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民主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逐渐走上抗日的道路。

华北事变以及中国政府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做法，既激起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视，也激起了人民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愤慨，因而一度被镇压下去的抗日民主运动再度活跃起来。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建议成立国防政府，实行民主政治，释放一切政治犯；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收复失地，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及汉奸的财产作为抗日经费；废除苛捐杂税，整理金融，发展实业以改善民生等十大政纲。宣言强调，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代表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重申中共反蒋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中共的主张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有力地促进了全国抗日反蒋运动的发展。1935年11月，北平军分会下令取消一切抗日团体，立即引起各界的愤怒。平津学生上书正在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要求开放言论、集会自由，明令禁止非法捕杀学生。18日，北平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12月5日，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5所学校联名致电南京政府，呼吁政府下令讨伐叛逆殷汝耕，阻止华北地区任何变相独立的阴谋得逞。12月9日，北平15所高校的学生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和北平学联的领导下，走上街头，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后与军警发生冲突，数十名学生被捕，百余人受伤。10日，宋哲元下令北平全城戒严，不准学生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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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指的是发生在1932年12月9日和16日的两次学生游行示威行动。在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压力下，何应钦拟于12月9日成立半傀儡式的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学联得知这一消息后，于12月8日在燕京大学召开各校代表大会，决定次日组织学生向何应钦请愿。9日晨，请愿学生在各自操场准备集合出发时，受到大批军警把守阻止。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突破封锁，冲出校门，徒步至西直门外。军警封锁了西直门、阜成门、西便门、广安门，学生冒着严寒与军警抗争周旋至下午4时，方返回学校。城内的东北大学、北平大学法学院、中国大学、师范大学、女一中、女二中、艺文中学、东北中学等校的学生也冲破军警围困，来到新华门前要求递交请愿书。何应钦拒不接见，学生们被激怒，决定将请愿改成示威。游行队伍经西单、护国寺、沙滩，辅仁大学和北京大学的200多名学生也加入进来。下午4时，队伍来到王府井。当局惧怕学生冲入东交民巷，在王府井南口布置了封锁线。学生请求军警不要阻挡游行，遭到军警水枪镇压，30多名学生受伤送医。当晚，北平学联发表罢课宣言，指出：“我们认定解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只有民众自己。”

“一二·九”运动后，北平抗日救亡学生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定于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学联决定于同日发起大规模的示威游行。16日当天，各校学生分四路分别集合，在正阳门前召开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秘密外交”“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等九项决议案。随后城内城外学生分两支向宣武门进发，却遭到当局阻止，城外学生无法进入宣武门内。站在前排的清华大学女生陆璀从城门下的边缝爬了进去，试图打开城门，并鼓动城外学生冲击城门，被军警逮捕。随队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报道了这一消息，学生与当局达成协议，当局同意释放陆璀，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学生出西便门返校，城内学生进宣武门返校。然而城内学生却再次被阻挡于宣武门，并被派来的宪兵、消防队和军警毒打。

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立即得到全国学生和各界爱国群众的支持，从10日起，杭州、武汉、上海、广州、西安、济南、天津、青岛、南宁、南京、长沙、厦门、南昌、成都等城市的学生相继罢课，举行集会游行，声援北平学生。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各地的工人组织也纷纷行动起来，呼吁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对日宣战。

在中共的号召和组织下，为了将抗日民主运动引向深入，平津学生组成四个南下宣传团，于12月下旬开始徒步南下，到工人、农民、士兵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促使国民觉醒。“一二·九”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和国民党内战政策的转变，为七七抗战和后来的全民族抗战运动作出了思想上和人才上的准备。

“一二·九”运动之后，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并确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为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做了必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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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空前的亡国危机“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迫得走向一条唯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决议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不仅工人农民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知识分子”转入了革命，而且“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瓦窑堡会议之后，12月27日，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主要批评了无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及其变化、拒绝同他们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号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的政治决议和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正式形成。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抗日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策也在发生变化。11月12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这表明蒋介石虽然已有抗战的倾向，但未到最后关头，尚不愿意彻底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基本国策。

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在各地抗日民主运动的压力下，蒋介石对他提出的“和平的最低限度”和“牺牲的最后关头”重新作了解释，强调前者就是保持领土完整，绝对不订立任何侵犯领土主权的协议，绝对不容忍任何侵犯领土主权的事实；后者就是从去年11月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如遇有领土再被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种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的牺牲，这也就是“和平的最低限度”。这表明蒋介石的对日方针不仅更加明确，也更加强硬了。

中共方面认为这个解释实为一个可喜的现象，表明蒋介石已经有了抗日的想法和准备。在8月1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将“反蒋抗日”转变为“与蒋联合”。8月15日，共产国际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将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主张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与蒋介石达成联合抗日的具体协议。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公开提出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统一战线、抵抗日本进攻、收复中国的领土主权等主张，建议国民党恢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重新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反蒋”策略，开始实施“逼蒋抗日”方针。

中共关于国共合作抗战的建议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响。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宋庆龄等人要求国民党立即召开三中全会，讨论国共第二次合作问题。毛泽东也与红军多名高级将领于10月26日联名致信蒋介石，深望蒋介石能够立即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驱逐日寇，收复失地。

蒋介石的对日外交虽然变得强硬起来，但是当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他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尽早歼灭中国共产党，所以他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之后亲临西安，部署对红军的围剿。此时驻防西安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代蒋受过，承担着不抵抗而丧失东三省的责任，而东北军本身也沦落西北，远离家乡，在中共统一战线的感召和影响下，东北军实际上已不愿继续执行蒋介石的剿共方针，而愿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所以当蒋介石抵达西安后，张学良便联合17路军的杨虎城多次面谏，请求放弃剿共，一致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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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汉族，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将领。1920年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先于奉系军中担任要职。“皇姑屯事件”之后，继任东北保安军总司令。1928年，他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坚持“东北易帜”，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1930年中原大战，张学良最终支持蒋介石，壮大了东北军。“九一八”事变中持不抵抗政策，1932年退出东北。西安事变后遭蒋介石父子长期软禁。1990年恢复人身自由，1995年起侨居美国夏威夷，2001年10月14日病逝于檀香山。

对于张、杨的劝谏，蒋介石不为所动，并声称如果张、杨拒绝剿共，那么将由中央军代替东北军，而将东北军调至福建，将17路军调驻安徽。于是张、杨在1936年12月12日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此即震惊中外、深深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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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早已通过国民党特务得知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共抗日活动。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来到西安，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宣布继续进行“剿共”计划。张学良当场表示东北军不愿剿共，希望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0月29日，蒋介石由西安赴洛阳，进行新的“剿共”部署，并打算将张、杨调离。张、杨多次劝说蒋介石不成，决定实行兵谏。12月11日深夜，张、杨向东北军、17路军的高级将领秘密传达了“捉蒋”的指令，次日凌晨，攻入华清池，在后山搜获蒋介石。随后，张、杨通电全国，阐明原委，提出八项救国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为表明抗日救国的诚意和决心，他们撤销了内战机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了领导抗日救国的机关“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同时做好了应对军事进攻的准备，发动“兰州事变”，改组陕西省政府。重新部署军队，准备抗击南京的讨伐派。

在中共的帮助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走上抗战的道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1937年的七七事变，更加速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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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安事变应采取何种对策、应如何营救蒋介石，南京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两种主张。一种主张以保证蒋介石安全为主；一种主张立即进攻西安，讨伐张学良。主战派在何应钦的指挥下开始进行军事部署，对西安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另一方面，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等人通过各种渠道展开和平营救。尽管事变发生前，中共没有参与事变的策划和行动，但事变发生后，中共旗帜鲜明地拥护张、杨的爱国行动，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经历了最初的摇摆和动摇之后，中共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同时，张、杨一再在公私场合声明，捉蒋只是为了让蒋介石改变心意，绝不会危及他的人身安全。12月20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赴西安会见张、杨，并见到了蒋介石。周恩来向宋子文的代表郭增恺表达了国共联合抗日的愿望。次日宋子文返京。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飞抵西安，与张、杨谈判。24日，双方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决定立即释放蒋介石，并亲自护送蒋回南京。

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是其既定的战略方针。1937年上半年，日军不断从其本土和东北地区向华北调集兵力，准备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1937年7月7日晚，驻丰台日军以卢沟桥为假想目标进行演习，蓄意挑起冲突。24时，日军诡称演习中失落一名士兵，要求北平地方当局允许日军进城搜索。中国方面断然拒绝。此后不久，日军称失踪的士兵已归队，要求中国方面派员调查失踪原因。正当双方的人员进行调查的时候，驻丰台日军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宛平城，并随即向宛平城开枪开炮，中国守军被迫迎战，坚决回击，全歼进犯卢沟桥日军百余人。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政府向日本方面提出口头抗议，10日提出书面抗议，要求立即停止日军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蒋介石也作了积极的军事部署，紧急调集兵力向石家庄集结，设立石家庄行营，以便就近督导冀察战事。中共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发表抗战宣言，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实行全民族抗战，抵抗日寇的侵略。

7月11日，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从日本本土向华北增兵，扩大对华战争，企图通过全面的战争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日中之间的问题。针对日军在华北的部署，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以较为强硬的态度宣布对日作战，声称“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全面抗战终于爆发。

7月26日，日军攻占平津之间的要地廊坊后，开始进攻北平，中国守军不敌，被迫撤退。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失守。8月13日，日军舰队以重炮轰炸上海市中心，海军陆战队向闸北、虹口、江湾的中国守军进攻，日本飞机也配合作战，向上海市区狂轰滥炸。中国军队奋起反击，这就是有名的“八一三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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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接到内阁决定派遣陆军的消息，不待陆军援军到达，就急不可待地执行其侵略计划，发动了“八一三”事变。蒋介石于当天深夜下达了发动总攻击的命令。次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敌声明书》，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国民政府同时指出：“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明确表示实施抗战。9月1日，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决定，适当改组军事委员会，内设八部，此即战时最高军事统帅机构。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将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9月11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但直至抗战结束，该军一直被简称为“八路军”。9月22日，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共赴国难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对中共宣言表示欢迎，声称在民族危机之秋，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新，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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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零师、第一二九师。部分兵力组成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萧劲光任主任。当天，朱德、彭德怀发表就职通电，宣誓：“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图4 抗战中的民兵

面对日军的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实施战略防御。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华北、华中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先后取得平型关、阳明堡等战斗的胜利，并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军以一部兵力坚守华北作持久抵抗，集中兵力于华东力保上海、南京，先后在上海、台儿庄等地给日军以打击。但在武器装备具有优势的日军的进攻下，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继平津之后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陷。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日军被迫停止战略进攻，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加紧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国民党一度从战争初期比较积极地抗战转为消极抗战、积极反攻，国共之间的政治、军事摩擦持续不断。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发动过南昌、长沙、桂南、豫南、中条山、浙赣和常德等战役，中国军队在这些战役中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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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广州失陷。日军分多路向武汉猛攻，我方虽已坚持数月，但武汉失守已成定局。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在国民党高层人士中开始弥漫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情绪。代表人物汪精卫，明确主张对日议和。在此前后，其亲信多次与日方密谈，探查日本和谈条件。11月12日至14日，汪精卫代表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方代表在上海重光堂秘密会谈，商讨“和平”条件与汪精卫逃离重庆的详细计划。20日，双方正式达成了《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以及一项《日华秘密协议记录》。27日，梅思平将密商结果带回重庆，汪精卫立刻召集亲信制订出逃计划。12月19日，先后到达昆明的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璧君一行十余人，乘专机飞往越南河内。得到汪精卫成功出逃的消息后，近卫文麿发表早已准备好的一份声明，声称“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被称为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12月28日，汪精卫致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防最高会议，建议接受近卫三原则。12月29日，汪精卫“艳电”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公开主张“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精卫求和投降的行为，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和声讨。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发表文章斥责说：“其所提各点，措辞恍惚，均只从如何执行‘日本政府所提议者’出发，将近卫声明响应一番，不特民族气味全无，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撤除其一切职务。1939年5月8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长影佐祯昭将汪精卫接至上海土肥原公馆，从此，汪精卫集团从宣传民族失败主义，走上了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建立傀儡政权的道路。

随着太平洋战场的开辟，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战场上的形势开始好转。1944年起，抗日根据地开展声势浩大的作战攻势，将日伪军压缩包围在主要城市和交通线上，为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

1945年8月初，美国用原子弹向日本本土进行攻击，苏联也宣布出兵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由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战争至此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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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停战诏书。8月15日，中国政府外交部接获日本政府投降电文，日本正式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当天，蒋介石发表广播演讲，代表中国官方表示抗战正式结束。同日，蒋介石致电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命令其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9月2日，日本投降代表、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订了日本投降文书，正式声明：“我们兹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及在日本控制下驻扎各地方的日本武装部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国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9月3日，即成为对日作战胜利纪念日。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抗战胜利是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奋斗而取得的胜利。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侵略者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反法西斯同盟国为人类文明与正义作出的贡献必将为历史铭记。

思考题：

1.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怎样形成的？

2.谈谈“一二·九”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