称作“钦天监”。在秦以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职官制度变迁中，史官一职始终不可或缺。虽然史官分工日趋细致，职官别名诸多，如太史令、兰台令史、著作郎、佐著作郎、起居郎、起居舍人等，但始终不离编纂修史、书事记言的基本职能。在中国古代史官建置的规范化进程中，史馆的设置是关键性标志。唐太宗贞观年间设置史馆，成为职官体制中固定的常设机构，史馆修史制度正式形成。唐代史馆制度以宰相为监修国史，修撰官有他官兼任的，也有专职的史馆修撰、直馆等，他们主要负责国史编修，如“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会要”以及前朝“正史”，拥有一套完整而有效的修史体制和程序。史馆制度的形成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官制度的进一步规范化。自唐至清，史官制度多在唐代的基础上损益变化，但是职官建构与职责职能大致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