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1年，宋夏两国在好水川（今隆德西北好水乡）展开了一场恶战，宋军在六盘山下遭伏，主将任福以下六员大将牺牲，士卒伤亡一万数千名，“关右大震”。就在宋军遭遇重创，士气普遍低落的形势下，一位名不见经传却极具战略眼光的下级军官恩威并施，收服了德顺西南一带的氐羌少数民族，并在秦（今天水）渭（今平凉）咽喉要道上建立了坚固的军事据点——水洛城，有力地稳定了局势。他就是瓦亭、静边知寨刘沪。

据《宋史》记载，刘沪，字子浚，保州保寨（今河北保定）人。祖父刘审琦，曾任虎牢关使，于宋初从赵匡胤征讨叛将李重进时战死。父刘文质，早年曾入禁中，很得太宗皇帝亲信之，后在与西夏建立者李继迁的作战中功勋卓著，死后“厚赙其家，官子三人”，刘沪得以“补三班奉职”，于宋仁宗康定年间为渭州瓦亭寨监押，权知静边寨。刘沪生性“深沉寡言”，但“颇知书传”，有智略。他知守二寨的次年，宋廷即遭好水之败，一夕数惊，风声鹤唳，“边城昼闭”，城外“居民畜产多为贼所略”。刘沪沉雄大度，“独开门纳之”，使所辖军事据点成为边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有力保障。

就是这个刘沪，在先后收附了驻地附近的党留、穆宁等族之后，以非凡的战略慧眼看中了水洛这一咽喉要地，并着手拓展经营。水洛城主为氐族人铎厮那，“环城数万帐，汉民之逋逃者归之，教其曹工商贾，自成完国”，称雄一方。而水洛地处宋军两大重镇秦州渭州之中点，若据为己有，可与秦渭互为犄角，其军事价值自不待言。知渭州曹玮早就有心营谋，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获成功。公元1042年，在四路招讨使郑戬的倾力支持下，刘沪派出密使，开出优厚条件，令铎厮那来降。在刘沪一片诚心的感召下，铎厮那及其众酋长献出水洛、结公等地，愿为属户，归顺大宋。接下来的情节，《宋史·刘沪传》记载极为明确：“戬即命沪将兵往受其地。及至而氐情中变，聚兵数万合围，夜纵火呼啸，期尽杀官军。沪兵才千人，前后数百里无援，沪坚卧，因令晨炊缓食，坐胡床指挥进退，一战氐溃，追奔至石门，酋皆稽颡请服。因驱其众隶麾下，以通秦、渭之路。又败临洮氐于城下。迁内殿崇班。”刘沪初战告捷，趁热打铁，即刻与郑戬派来的助手、著作郎董士廉一道，投入了紧张的水洛筑城工程。然而，令刘沪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一利国利民之举，竟引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波，不仅边境惊扰，连皇朝决策中心也为此事大伤脑筋。

原来，筑城工程未及一半的时候，郑戬被免职。继任上司泾原路钤辖尹洙“以为不便，令罢筑，且招沪”。在水洛城防面临前功尽弃的严峻时刻，刘沪从稳定边防大局出发，不仅没有听召，反而“日增版趣役”，加快了工程进度。尹洙大为光火，再“命张忠往代之，又不受”。刘沪二次拒命，对于尹洙不啻火上浇油。怒火中烧的尹洙断然采取了非常措施，动用武力，派部将狄青将刘董二人逮捕，关在德顺大狱。但尹洙错估了形势，他忽视了刘沪在当地氐羌各族人民中“威恩素著”的政治威望，刘沪下狱，立马招致了严重的后果——刚刚降顺的羌氐族众惊惶不安，他们收掠库藏，杀伤吏民，发动暴乱。宋军后院起火，倘若西夏闻知，乘虚而入，如何了得？弹丸之地的水洛，牵动了宋廷紧张的神经，成为内阁宰辅们争议的中心。在筑城问题上，就连知交多年，政见一直颇合、同为枢密副使的“范韩”也出现了分歧：“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www.daowen.com)

尹洙为什么不赞成筑城？这与他一贯的战略主导思想有关。他早年就曾上疏论兵，提出了“减并栅垒，招募士兵，省骑军，增步卒”防御策略。好水失利后，他更认为“前次屡困于战者，正由城寨多而兵势分也，今又益城，不可”，于是便有了“奏罢之”的举措。作为一位尚未深谙边事的文人，尹洙看到的是西夏屡屡得手的长处，但他却没有意识到驱兵深入，流动作战用于西夏则可，用于宋军则不可。所以，尹洙简单照搬西夏的那一套的做法，其弱点是显而易见的。而久在兵间、富有实战经验的范仲淹则主张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他主军陕北期间，先后修筑了清涧城、大顺城，“大兴营田，且听民得互市，以通有无”，巩固边防，“为持久计”，收效明显，有目共睹。因而，他对于刘沪的举措深为嘉许，倾力支持。而韩琦久经战阵，对急功近利，轻敌冒险的那一套十分反对，所以他也一直重视国防基本建设，像德顺军的建立，就是他极力向朝廷争取的结果。但在水洛筑城问题上，韩琦低估了刘沪的能力，于是便错误地站到了尹洙一边，成为尹的“靠山”。争论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这时，一位权威人物的出现，才使决策的天平倾向正确的一方，他就是参知政事、内阁大学士欧阳修。

就私交而言，欧阳修与尹洙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政见一致，早就被政敌视为“朋党”；文学志趣相投，共同倡导古文运动；平日诗酒往来，亲密无间。但在原则问题上，深明大义的欧阳修坚定地站在了刘沪一方。他接连给宋仁宗上了两道奏章——《论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刘沪等札子》和《再论札子》，为刘沪辩冤，力主恢复筑城。在第一道奏章中，这位德高望重的内阁宰辅首先回顾了名将曹玮、韩琦的远见卓识，肯定了筑城水洛的必要，为刘沪张本，为刘沪鼓呼。如欧阳修所言，曹玮是“心知其利，患于难得，未暇经营”；韩琦是“非以水洛为不便，但虑难得而难成”，而当今刘沪“能及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专委此事，责其必成”。接下来，欧阳修条分缕析，指出如对筑城风波处置欠当，则会招致五大严重后果：一、挫伤沿边大将的威信；二、引起沿边生户惊惧，导致信任危机；三、伤害边将“为国立事”的进取心；四、造成边将之间不和；五、影响既定的战略部署。针对以上分析，欧阳修建言，朝廷应派人通知侍御史鱼周洵居间调停，“速令和解，务要两全”。为此，欧阳修煞费苦心，对进行斡旋的细节，甚至连“密谕”对象的先后，都做了精心的策划：对因枷械刘沪而造成彼此嫌隙的狄青，应先动以说辞“沪成水洛，本有所禀，非是擅为”，宜应释放——但为了不致“挫卿之威”起见，使“卿自释之，使感卿惠”；对刘沪，也应不失时机地施以笼络：“汝违大将指挥，自合有罪，朝廷以汝于水洛展效，望汝成功，故谕青使赦汝，责尔卒事以自赎。”如此，“则水洛之利可成，蕃户之恩信不失，边将之事者不懈，大将之威不挫”，四全其美，充分显示了欧阳修胸有成竹，调和鼎鼐的名相风范。欧阳修奏章一上，宋仁宗即刻派遣重臣鱼周洵、程戡赶赴前线处理此事。

风闻“中使”临边的消息，氐羌党留各族遮道请愿，“请以牛羊丁壮助工”，情真意切，场面感人。深受感动的鱼程二人一面无条件放人，一面把边情飞奏朝廷。宋仁宗赵祯闻报，顺理成章地下了让刘沪继续未竟工程的决心。此时，欧阳修再奏一本，名曰《再论水洛城事乞保全刘沪札子》。这道奏章主要内容是针对尹洙狄青和刘沪之间嫌隙已大，今后难以共事的实际，提出“移替”之策，进行善后。这里，他一反“不可因小将而移大将”的陈规陋见，认为“必不得已，宁移尹洙，不可移沪”。如果一味顾全“大将的面子”，将卓有成效的“小将”调离，则将造成武臣尽鼓怨怒、边将不肯为朝廷做事、蕃部生事永不能绥抚等一连串的不良后果。鉴于此，欧阳修“伏乞”天子权衡利弊，做出睿断。欧阳修的这两份札子没有长篇大论，没有浮文虚词，洞幽烛微，处分老道，在历代奏议中鲜有其比，且收效甚巨——“后以沪权水洛知寨，功竟成”。刘将军还在今万泉筑石门堡，在韩店筑古聂城，互为犄角，互相支援，成为一道无形的长城！设若，当时没有欧阳修挺身而出，仗义执言，那么，这场风波只能以刘沪被冤、筑城罢废而平息，哪有“保障西夏”、延续近百年的秦渭防线？当然，“刘沪事件”的最终结果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犹以违节制罪，贬镇戎军西路都巡检”！但历史的不公无法遮掩英烈的光彩：刘沪“疡发首卒，将东归葬，蕃汉遮道号泣，留葬水洛，祀诸城隅，立碑颂功”。鉴于“族众愿得沪子弟治城，乃以其弟淳监水洛城司马”，六十余年后，宋徽宗赐庙额为“忠勇”，敕封刘沪为“忠烈侯”。统治者的褒奖到底有多少诚意，我们不得而知，但当地群众对刘将军的景仰却是发自内心，历久弥坚的。与将军有关的遗迹，如水洛北山庙坪塬上的将军殿、水洛城北隅的忠勇庙、城北屯军的旗鼓山……千百年来烟火鼎盛，凭吊者络绎不绝；每年正月十二的“迎神大典”、七月十五的正会规模浩大，蔚为壮观。刘沪筑城，岂止是筑了一座可与种世衡的青涧城、范仲淹的大顺城相颉颃的土城，他筑就的，分明是一座矗立在人民心头的巍巍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