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我们讲的是一宗民告官的越级上诉官司，本文要说的，则是一件官告官的“京控”御状案件。状主名叫王梦熊，因一只眼睛患眼疾，人送一外号“王瞎熊”。

王梦熊，字笠渔，静宁州阳山川孙王家坡村（今属庄浪阳川乡）人。咸丰九年（1859），以增生议叙工部虞衡司行走员外郎，掌管“山泽采捕、陶冶之事”，嗣因主持修筑咸丰陵墓奋勉出力，经阁僚宋晋、爱仁、文祥保奏为道员，分发福建效用，因故未赴任。王梦熊出身于赫赫有名的富族大家，祖父名王沼，亦商亦农，经营有术，家道殷实。其人屡次出粟救济饥民，不分回汉，一视同仁，当地回族群众为其立铁碑，以志无忘。王沼又于西安城莲湖区购得大院一处，设为会馆，招庄隆静三县游学及赴陕应试生员免费寓宿，并对秋闱上榜者奖银50两，以示鼓励。王沼嘉行，上达天听。文宗皇帝御赐“有光家邦”金匾，并赐授六品顶戴孝廉方正，诰封中宪大夫荣衔。地方各级官员，多有匾联题赠，家声荣耀，罕有其匹。同治元年（1862），陕乱烽火延烧到西北各地，昔日宁静的生活节奏被打乱，兵连祸结，人命危浅，社会危机空前严重。告养在家的王梦熊奉亲携雏，避乱庄浪县城（今南湖镇），风声鹤唳，惶惶不可终日。而奉旨督办陕甘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于同治七年（1868）秋到达西安后，迟迟听不到西进消息。于是，王梦熊与仆人曹巨成潜行度陇，面见左帅乞师。孰料一言不合，触怒左宗棠。情急之下，王梦熊冒险“三次赴都叩阍”，终因“惊驾”议罪，被判谪戍南方，卒于四川郫县途中。庄浪阳川乡《王氏族谱》对其事过程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兹录之如下：

……五年（同治五年），陕回白彦虎率众数十万入甘，残杀焚掠，陇右糜烂。时制府杨岳斌奉旨如庆阳，密查臬司杨能格被参各疑在庆，省垣防兵因索饷激变。公适在省，星夜驰庆告变，并乞杨移驻水洛城，飞札召平固各属文武职，议战守策。泾源道魏光焘言：“□势猖獗，刻难扑灭，不如暂退防陕，以伺机宜。”众尚犹豫，公勃然大怒，跃起座间，投壶击魏颊，厉声责曰：“懦夫平居尸位，遇变惑乱人心，熊料回乌合之众，虽多不难破也，若弃陇防陕，是养寇矣！旷日持久，生灵涂炭，西陲丑类，将云合雾集，以养妖氛，深恐陇未得以收复，陕亦行将难保。为今之计，不外速剿，兵贵神速，今其时矣。”制府壮其言，又以饷绌为忧。公献粮八百石，以充军食，且力任筹办，亲往四乡劝捐。杨即移师进剿，分遣提督谭玉龙、彭汝汉等攻拔已陷平巩各城，击散隆庄白燕河十二堡一带流寇。

公竭力从事，军粮不乏，间二年，恪靖伯左宗棠任命西征。师度潼关，驻陕不进，甘民日处汤火。公偕家人曹巨成，昼伏夜行，如陕乞师，因言论忤左，师不发。公负气拂衣出，赴都叩阍，伺銮舆过芦沟桥，跪伏道旁，顶状呼吁，并愿献军粮八百石（系仓斗），穆宗义其行，御批特奖，即饬左爵帅，克期进兵，戡平甘乱，而公亦因之被谪矣。初魏光焘挟前怨，衔之剌骨，无可乘，及闻叩阍请兵，讦左与己，更增忧虑，后阴饵顽民，捏情控公，派军健逮公至省。沿途百姓泣送，州县人士乞请，上诉公冤者数千人，不报。

及送案臬司会审时，公初不语，某诘之再，公大声言曰：“汝何妄也，汝等多系吾控告者，汝能讯吾，吾亦当先讯汝？今不顾国法，不念公理，甘为左之爪牙，必欲陷吾于死而后已。吾冤戴覆盆，莫能自明，惟甘乱已平，此心泰然无憾！”侃侃而谈，众莫能诘，更以他事株连，锻炼周纳，移案隆德鞫办，经县中绅耆保释，得暂还里。公遂间关走京师，作三次之叩阍，甘人之官于朝者，皆以左负边疆重任，天子所倚以定西陲，不可以是非争也，公不听，击弹左魏，不遗余力，竟以惊驾归部议罪，谪四川成都府之郫县时，全甘人士名具请御史安维峻据情上闻，乞赦公还。安拟疏即以公“乞师戡乱”题请，慈禧后垂帘览奏，慨然曰：“王某于先帝文宗奉安山陵日，颇著勤劳，今睹其名，恍如隔世。”即特旨召赴京师效用，及中旨到郫，公适卒未入殓……

应该说，王梦熊状告钦差大臣事件本身，铁板钉钉，确凿无疑。然而稍加细心，则不难发现“王谱”所载事实多有疑窦。

关于投壶击魏光焘面颊情节。(www.daowen.com)

同治五年（1866）春，省垣兰州发生了驻防守军因索饷而引起的哗变，慕寿祺《甘青宁史略》所载，与《王氏族谱》相符。其时总督杨岳斌领兵在外，“公（王梦熊）适在省，星夜驰庆(阳)告变”，亦属常情。但“并乞杨（岳斌）移驻水洛城，飞札召平固各属文武议战守策”云云，史无确载。说在如此严肃的军情讨论会上，因意见相左，王梦熊勃然大怒，于座间投壶击魏光焘颊等情，与史实相忤。查阅史料可知：魏光焘，号午庄，湖南隆回人，早年投身湘军。同治六年（1867）时，他在汉口为左宗棠办理营务，筹划粮饷。同治七年(1868)秋冬才随左宗棠开赴西北，八年（1869）左帅进驻平凉，始以魏代理分巡平庆泾道。故此，“王谱”所载王道员与魏道员龃龉交恶一事，史时不符，难以采信。

关于“叩阍请兵”的情节。

叩阍的成本是巨大的，后果是严重的，除非不得已，一般人不敢轻举妄动。王梦熊为什么要铤而走险？“王谱”所言，是因左师度潼关，驻陕不进，梦熊如陕乞师，发生语言冲撞。这里有几个细节尚需澄清：一是京控的方式。《清同治实录》载，“同治八年（1869），谕军机大臣等：都察院奏，工部员外郎王梦熊，遣抱以贼围紧急等词赴该衙门呈状。据称上年盐茶厅匪徒张溃（贵），在静宁威戎等处攻掠堡寨，嗣经收抚，该匪潜归威戎水洛城老巢，仍在静宁等处焚杀，抗拒官兵。十二月间贼众三千余人围攻三河堡，日久未退。亟望官兵援救等语……”“实录”清楚地记载了王梦熊赴京告状，采取的是“遣抱”方式（委托他人投递控状，又叫“抱告”），而非极端的“伺銮舆过卢沟桥，跪伏道旁，顶状呼吁”的极端方式。同时，接受状文的场所是主掌监察、弹劾及建议的都察院，而非直达皇帝手中。二是京控的次数。“王谱”虽明确记载叩阍三次，但遍览全文，只有两次，一是乞师不就，负气赴都，一是被左宗棠弹劾究治，经绅耆保释，间关再告。“三次”之说语焉不详。

人言“静宁南乡水土硬”，多出像陇上铁汉安维峻一类的“横人”，王梦熊自然属于同类。可是，他所挑战的对手左宗棠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位对敌以霸道、治民以王道的奇才，把权倾朝野的曾国藩都不放在眼里，何况一个小小的四品候补道员？这不，王梦熊“一封朝奏九重天”，紧随其后的左宗棠一纸折子，不费吹灰之力，给王梦熊以致命一击。同治九年（1870）正月，上谕——

左宗棠奏，请将居心鄙诈之绅士革职提审等语。甘肃在籍绅士工部员外郎候选道王梦熊，寄居静宁州，党匪殃民。屡被民人台秀学等在该州控告，抗不到案。上年八月间，道员黄鼎剿办土匪张贵时，该员报捐仓谷杂粮六百石。经左宗棠饬令黄鼎密查，嗣据查明该员在预料堡一带派捐粮石，声言官兵是伊京控请来，遇有交粮稍迟之户，即被拷掠。其所勒之数，尚多于该员呈缴之数。且通匪被控各情，供证确凿，亟应严刑惩办。王梦熊著先行革职，交左宗棠提案审讯，按律究办……

左氏向以“今亮”自居，恃才傲物。从同治六年（1867）被委以平定陕甘要务的那一天起，对进兵方略早已深思熟虑，筹划详尽。兵分几路，进止停留，一盘“活棋”在胸。不意跳出个王梦熊来，指手画脚，甚至于以叩阍请兵为名，在皇帝面前败坏声誉，是可忍，则孰不可忍！于是翻手之间，王梦熊头上的顶戴旋即换上“党匪通敌，拷掠良民”铁帽，逮捕系狱，百口莫辩。揆之于常理，王梦熊征粮心切，于滞交粮石之农户，呵詈斥责或许有之，但说他勾通匪类，未免有些牵强。表面看来，左宗棠借机吐了一口恶气，是赢家。往深里说，这桩公案两败俱伤，都是输家。王梦熊被判流放不久，一道“召赴京师效用”的“特旨”从天而降。可惜王梦熊已经撒手西归，无福消受。这以后，为王梦熊“前办捐输，请饬查案给奖”的呼声一直不断。十多年后的光绪七年（1881）六月，清廷下发谕旨称：“已革道员王梦熊劝捐军粮一案”“迄今未请奖叙”。内阁侍读学士文硕甚至明言“此案悬阁多年，左宗棠在任日久，有意积压”，甚而有“请量予示惩”等语。此时的大清，内乱初定，金瓯无缺，出现了“光绪中兴”的喜人景象。朝廷对左氏的倚重大打折扣。对于政敌的攻讦，左宗棠反击乏力，也尝到了一番百口莫辩的滋味，英雄末路，未免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