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有句老话：“做戏是做给人看的。”这句话听起来很朴实，但细忖起来，却有着十分深刻的含义。演员演出按照编剧写的剧本，演员领会了剧本固有的内涵，通过表演技艺把剧本所要表达的宗旨传递给观众。观众懂得编剧要传达的丰富内涵才是戏剧的意义。

中国戏曲，“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描绘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其本身也经历了盛衰变迁，但其文化意义始终未曾改变。中国戏曲在文化的长河中，形成过一个又一个旋涡，掀起过一个又一个高潮，把戏曲文化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从宋杂剧到元杂剧、明清传奇，再到清代乱弹戏、近代戏曲，一些有识之士从未忘记过戏曲文化的社会作用，一直在探讨如何使戏曲艺术与新时代接轨，如何发挥戏曲的社会教育作用。我们不会忘记历史上各个时代所涌现出来的许许多多杰出的剧作家、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他们通过戏曲文化来传递做人的意义，努力将成果镌刻在戏曲文化的丰碑上。

从宁波戏曲文化的本身来看，它的育人功能体现如下：

早从元代始，居住在鄞县栎社的文人高则诚改编的《琵琶记》，从主观上通过塑造“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的形象来宣扬封建道德，成为一部有意识宣扬道德教化的剧作。这部作品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后世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同样，从明朝万历以后，文人创作的剧本由“玩”倾向于“情”，传奇创作成为精英文化的代表。宁波籍作家屠隆、叶宪祖、周朝俊、吕天成，他们的传奇创作，不仅在宁波戏曲文化史上有过杰出贡献，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中国戏曲史上也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屠隆通过他创作的《彩毫记》，深刻地反映出明代文人的生活理想。他在《修文记》和《昙花记》里，“阐仙释之宗，穷天罄地，出古入今。其中唾骂奸雄，直以消其块垒”，向观众传递的是作者对现实黑暗的嬉笑怒骂和玩世不恭。(www.daowen.com)

继屠隆后杰出剧作家周朝俊，他的《红梅记》直至今天仍是戏剧舞台上长演不衰的优秀剧作。剧本写的是南宋末年，权臣贾似道的侍妾李慧娘，虽然知道主子恶贯满盈，但孤立无助的她无处诉说。一个云淡风轻的日子，贾似道提出与她一起游西湖乘凉，她也只好跟着。恰巧，这天进京赶考借住在西湖边昭庆寺的裴舜卿正好和朋友怒斥贾似道祸国殃民的罪行。李慧娘听到后心里一动，侧头偷看裴公子一眼，脱口而出：美哉少年！贾似道见状怎能忍受，一回到家，就杀了李慧娘，并想杀掉裴舜卿。死去的李慧娘为了保护她钟情的人，变成鬼魂归来，与贾似道斗智斗勇，最后救出了裴舜卿。作者通过这出戏，倾情表现了李慧娘对裴公子的爱，还大力斥责了南宋大奸臣贾似道，而李慧娘的反抗形象也博得观众的称颂。

而叶宪祖的作品，“专以改古之悲剧而后快”，不仅具有反抗封建礼教的意义，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批判精神。叶宪祖也是最早批判封建科举制度的剧作家之一。由于他目睹了明代科场的黑暗，也曾经历“公车之苦”，因此，他借《鸾记》对科举的不公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宁波戏曲在宋、元、明、清发挥过不可抹杀的育人作用。在近代，也有不少艺人用戏曲结合时事形势，创作过很多鞭笞时事、鼓舞民众的戏剧。民国时期，地方有识之士把戏剧看成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教育的工具，“剧院之中，则集形形色色之人于一堂，使之各了解于剧中之意义，而起相当之反应，则无形之中，所转移造就者固什百倍于学校”（一蝶《戏剧效力实胜于教育》，《时事公报》，1922年8月23日）。

在抗战胜利后，上海越剧界一再与国民党反动派当局进行斗争，“越剧十姐妹”义演《山河恋》，宁波毛佩卿在宁波得知消息后率班遥起呼应，一部接一部地演出《文天祥》《李闯王》《国破山河在》《陆文龙》《林冲夜奔》等剧作，以达到抨击黑暗统治的目的，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