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法论

首先，艾兰运用西方结构主义的理论研究中国古史传说，进而探讨上古时期权力更替的原则及其规律，力求还原古代社会的某些历史真实。她对传说中纷繁的事件及人物的梳理，对权力转换中世袭原则与道德原则冲突的寻绎，都给人以新的启示。国内学者已经注意到，在没有文字记载的上古，古史通过口耳相传的方法得以保存与流传，这些内容经后世的文字记录，成为文献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古代文献中保留了丰富的古史传说，我们虽然还难以将古史传说和考古资料一一加以印证，从而还原一个严密而可信的古史系统，但是，传说确是勾勒中国远古时代大致社会面貌的重要文献。李学勤教授曾提出“走出疑古时代”一说，许多国内学者将对“疑古”的反思与考古发现相结合，充分重视神话传说的历史价值。研究史前史不仅注重考古资料，而且注重对神话传说的发掘，努力把神话传说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以探寻历史的真实面目。[38]虽然，艾兰教授研究问题的方法与国内学者有所不同，但两者的研究目的是一致的，都着力于探索和梳理中国早期的古史系统。国内学者的研究对象除考古发现外，还关注古史中的神话传说，与艾兰的研究对象并无二致。但是，艾兰采用了西方的结构主义方法论，从而体现出新意，她所提出的自成一说的见解，虽不无局限，但其富有逻辑性的推测和理论性的假设，在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体现了“他者”的洞见。同时，列氏的神话结构分析理论也被国内学者引用到哲学研究领域，并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如《中国神话哲学》《先秦哲学和中国上古神话的关系》等。[39]这些成就都说明了结构主义理论的积极意义所在。因此，艾兰教授运用结构主义理论解析古史传说，也是一种创新性的研究，为学术创新添上了一把薪火。

陆学明先生认为，在上古时代，人类每一个行为，特别是关于国家行政权力更替和权力转移的大事，都伴随着对上天的敬畏，都伴随着对迷信的恐惧和敬畏，人们都希望自己的一切行为符合上天的旨意，决定不能违背天的意志，因为每一个违反规则的行为，不仅仅会殃及个人的利益，而且会殃及整个部族的全体成员。所以当时的人们举行的占卜仪式以及由此延续或演变的后代礼仪仪式，都具有典型结构范畴的含义。[40]

《史记·殷本纪》有这样的记载：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尊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

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及善。于是伊尹廼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帝太甲修德，诸侯成归殷，百姓以宁。(www.daowen.com)

陆学明先生认为，伊尹在当时是身兼重臣和巫师二职的。他在国家权力结构中享有极高的权力和威望，他能够向人们传达上天的旨意。如果人们的行为违背了上天的行为准则，他可以违背君主之命，甚至可以凌驾于君主之上。如果君主的行为不符合上天的准则和要求，他也可以按照上天的旨意对君主采取一定的行为，让君主进行自我反省。伊尹可以放逐太甲，充分说明了伊尹具有神权的地位。伊尹既是重臣又是巫师，他为了保证国泰民安而举行的仪式，就具有典型的结构性的意义。在当时的凡夫俗子的眼中，伊尹被认为是可以和世界最高的神灵——“天”进行往来的非寻常之辈。伊尹对上天对世间的指令和旨意都非常清楚。他为了保证国家的国泰民安，对做法不符合行为规则的任何人包括君主采取占卜或一定礼仪的仪式，阻止他们的不合规则的行为。伊尹采取的一系列仪式在伊尹去世之后，就形成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典”，让后世之人在面对同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典”可依。

《诗·大雅·荡》：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这里的“老成人”就包括伊尹。虽然伊尹不在了，但是，由他所举行的占卜等一系列仪式依然被后人沿用和继承，成为后世“礼”之范本。

这里陆学明先生所说的典型结构与艾兰教授所说的传说系列的深层结构是有相似之处的。无论是典型结构还是深层结构，都具有一定的仪式性，这种仪式存在和发生时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条件即现在发生的历史事件情形与以前的情形相似，且以前的情形解决问题的方式有经验可以遵循，有范本可以学习。这种“礼”之范本和可依之“典”已经形成了典型结构，后世之人一直沿用这样的解决问题之“道”。

（二）关注细节和善于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

其次，关注细节和善于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是艾兰教授的又一研究特点。艾兰关注的重点之一是，文献中对同一传说的不同记载，察微知著，揭示权力转换中是以一己之家的世袭，还是以反映民意的德行治国的冲突。艾兰所关注的问题值得我们再思考，古史传说在后世记载中随哲学观点的变化而改变，其深层原因是什么，国内学者大多从统治者巩固自身统治，以及不同著书者思想观点的角度做出解释。尧、舜、禹在历史上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有道圣君，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为巩固统治，皆以尧、舜、禹为明君楷模，对传说做出不同阐释的原因之一是出于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各家著述者为表达各自的政治主张，也会对传说做出不同的叙述，如儒家强调德治和仁心，墨家强调“尚贤”。因此，《论语》和《墨子》强调的是“禅让”和“让贤”。孟子强调天命和民心，他在叙述权力转移时常使用“天意”的话语。艾兰在研究禅让与世袭时，不仅吸取了中国学者的见解，而且以传说中的具体事件和人物为切入点，提出了颇具新意的见解。她认为，在围绕着权力转换的传说中，贯穿着是以世袭原则还是道德原则来治理天下，为一人之家还是为更大的社会集团利益的矛盾冲突。这里的道德原则，基本上反映了超越血缘局限的共同体或国家的要求，道德原则与一己之家或血缘实体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世袭”是为了维护家庭或血缘实体利益的私有制社会所特有，它以私有经济为基础。古代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因此，维护一己之家和血缘组织的利益，尤为重要。随着民本意识的形成，以“德”治天下的观念缘此而生。古史传说有关“世袭”和“道德”的对立，即曲折地反映了王朝更替和权力转换时两种原则的对立。另外，艾兰教授所提出的世袭与道德是中国古代王朝传说的主题一说，是别具眼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