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戒《岁寒堂诗话》明确提出“世间一切皆诗”的命题，认为“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而魏源《〈诗比兴笺〉序》也说：“鱼跃鸢飞，天地间形形色色，莫非诗也。”以上的说法，重在说明自然物对诗人的感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留得残荷听雨声”，“古道西风瘦马”。或因其声形，或感其色香，或取其听觉的流美，或由其形象的感伤。植物花色、叶色的变化，花型、叶状的各异，四时有景；动物在自然界中生机勃勃、千姿百态，以它们自然的形态激发人的诗情，并成为文学创作的源泉、对象和重要内容。咏物诗词曲赋的大量出现就受到“花鸟虫鱼”等物象的直接激发。

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思维特性主要是以“观物取象”为主的诗性思维，具体体现在比兴、寄托、象征等表现手法甚至整体构思上面，因此，以“花鸟虫鱼”为主的自然意象不仅激发了这一切，也参与了这一切。钱钟书说：“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管锥编》）中国文学中的植物意象：松的苍劲、竹的潇洒、海棠的娇艳、杨柳的多姿、蜡梅的傲雪、芍药的尊贵、牡丹的富华、莲荷的如意、兰草的典雅等；中国文学中的动物意象：杜鹃啼血、鸳鸯俦侣、鱼雁传书、蟋蟀鸣秋等，其寄托、比兴、象征之意，都是这种诗性思维的体现。

比兴是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也成为后世经典的文学技法。“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朱熹《诗集传》）就是打比方，如《诗经·周南·桃夭》中将新嫁娘姣好美丽的容貌比之为灼灼烂漫的桃花，《卫风·氓》以桑叶从鲜嫩到枯黄的过程比喻人之色衰爱驰；“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兴”是一种很特别的手法，类似于见景生情、触物感发，如《周南·关雎》以雎鸠双栖寄兴，以咏追慕佳人。比兴，拓展了诗歌的表现空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而这一传统诗艺不仅停留在修辞表象，它充盈着物我贯一的情怀，与古人生活密切相关的“花鸟虫鱼”于是成为比兴手法的重要载体。(www.daowen.com)

《诗经》中已经出现整篇的咏物诗，如《螽斯》《鸱鸮》等，都是全篇咏物，兼用比兴。《螽斯》围绕“螽斯”落笔，以螽斯的多子来比后妃子嗣众多。《鸱鸮》通过一只小鸟对自己遭到猫头鹰攻击迫害的不幸经历和生涯的辛苦自述，来比拟人间遭受欺凌的弱者，是后世“寓言体”咏物诗的滥觞。屈原除了创造了“香草美人”的咏物比兴传统外，还写出了《橘颂》这样的咏物诗，借颂橘表达自己“受命不迁”的品质。《诗经》和《离骚》中运用了比兴手法的咏物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梅尧臣所说：“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可以说，先秦以“花鸟虫鱼”类为基本题材、兼具比兴特色的诗篇奠定了中国古代咏物诗的基本体式范型。此后，刘邦的《鸿鹄歌》、汉乐府中的《乌生八九子》《蜨蝶行》《枯鱼过河泣》、蔡邕的《翠鸟》《咏庭前石榴》、刘桢的《赠从弟》三首（分别咏萍藻、松树、凤凰三物）、曹植的《野田黄雀行》、阮籍的《咏怀》（林中有奇鸟）、陆机的《园葵诗》、陶渊明的《归鸟》、鲍照的《梅花落》、齐梁咏物诗、汉魏六朝咏物赋、陈子昂的《修竹篇》《感遇》（兰若生春夏）、东方虬的《孤桐篇》、骆宾王的《在狱咏蝉》、张九龄的《感遇》、杜甫的《房兵曹胡马》《画鹰》《萤火》、李商隐的《古柏行》《流莺》《蝉》、陆龟蒙的《白莲》、欧阳修的《画眉鸟》、王安石的《北陂杏花》、周邦彦的《兰陵王·柳》、苏轼的《水龙吟·咏杨花》、姜夔的《暗香》《疏影》、王沂孙的《齐天乐·蝉》、顾炎武的《精卫》、龚自珍的《己亥杂诗》等，略加盘点就可以发现，以“花鸟虫鱼”为题材的咏物作品已汇聚成一条悠长的河流，虽然其间的发展脉络和演进逻辑随时代不同，但追本溯源，不脱《诗》《骚》传统，不离比兴、寄托、象征之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