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艾兰教授在古代中国哲学隐喻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给国际、国内学者在哲学领域的研究带来了很多的启示，但另一方面，她毕竟是对异质文化的参照分析和研究，在一些文化概念的理解和哲学观念的分析上，势必会存在一些不足和偏颇，特别是一些和文化有深层联系的概念的翻译，要做到准确而到位是很难的。尤其是一些古代哲学中的概念和范畴本身的含义本身就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哲学观念都是抽象性和多指向性，哲学概念追求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也没有特指的含义，因此，在翻译上难度很大。这些概念往往在说“一”，其实，有可能说的是“万”。因此，在语言的翻译上肯定是有一些不容易，这一点，艾兰教授自己也在书的前言中做了说明，李学勤先生给艾兰写的中文版出版序言里也提到了这一点：“不过西方人在通过自己的文化与语言去接触中国古代哲学时，又不免有些隔膜，又无法全面地体受其间的精微……尽管译文已尽力做到信达雅，也必然不能曲尽其妙处。”

另一方面，艾兰教授在这部著作中运用的方法论，主要就是莱克夫等人的经验主义隐喻观，虽然他们的认知隐喻观扩大了人们对隐喻理解的视野，使人们认识到隐喻是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人们认识世界和自然的一种方式。虽然他们的理论对隐喻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们的理论并不是十分完善的，本身也存在一些缺陷，即便艾兰教授不是全盘吸收，但有一些缺陷必然会影响到她在实践中的研究。

（一）翻译存在的不足

首先，来看哲学概念的翻译。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几大特点。其中特点之一就是多种思想的一体化，哲学思想、人生理想、政治思想是混合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哲学文本中出现的哲学概念有多义性和不确定性。这些哲学范畴或概念，是人们对世界和社会思考的结晶，是当时文化的反映，和文化密切相关，翻译起来就不会那么简单。例如，自然界哲学范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天”，英语翻译为“sky”（天空）、“heaven”（天堂）、“nature”（自然），在中国文化中，“天”具有多重属性，可以是自然界之天，也可以是决定自然和社会命运的最高权威。因此，把那些反映文化和思想的观念信达雅地、准确地翻译出来，的确不容易。这些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概念是具有很大的文化张力和弹性的，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历史、文化、习俗、观念、思维方式等各方面都存在着不平衡现象，要把古代的文字翻译成外国语时，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目的语中会出现词汇空缺和概念空缺，也就是说，两种语言没有完全对等的包括相同或相近内涵或外延的概念。这一点，艾兰教授也是多次提到的，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极度抽象的概念的翻译，如“道”“气”等这些极难把握的概念很难翻译。哲学要解决宇宙存在的终极原因，并要指出宇宙存在的本质属性，同时，哲学家的解释是具有超验性和抽象性的，这些哲学概念都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作为研究的本体，它是唯一的，但从功能作用来讲，又是无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哲学概念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有些词义就不能准确地把握到。

（二）隐喻理论的缺陷(www.daowen.com)

莱克夫等人的隐喻理论认为，人们头脑里有一套隐喻的概念体系，隐喻是人们思考和认知世界的重要思维方式。语言表达也是隐喻的结构，人们习惯于用隐喻理论去理解和体验事物，经验在人们头脑中的作用是巨大的。莱克夫等人的隐喻理论对认知隐喻学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对隐喻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他们认为，隐喻根植于体验，人以身体体验的方式认识世界，隐喻的理解是两种经验的映射。这种映射过程中需要对没有直接经验基础的物体或概念的特征进行比较，构建的概念比人们体验的世界更丰富、更抽象。但并不是所有的概念映射都是可经验的。比如，“道”概念，只从“水”的各种特征来说明此概念的特点，并不容易。“水”可以像君子之道那样，用来说明一种行为的过程，当它的意义被引申到“天有道”时，意思是，人人都应该做应为之事，这种喻象就扩展成为一个水系。其中，川流河水各行其道，然而当说到“道生万物”时，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人们不太容易从“水”的作用联想到先天地而存在的“道”的创世。哲学研究对象还具有超验性和抽象性的特征。所谓超验性，一是它作为终极原因，在时空上先存在而存在，二是哲学家对它的各种解释之正确与否，无法在经验的世界中加以验证；所谓抽象性，是指作为宇宙终极问题的存在与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对象不同，就是人们无法通过感觉器官对其加以观察体认。哲学概念是无限与有限的统一，所以，哲学问题不同于科学的问题，科学问题总有答案而且是相对一致的答案，而哲学问题是有多解性的，甚至还有一类问题并没有答案，只存在各种各样的解答方法。人们不可能对这些没有体验过的哲学概念的丰富含义把握得那么准确到位。同时，莱氏等人的理论缺乏确定映射特征的标准。虽然他们谈到了范畴化在构建隐喻的过程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用来隐喻的事物都是具有类典型性的，这种典型性的事物具有丰富的属性，那么，在理解它所折射的哲学概念时，就要有一个选择的过程。而莱氏等一致认为，概念的映射总是自动的，一致的。其实，在实际的理解过程中，是有很多不对等的情况的。上述的“道”和“水”概念就是一例。哲学研究对象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因此，哲学概念的含义是多义性的，而“水”的特性相对来说是不变的，哲学家对“水”具有不同的思考，从而得出对哲学问题不同的回答，因此后人读到这些哲学文本时，必须做一个选择，从“水”的特性到哲学家提出和表达不同的哲学观点，并不是一一对应和自动的。

（三）物的意象性

在古代文化中，以象表意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重要的传统。意象论是中国古典的文艺理论，是美学理论的重要范畴，作为美学的意象，揭示的是主客体统一的特征，但古代的意象论是一个富有哲学和文化意味的范畴。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主要特质之一就是意象，从《易经》的“立象以尽意”到历来强调的“取境”，浑然一体，情景交融等，都强调把意象的“意”通过外在具化的“象”来表达出来。意象不仅是一个美学范畴，而且也是一个文化和哲学范畴。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远古先民在实践中产生了用“象”的意识，并且逐渐确立了唯“象”的思维方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象”就和哲学的思考联系起来，并在哲学思想的表述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在实现一般生命界的反映基础上进入了主题反映的精神沉淀过程，而物我的这种过程，就是心与物的“象”的呈现。远古先民在原始图腾、神话、巫术等意识活动中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人类对客观的“象”的意识。

在哲学文本中，出现的“象”有很多，这一点在《论语》中有许多例证。《论语》中有大量的形象化语言的意象营造。例如，以类比方式来阐发道理，以比喻或者形象来描绘品评人物，同是以物象起兴方式来渲染情绪等。中国古代意象的很多特点，都已经体现在这些哲学著作当中了，如关注实景撷取实物的方式。中国古代的意象，很少采用图腾崇拜式的神话原型来构象，往往是以身边常见之物选取物象。先秦的哲学文本中，表述哲学观点时出现了很多意象，这是和中国古代思想家不以抽象概念阐述理念，而是以具体物象来述说观点的思维方式相一致的。这些意象，有“山”、“火”、花草植物等，那为什么不能把“水”也看作是一种和别的物质一样的意象，而把它看作哲学概念的隐喻之本？“水”和古代哲学确实存在很密切的关系，我们也不能否定别的物质和哲学的关系。因此，笔者认为，中国早期的思维是建立在意象原则基础上的隐喻思维。我们承认哲学概念的隐喻性，也承认“水”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不能排他，因为意象在无论是文学、历史、哲学著作中都有很多的选择。因此，笔者认为，这些“水”或者植物的意象在哲学文本的高频率出现，说明古代哲学家的思维是一种隐喻思维，是以意象原则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