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兰的古史传说研究尽管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可取之处，但是，她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一）结构主义理论的局限性

运用西方结构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古代传说是艾兰的一大研究特色，但结构主义理论自身存在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理论自身的局限性也必然给艾兰的研究带来某些负面影响。结构主义理论的提出，为人们理解社会发展和社会现象提供了一种“理可以解”的模型或模式，使从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问题研究的专家和学者有可能通过公式化或形式化的方法来建立某种模型。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结构分析理论认为，神话结构有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深层结构决定表层结构。深层结构并非客观事物的内部结构，而是存在于人们头脑深处的“无意识结构”，它存在于社会现象的背后，既对社会产生影响，又不被人们直接感知，深层结构是在无意识状态中自发地发挥作用的。艾兰是认可“无意识”所发挥的自发作用的，无意识是通过自发的形式作用于人类社会，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们无须发挥主观能动性，“无意识”就会指引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人们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是只依赖“无意识”的作用而不必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可以推动社会发展呢？这就会不可避免地滑落到不可知论的陷阱中。因此，结构主义理论在西方的趋于衰落和后结构主义的兴起，实际上是结构主义者对已有理论的扬弃和修正。

艾兰主要借鉴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结构分析理论，尽管她在实际运用时有所变通，但理论的局限对其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当时考古发现及成果的局限性

许多关于“禅让”传说的新的考古文物，在艾兰论著问世后相继出土，而艾兰教授著此书时，可供她参考的考古发现及考古成果是很有限的，这是艾兰权力转换课题研究的又一遗憾。(www.daowen.com)

例如，艾兰教授说：“商代的历史真实性已无可怀疑，而能确定地与夏代历史相联系的考古证据（尤其是任何早于殷墟考古文化的文字记载）有欠缺，这就意味着禹以后的夏代历史仍有待于深入探讨。”[1]她对于夏代的存在仍然处于怀疑阶段，但启动于1996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们的辛勤努力下，已经取得了诸多学术成果。

（三）史料单一

艾兰教授以中国先秦诸子著作中所反映出来的禅让思想观作为她古史传说的史料来源，并且作为核心来源，没有参考其他的历史资料，是不尽合适的。尽管诸子著作中折射出来的古史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但是，作为研究的史料来源且是核心史料来源，还是不全面的。先秦诸子首先是政治家、文学家，其次才是历史学家，先秦诸子是从各自的立场和思想出发，对“禅让”传说进行了符合自己思想观点的阐释。同时，也顺应当时人们谈论古史的喜好，利用古史传说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观点。因此，先秦诸子著作中所叙述的关于“禅让传说”的内容，并不是完全可信的。综合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艾兰教授仅仅把诸子著作中所反映的古史观作为史料的来源，并且作为核心史料来源，而不参考其他文献记载的做法，是欠妥当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中国的学术界来说，仍然需要系统了解海外汉学。我们不但应当知道，各国汉学家如何研究和看待中国的历史文化，还应该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研究和看待我们的历史文化。国外的汉学家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是对异质文明的文化观照和解读。同时，汉学家受到不同于中国文化的文化思潮和思维观念的影响，其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的视角及方法，与国内学者必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别。相较于国内学者的研究，汉学家的研究就是关注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第三只眼”，他们可能会发现国内学者没有发现的新问题，或者用他们的理论对旧问题提出新回答。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外汉学家的研究为国内的学者提供了一面学术的镜子。通过这面镜子，国内学者不仅可以了解汉学家的学术观点和主张，同时也可以利用这面镜子反观自身，发现以前没有发现或者忽略掉的新问题，进而更全面地观察本国问题的研究。因此，国内的学者在关注国内学术研究的同时，也要关注和研究国外汉学家的学术成果，因为国外汉学家的研究的方法、研究的角度，值得我们总结、借鉴和学习。艾兰教授从中国汉字的特点以及中国传统思维特点——类比思维两个方面，分析中国先秦哲学范畴和概念的隐喻性，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水”只是哲学概念中一个重要的隐喻。她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所有范畴都基于“水”的结论，是有局限性的。她的中国古史传说研究旨在通过古史传说来探究中国早期的历史存在，这种研究探索和尝试都具有积极意义。她以结构主义方法解读和分析古代的禅让传说和权力的转换，从世袭原则和道德原则角度分析古代权力的转换，相信她的分析会给国内学者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他山之石”性的启发。

[1]［美］艾兰.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M］.孙心菲，周言，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