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葬，简单来说就是处理死者的方式方法。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丧葬从早期原始社会相对简单的处理演变为愈加繁复多样化的丧葬礼仪，并形成带有各自文明特色的丧葬文化，有着漫长的演变期。

原始人类对周遭生存世界和自身死亡现象的认知并不十分清晰，一方面他们体察到死后肉身的腐朽消亡，另一方面却认为人有灵魂，哪怕死后离开肉体，灵魂仍会以鬼魂的形态独立存在，这种“万物有灵”“灵魂不死”的宗教观念在中国古代也普遍存在，《礼记·祭法》云：“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说文解字》也说：“人归为鬼。”他们也相信鬼魂具有超人的神奇力量，出于对鬼魂的恐惧和对过世亲缘的依恋，希望借助妥善处理肉身遗骸的方式获得祖先佑护，避灾求福。从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来看，早期原始人类并没有形成安葬死者的规制，正如《孟子·滕文公上》说：“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直至旧石器中、晚期，人类逐渐开始掩埋同类的尸体；新石器中、晚期已普遍存在的固定墓地、葬式、随葬品等，表明当时的人们已为死者准备好死后生活的场所和用具，并有特定仪式引导死者灵魂，可以说基本的丧葬习俗开始形成。比如以血缘为纽带将死去的氏族成员安葬在共同的公共墓地，广泛流行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仰身直肢葬式，随葬的生产、生活工具等；此后原始人类对鬼神的信仰得到进一步发展，祈求鬼神帮助沟通人神、天地、生死的巫术、卜筮盛行，这随之形成了墓葬中特定的随葬品如龟、兽骨、玉器等。生产力的发展逐步推进了丧葬活动各层面的进展，无论是物质形态还是仪式活动。

在传统中国人的认知视野中，丧葬并不只是安葬死者，它直接影响现世社会的伦理规范乃至政治秩序。《大戴礼记》篇云：“凡不孝生于不仁爱也，不仁爱生于丧祭之礼不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致爱，故能致丧祭，春秋祭礼之不绝，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祖，致馈养之道也。死且思慕馈养，况于生而存乎？故曰：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狱，则饰丧祭之礼也。”将丧葬与孝道之间的关联明晰化。《孟子·梁惠王上》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及《荀子·礼论》亦云：“丧礼者，无它焉，明死生之义，送以哀敬而终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铭、诔、系世，敬传其名也。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更将丧葬与王道政治的实现连接，生养死葬各得其所，王道乐土方能实现。丧葬具有如此重要的社会功能，因此受到历代朝野的广泛重视。

周代是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奠基时期，丧葬之礼亦不例外。周人以礼治国，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伦理规范集中体现在“五礼”，即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之中，“凶礼”即以丧葬为主体。后代继承周礼的传统，无不将丧葬之礼置于殿堂。上自天子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社会各阶层普遍看重丧葬礼俗，培育出了枝繁叶茂的丧葬文化，也形成了如下几个基本特征：(www.daowen.com)

（1）事死如生。受灵魂不死观念的支配，古人心目中有两个世界，即活人生存的现实社会和鬼魂活动的阴间地府。人死只是换一个空间存在，幽冥黄泉同样如《白虎通义》所言“动养万物也”，衣食住行不异于往昔。因此，古人总是力图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为其安排后事。《荀子·礼论》云：“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事死如生”是我国传统丧礼的基本原则，这在古代的丧葬习俗中有很多反映。例如：入殓时备足衣物，供死者四时穿戴；模仿人间的房屋修筑坟墓，象征死者生前的居室；随葬各种日用器皿和贵重物品，让死者在阴间享用，以照料他们死后的饮食起居……所有这些，都是按照人间的生活习惯精心安排的，并由此自然地促成了一整套繁缛并趋于厚葬死者的礼俗制度。

（2）等级森严。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物质生产不断丰富，社会的贫富贵贱得到进一步确认，丧葬礼俗也随之程序化、系统化乃至制度化。芸芸众生在阶级社会中的差异，越过生死隔阂，完美衔接。生前的地位不一，死后的待遇也千差万别，并细致入微地表现在礼制详细的层级规定中，如坟墓的高度、茔域的大小、棺椁的配置、随葬明器的多寡、碑志的规格等。可以说，古人通过丧葬礼仪，将现实社会的等级关系移植到了鬼魂生活的冥界。传世留存的文字记录如儒家经典“三礼”中，汇集了一系列具体的礼仪制度规范，其最大的区别就是平民与士以上统治阶层的区别对待。对待前者并无具体的礼俗规定和详细要求；对待士以上各统治阶层，则有大篇幅的详细礼制规定，以区别从士大夫、诸侯到帝王的不同地位、权力等级，并以国家机制确保得到施行。森严的等级统治通过丧葬礼仪在彼岸的地下世界恒续永存。

（3）融合三教。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疆域广袤、族群林立的国家，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丧葬习俗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传统的丧葬习俗根植于古老的中华大地，同时也受到外来文化的一定影响，兼容并蓄，丰富多彩。诸子百家中，儒家以师者之态解读经典，期待礼乐王道大行天下，并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通过孝道的倡扬、仁政的施展来实行，因此对丧葬送终之礼尤为重视。孔子主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周至秦汉以来国家制度上的切实保障，加之儒家典籍及教化在汉代的切实推动，丧葬礼俗逐步深入民众。历史的接续发展虽有外来文化宗教的融入，但从葬仪而言儒家孝道丧葬观始终为主，佛教与道教仪轨的补充参与则在后世已是常态。如从葬式上来说以土葬为主，具有浓厚的“入土为安”的思想，但也受到佛教火葬、道教简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