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翟翔甫回家中，正遇上增生江俶、民人王瀛洲等，酝酿状告知州、书役假公勒索，苦累闾阎的事。众人见“告状高手”翟翔回来，纷纷上门请教，推举他公办此事。翟翔根据地方官吏盘根错节、塞责推诿的实际，以及甘省司法被幕府师爷把持、狼狈为奸的现状，主动献策：“不如我呈递封章，尽点无禄益君之忠。”其态度决绝，委实令人感动：“虽例载呈递封章，挟制入奏，边远充军，只要皇上准我此奏，暗派极忠大员密访私查，剪除奸臣恶习，表现圣君恩惠，俾民共乐尧天，即生一死不悔！”而经众人反复权衡，达成的共议是：翟翔“不用出名，暗中照顾。如果京控不肯实办，彼时再呈封章不迟。”于是江俶、王瀛洲于道光十四年（1834）三月廿四日赴京上控。

这里有必要插说一下清代“京控”制度及相关一些概念。

“京控”，又名“叩阍”，即俗称的“告御状”。中国古已有之，但发展成一个较成熟的制度，则是在清朝。尤其嘉庆时期，为克服和珅专擅引发的官场疲软懈怠，便采取了广开言路、开禁京控等举措，借以掌控帝国动态，调控官场。接收“京控”状词的单位有都察院、通政司和步军统领衙门。所接案件大部分要向皇帝汇报，皇帝责成告状人所在省的总督巡抚亲自过问，通知按察、布政两司，委派官员进行审讯。审讯完毕，将结果“具拟上报”，供皇帝钦定。京控状词形式有“呈词”和“封章”之分。“呈词”就是普通诉状，“封章”亦称封事，其状用皂囊重封以进，故名封章。封章带有“建言”性质，容易引起最高当权者的重视，但原告承担的责任后果相应也大，即使告实，也有可能落个“边远充军”的下场。故而共议这次京控采用投状呈词的方式。(www.daowen.com)

江俶、王瀛洲的赴京直诉很快有了结果——经都察院申奏请旨，钦批：“此案着交杨遇春（陕甘总督）亲提人证券宗，秉公严审，按律定拟具奏。”但是，由于具体审案人——兰州府知府陈士桢，一味偏袒被告静宁州官胥吏，审问结果，大失众人所望。经商议，士庶委托民人陈大顺于九月十六日二次上京，抱告（委托他人投递控状，又叫“遣抱”）复控，都察院仍咨本省质讯。来年春，即道光十五年（1835）正月，改委署平凉府知府周磏提取一干案卷，过堂审问。周磏仍旧偏审，将江俶、王瀛洲俱究诬告罪名，将武生靳钦文、乡约王遇龙、张绍厚、朱愉龙、韩选五人在布按两司呈递受害供状，俱不问虚实，劝解下堂了事。

不公正的判决，引起阖州士庶更大不满。州人柴玉林、赵维元、魏秀等人再次实名具状，第三次京控，决心把反腐斗争进行到底。道光帝又一次御批：“此案着交瑚松额（接任陕甘总督）亲提人证券宗，秉公审讯，按律定拟具奏。”这一次，委派的主审官是庆阳知府杨九畹。杨九畹，字余田，浙江慈溪人。嘉庆己卯科（1819）进士，先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等职，后因京察考试不利，降职庆阳知府使用，后官至广东南韶连道台。杨九畹接案后于该年十一月中旬开审。鉴于前两次审案失败的教训，担心此次审讯如再覆前辙，极可能会惹怒龙颜。因此，他不敢怠慢，“逐疑讯实”，采纳原告意见，“给发除弊告示一纸，着静邑阖州士庶照示立碑，以垂久远”，从而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