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制度诞生于隋朝。它的产生出于统治者政治上的诸多需要，如消除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加强中央集权、选拔真才实学之人等。隋文帝开启科举选士的先河，他曾多次下诏要求朝廷举才选士。如开皇三年诏曰：“如有文武才用，未为时知，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隋书·帝纪》卷一）开皇十八年“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书·帝纪》卷二）。隋炀帝大业年间正式设立“进士科”，虽然当时考试内容只“试策”而已，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进士科”的设立促进了隋代科举制度化进程，一些学者将其视为科举考试制度正式诞生的标志。

科举制的长足发展在唐代，其考试科目、时间、对象、内容、方式等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唐代科举有常选、制举、武举之别。常选是定期举行的文试，其对古代读书人的影响力远甚于不定期举行的制举及武试的武举。

唐代常选是定期举行的科举考试，每年春季在尚书省举行一次考试，也称“省试”。主考官最初由吏部考功司的考功员外郎充任，后改为礼部侍郎任主考。此后，由礼部主持科举省试的制度一直延续至清朝。唐代常选考试科目种类繁多，且随时代变迁有所增减，前后总计不下几十种。比较重要的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明法、明书、明算是选拔明习法令、文字训诂和数学计算方面的专门人才。秀才科为选拔才华特秀卓异者，后被废止，后世“秀才”概念虽得沿用，但内涵已发生变化。唐代常设的重要科目为进士与明经两科，进士科又重于明经科。

唐代进士科考试时间、程序与内容几经变易，总的说来是有一定制度的。进士科一般一年一次，亦称“岁举”“岁贡”，考生要先经选拔考试，再进行中央“省试”。选拔考试一般在当年的秋季，俗称“秋闱”，通过者称为“举子”。“举子”名单于当年末报送京师以备“省试”。“省试”一般在第二年的春季，俗称“春闱”。唐代科举从地方到中央的考试程序到宋以后发展为乡试（州试）、会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

进士科考试内容有试策、帖经、诗赋（杂文）。试策主要考时务策，即考查应试者对当时社会问题及政治形势的看法。帖经又称帖文，考查举子对儒家经典的熟习程度，由考官任取儒家经典中的某一段，用纸条盖上其中几个字或几句，令考生默写出所缺经文，犹如今日的“填空”题。诗赋主要检验考生的文学修养和素质。初唐杂文重表、论、赞等文章，唐玄宗开元后杂文侧重诗赋，甚至有主考官的褒贬都在诗赋上，因此后世有唐朝“以诗赋取士”之说。唐诗的繁荣与“诗赋取士”亦有关系。进士所试诗作，都是五言律诗，其中不乏佳作，如中唐诗人钱起《省试湘灵鼓瑟》诗，结尾“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以景语作情语，深得唐诗言有尽而意无穷之韵味。举子应进士科试大抵分三场，每场定去留。三场考试顺序据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所言，中唐前为贴经、杂文（诗赋）、试策，中唐后为诗赋、贴经、策文。举子通过进士科三场考核及第者，称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及第进士按成绩分甲乙两种等级及前后名次。唐代进士及第后，只是取得出身，并不能立授官职，须再经吏部考试合格，才能被授官进入仕途。入仕士子脱去麻衣布衫着各色官服，称为“释褐”。诗人白居易在唐德宗贞元十六年进士及第，三年后应试吏部书判拔萃科登科后，才得授秘书省校书郎官职。而大文学家韩愈进士及第后三试于吏部皆不中，十年未能得官。在唐人看来，进士是集文韬武略、智谋度量、美德才艺等于一身之人，所授官职清贵，易升迁高位，所以唐人科举进士科最受推崇。直至清朝，进士科都是最受社会重视的科目。(www.daowen.com)

唐代明经科考试时间、程序与进士科相似，即要通过当年的“秋闱”才能参加第二年的“春闱”。在考试内容上有些差异。明经科考试关键在于熟读牢记儒家经典及注疏，考试内容为帖经与墨义。帖经方式同进士科。墨义即答问经义，需要考生说出考官所出的某段儒家经文的注疏大义、前后文，类似于今日的问答题。唐朝科举规定的儒家经典有《礼记》《左传》《毛诗》《周礼》《仪礼》《周易》《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孝经》和《论语》，其中前九部合称“九经”。唐太宗李世民时，朝廷以儒家经典训解繁多，章句繁杂，诏令国子祭酒孔颖达和儒学家编纂《五经正义》（即《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和《春秋左传正义》），作为当时的标准课本。明经及第后分甲乙丙丁四等，也需要经过吏部考试才得授官职。譬如诗人元稹就是明经及第，后通过吏部书判拔萃科考试得授秘书省校书郎官职。从录取人数论，明经多于进士，《通典·选举》所记：“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一般情况下，每届明经大约一百人，进士则二三十人。虽然明经只注重考验举子对儒家经典的熟习程度，但从经典原文到注疏经义，卷帙浩繁，进士科不易，明经科亦不易。当然进士科更难，所以，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唐代许多文学作品里都留下文人科举得失悲喜欢忧的心迹。

唐代进士、明经二科的应试者来源分生徒和乡贡两类。生徒是国子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均隶属于国子监。隋朝时改国子学为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和地方州、县学馆的学生。各级学校对完成规定学业的学生进行考试，通过考核者举送到尚书省参加“省试”，这样的科举应试者称“生徒”。唐代公办教育机构的入学是有严格的身份或才学要求的，所以并非所有读书人都可为“生徒”。乡贡是未入国子监、州县学馆学习的读书人，“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新唐书·选举志》）。乡贡即应试者持本人身份、履历证明向州、县报名，经州县考试合格后举送到京师参加“省试”的考生。由于他们是随各州进贡物品同送尚书省的，故称乡贡。报考者先县试，再州试，合格者予以解送，报送尚书省备案。解送名单上第一名称作“解头”，即后世的“解元”。唐代各州乡贡有人数限制，《通典》记：“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乡贡人数虽可破例不在定制之内，但总数仍然不多。据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所说，唐代州郡每年应进士、明经的贡士少则六七百，多则千余人。莘莘学子何其多，能成为生徒、乡贡的考生何其少，能中举的少之又少，所以一旦中举，尤其是进士及第将会是怎样一种欣喜与荣耀！

据现存文献看，唐代也有考场制度规定，如省试在尚书省礼部下设的贡院举行，考场称为“举场”，考官称“知贡举”，又称“主司”“主考”等；入试可自带食物；早期进场要搜身，但安史之乱后进场允许使用书策，搜身制度就取消了；当天考试时长可至通宵，朝廷还提供火烛；对试题有问题还可以向考官提问；考卷不糊名等。可见唐代考场制度尚不严苛。

唐代科考还有一些风气与礼仪制度。如进士科于礼部南院东墙放榜，因放榜正值春天，又称“春榜”。榜头由黄纸四张竖黏，故又称“金榜”。放榜后，及第进士须参与一系列礼节与仪式。如拜谢座主（主考官）和参谒宰相。拜谢座主，也称“谢恩”，意思是举子能及第，是出于知举者之鉴拔，须答谢举援之恩。参谒宰相，唐时称作“过堂”，在尚书省都堂举行，由知贡举率领新及第进士谒见宰相。拜谒座主与宰相以后，还要参加多次宴集，如曲江宴、慈恩题名、杏园探花宴等，因此也在历史上留下许多佳话韵事。唐代科考还有行卷风气。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考察了唐代进士行卷风气的形成，以及这种风气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所起的积极作用，书中说“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由于唐代科举考试不糊名，世人看重的进士科又重文辞，这就使得展现个人才华的行卷十分必要和重要，这是他们提升自身知名度与增加中举概率的有效手段。唐代文学史上留下许多行卷干谒作品及文人行卷的奇闻趣事。应试之前，举子纷纷奔走于达官显贵、名流巨卿之门，疏通关节，同时，也给贿赂、请托等不正之风大开方便之门，为科举弊端埋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