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重“生”，“天地”是“生生”的源头，《论语·阳货》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诗经·大雅·烝民》里面讲：“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易传》说：“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因此古人非常看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重视了解自然的变化规律。

《月令》是讲述四季物候变化的历书，是《礼记》中的一篇。《月令》篇就是古人的自然法。太阳的运转造就了四时，每时分为三个月。四时各有物候特征，每个月也各有各的征候。“孟春之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古人对时令、物候的描绘自然、优美，对一年四季甚至每个月应该如何保护生物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孟春即正月，是动物生育的季节，孟春“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麑；毋卵”，不许猎取怀胎的母兽以及幼兽，不能用母牛、母羊之类来祭祀山林川泽，不许打刚会飞的小鸟，不许掏取鸟卵。仲春二月则要注意保护生长中的植物幼苗，保护幼小的动物，不能使江河里的水干涸，不能焚烧山林。季春三月，捕杀鸟兽的各种器具和毒药一律不许携带出门，禁止任何人砍伐树木和枝条。从天子到万民的各个社会阶层，从政令、民事、农事到刑狱等不同事务，无不受到太阳、星宿、帝神、礼制、五行、四时等条件的制约，无不体现着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观念和原则。

农事是所有社会活动的基础。一年的开端以天子“祈谷”与“亲耕”开始，以“出五种”和“具田器”结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夏蕴冬藏。四季的轮回里，自然与人生生不息。“仲春之月……鹰化为鸠。”“季春之月……田鼠化为鴽。”“季夏之月……腐草为萤。”“季秋之月……雀入大水为蛤。”随着物候的变化，老鹰变形为布谷鸟，田鼠变作鹤鹑，腐坏的草变成萤火虫，鸟雀变成蛤蜊。古人在观察自然的时候，有许多建立在对自然规律和物种变化了解还不透彻的基础上的奇思妙想。《礼记·曲礼》中说：“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即，傲慢之心不可滋长，欲望不可放纵，志得意满、享乐无度都是需要警惕的坏苗头。每个时令穿衣、饮食、活动等皆有规定，表达了对天地的敬畏之心，遵循的是一种与自然相呼应、相和谐、朴素却蕴含深意的法则与美的规律。(www.daowen.com)

思想家和文人也常常视天地万物为一体，从而求得其中蕴藏的“道”。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孟子提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矣。”（《孟子·尽心上》）宋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王阳明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王阳明《传习录》）清代画家郑板桥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认为是“屈物之性以适吾性”（郑燮《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真正爱鸟的人，应该使“物”和“我”“各适其天”。万物同体、物我两忘、与物合一是仁者、智者观照世界的方式和追求的最高境界。与物和谐相处，各适其性，观物之生意、生趣是中国古人观照自然的一种主要方式。宋周敦颐读书的时候，窗外庭院里的杂草疯长，他并不除去，认为窗前绿草与自己意思一般，从中可“观天地生物气象”。程颢有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程颢《秋日》）他还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有人问其故，曰：“欲观万物自得意。”他们体验到生生不息的大自然的盎然生机，也将它植入自己的生命之中，并与之合而为一，体验到内心的快乐，并借此除去遮盖在物与心灵之上的蒙蔽，使之澄明坦然。中国传统文化的生生之道不仅有人类对动物、植物等自然之物的爱护、珍惜，也特别强调人类在实现天人和谐过程中的责任和情怀。所谓仁者之“乐”，大致如此。

因此，“中国画家画的花鸟虫鱼，是活泼泼的，生意盎然的。中国画家的花鸟虫鱼的意象世界，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生命世界，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态意识。”（叶朗、朱良志《中国文化读本》）中国作家笔下的花鸟虫鱼也是同样的。古人的诗歌世界里，芳草长满天涯，子规啼到春归，鸟鸣山幽、虫声嘤嘤、鱼儿唼喋、采兰为佩、折柳相赠，充满自然的芳香与意趣。清人徐增这样说道：“花开草长，鸟语虫声，皆天地间真诗。”（《而庵诗话》）中国古代诗人，正是这样展现着自然与人的和谐：“山鸟山花吾友于”（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一松一竹真朋友”（辛弃疾《鹧鸪天·博山寺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