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兰教授研究先秦哲学的论著，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首先，是研究方法论具有鲜明特色，运用隐喻理论研究先秦哲学是一种有益的、具有原创意义的尝试。其次，是选择“水”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体现了独具的慧眼，其研究成果自成系统，是对国内先秦哲学研究的可贵的丰富和增添。

（一）中西传统哲学隐喻的源泉[68]

隐喻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重点。哲学语言的隐喻已经不再陌生，然而这些语言的背后，和哲学传统关系最密切的概念也是有隐喻性的，而这个隐喻的原型是来源于自然界的。“水”与“火”是中西传统哲学最重要的两种哲学隐喻语言的源泉。

1.哲学的隐喻性

隐喻的研究一直是语言学界的一个热点，只是传统的隐喻学研究是在语言学界内部，因此隐喻被认为是一种修辞格，是因为词义的隐喻性、语义的流变等原因产生的一种修辞方式。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文科学的全面快速发展，认知学、心理学、符号学、文化人类学，以及语言哲学的发展，隐喻的研究范围扩大了很多，研究成果也浩如烟海。西方的隐喻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修辞学》里对隐喻有很多的相关评述，曾经多次提到了隐喻的构成方式和修辞功能。但是，我国的隐喻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并且大多局限于修辞格的研究，如隐喻与比喻、明喻、暗喻以及借代等修辞格的比较，还有一些是关于西方隐喻理论研究成果的介绍和分析。但是隐喻的研究已经渗透到了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包括哲学领域，并且它运用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时，往往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忽视的。

隐喻是人类语言的一个重要现象，近年来很多学科都涉足该理论的研究和运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同时，也有很多学者注意到了人类思维与隐喻的重要关系。他们认为，隐喻是语言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特性。也就是说，人类语言具有隐喻性。又因为，思维是不能离开语言的，语言是人类进行思维的工具，那么思维与隐喻肯定就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德国哲学家Emst Casier提出了著名的“隐喻思维方式”，指出它是最原始、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他认为，人类的全部知识并不是建立在逻辑概念和逻辑思维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隐喻思维这种先于逻辑的概念和表达方式之上。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Lakoff和Johnson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充满了隐喻，要了解隐喻在思维中怎样发挥作用，需要从人类思维的载体——语言，以及我们所依赖的概念系统着手。世界万物在人们的大脑中都是有概念的，而这一概念系统是有隐喻性的。同时，两人也指出，并非所有的概念都有隐喻性，而是最基本的、和人类文化观念骨髓联系最密切的那些概念有隐喻性，因为这些会影响到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万物的看法。他们指出：“一种文化最基本的价值，将与此文化中的最基本概念的隐喻结构紧密关联。”因此不同隐喻性的概念系统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和哲学。

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他们都是用语言来表达各自的哲学观和世界观。人类语言具有隐喻性，而哲学语言的隐喻是必然的。因为哲学自身的性质和自身规定性决定了这一点。我们知道哲学和其他的人文学科相比，具有很多特别之处，哲学研究对象是有终极性的，这就决定了研究对象的绝对性和唯一性。另一方面，研究对象决定了哲学内容的高度抽象性和超验性，因为它不仅仅是以一切存在为出发点，而且也研究先于这些存在并超越时空的抽象东西。并且哲学家对世界现象的各种解释，人们没有办法用经验在经验世界里加以验证。这些对象都是有限与无限的对立统一，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一”，而是这些不同的“一”中间包含的无限的“万”。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语言的隐喻性是一个普遍的特征。而不同民族和地区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化和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隐喻性是我们理解这些“不同”的一把钥匙，要了解这些文化特征和文化概念的不同，我们一定要了解象征不同文化隐喻的语言的相异之处。中西方哲学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也可以从象征各自哲学概念的隐喻性语言和词语来说明。笔者认为，“水”是中国哲学隐喻的源泉，而“火”是西方哲学隐喻的根性存在。

2.中西传统哲学隐喻的源泉：“水”与“火”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概念是以“水”为隐喻的，体现这些传统最有价值的观念和“水”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人历来把水作为世界的本原。最早关于世界本原的“五行说”中就把水作为世界的本质。《尚书·洪范》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行之间虽然有相生相克形成一个循环的体系，但从生成的角度来看，水是第一个。另一本经典著作《管子》中《水地》篇明确提出了水是世界本原的思想。他说：“水是也。万物莫不以生，唯知其讬者能为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他提出了宇宙生成于水，肯定水在万物生成过程中所具有的决定作用。

美国著名学者艾兰教授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一本专著《水之道与德之端》，专门就探讨了古代哲学中“水”的隐喻问题。她就指出“水”是中国古代哲学所有重要的、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哲学概念的隐喻原型。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她对孔子关于“水”的理解。她认为，孔子体察水，把它视为理解物质世界和人类行为准则的途径。孔子认为，君子要考察水、体味水，因为他孜孜以求的全部道德原则蕴含于水的各种表现形式之中。也就是说，水与人类行为准则具有一致性，也即支配自然和人类的原则是一样的。这也正是当时人们世界观的准确反映。儒家经典《周易》就体现出“崇水”的观念。八卦中，代表水的有两个，分别是“兑为泽”“坎为水”。对于“泽”，孔颖达是这样评价的：“泽以生万物，所以万物皆兑。施于人，犹人君以恩泽养民，民无不兑也。”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推崇水，是众所周知的。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其中道利万物，就像水之滋养万物生命，道的观念依托于水。由此可见，老子的“道”是作为展现于天、地、人的活动之中的基本原则而高高在上。这里，与道相关联的意象是由道路、水道，甚或包括水在内的水系的意象延伸而来，水这种物质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一座战国墓群出土了一批楚文字竹简，其中一组竹简共有十四枚，开头是“太一生水”四个字，整理者便把这一组竹简题为《太一生水》。开头是这样的：“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尽管国内外学者对这些竹简持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对“太一”一词的解释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它的渊源做了各种不同的理解，但是都承认了水在世界和宇宙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也就是说，肯定了水生万物的思想。

而西方的主要思想是与火紧密相连的。西方文化的崇拜是火，火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都把“火”作为世界的本原。德里达认为，西方哲学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这“逻各斯”的含义与火有着密切的联系。赫拉克利特首先提出逻各斯，他认为“火”是世界的本原。“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赫拉克利特没有明确地讲逻各斯就是火，但他有明显的“崇火”倾向。例如，他说智慧就是认识逻各斯，而“干燥的光辉是最智慧最高贵的灵魂”。据海德格尔考证，在古希腊语中，“逻各斯”与“存在”是一个意思，它们并不是指的“理性”和“言说”，而是指一种从自身集聚、涌现、展露的过程。它是一种控制力、集聚力，它使万物得以显现。这正是“火”的形象描绘。

一提到西方哲学，不能不使人想到柏拉图那个著名的“洞穴比喻”。德里达认为，它是代表了整个西方哲学的基本隐喻。在这个比喻中，能救在洞中囚徒（人类）的唯一希望就是火光。火使万物显现，火才使人类真正到了世界。相比水，火才是标志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真正源头。基督教的《圣经》，虽然以水产生于火之前，但却把有了“光”作为世界的“第一日”。到笛卡尔和康德以后，西方哲学又有了一个明确的概念：此光即为人类的理性。理性的认识，是一种“神圣的光辉”。

火既是作为人类社会的开端，自然是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取得火的人也就是最高的英雄。古希腊神话中，人间的火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帝那里盗来的，他为此受到了天帝极其凶残的惩罚。但是，这个为人类得到光明而牺牲自己的英雄，得到了人们永远的尊敬和崇拜。在遥远的古代，有一个部落在向遥远的地方迁移过程中遇到了黑暗，这时一个名叫丹柯的英雄抓出自己胸膛里滚烫的心，点燃化为火炬，带领人们走出了黑暗的森林。丹柯也由此受到了人们世世代代永远的纪念。而在中国，钻木取火只是成为人们征服自然的工具，这以后也没有形成人类的火崇拜意识。而对“水”的崇拜意识很早就有了。《礼记·月令》就记载了五次水的祭祀。在诸种水源崇拜中，河具有独特地位，甲骨文中不仅有祭河的记载，而且有“辛丑卜，于河妾”为河神娶妇的卜片。

其实，中西哲学隐喻不同的表现还有很多。例如，不少人认为，中国古代人讲求天人合一，水正好满足了这个要求。水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事物，人们只要掌握了水的运动规律，就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则，因为人们认为支配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是相通的。而火则是代表了西方人积极进取的一面，天人对立，人们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征服自然，让自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火的形状似乎也符合这一说法。还有中国人讲究二元性。比如，水能以柔克刚，水可以为人类造福，也可以降祸，什么性质都有它对立的一面。而火呢，象征着文明和先进，象征着自由和解放，有了火就有了光，有光就有了希望。

从以上的分析可看出，哲学的语言都是有隐喻性的，这是它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但是，不同的哲学传统中，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和其所属的文化联系最相关的观念，要表达这些观念时，都会用隐喻，而水和火是两个最重要的隐喻。两种隐喻所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传统，两种不同的文化。它们在各自代表的文化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因为这两种隐喻造成了中西方诸多的不同。例如，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两种不同的思维形式，等等。现在我们也很难说哪种模式好，也不可能说出哪种模式好。因为不同的模式根源于不同的文化根基，适应于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和心理需求，它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必将在这里发芽生根，维持这里的文化平衡，反映不同人群不同层次的文化要求。因此，两种模式截然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都知道水火不容的道理。但另一方面，水火又是相通的。《说卦》曰：“水火不相射。”也就是水火相通的意思。具体地说：“雨以润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兑以悦之。”

（二）方法论的独特性

国外思想界历来关注水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国内外研究学者有很多都注意到了“水”与中国古代哲学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的只是简单地提到了这一点，有的是在专著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个看法，还有很多是在论文中论述了这一看法。国外一些学者也早已经意识到水的重要地位了。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泰勒斯（Thales）认为水是世界的本原，提出“万物的始基是水”的著名论断。[69]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儒教与道教》指出：“在中国，某些根本性的命运（对我们来说，则是史前的命运）也许是由治水的重要意义所决定的。”[70]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卡尔·A·魏特夫（K.A.Wittfogel）是西方较早分析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学者之一。他运用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学说，提出“治水社会”一说，他把整个世界分为治水地区和非治水地区两大部分，中国即属于治水地区。他指出，对于治水经济的研究是世界史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一个课题。他认为，治水是和古代社会的种植形态紧密相连的。[71]

在古代中国，关于水与世界本原的问题也很早为学者所关注，管子在《水地》篇中说：“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万物莫不以生，唯知其托者能为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野，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72]首次提出水是世界万物的本原的深刻见解，《管子·水地》当是世界上最早的保存最完整的有关水本原问题的论著。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五行说”和“阴阳说”也都和水有关。

当代中国学者也注意到水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地位。李云峰先生继艾兰之后发表了《水与中国古代哲学》的论著，[73]他的研究也涉及水的隐喻问题。他不仅探讨了先秦哲学，还探讨了后世哲学与水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中，各家或各派学说在阐述其哲学思想中，或多或少都涉及水的隐喻。如前所述，《老子》以水喻道的隐喻，以水之喻表述柔弱胜刚强的辩证思想。孔孟以水喻仁、义、德等道德原则。哲学中水的隐喻体现了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的统一，天人合一思想最能体现自然与人道、物与我合一的整体观。中国古代哲学强调天人合一，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指的是外在的客观环境与人和社会的关系，而水是外在环境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天人合一的思想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有客观规律，人类社会也适应这个规律，也就是人性与天道是统一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从自然的运动，认识到世界不是一个静态而是一个动态的“生生不息”的过程。

中国古代哲学主张人性与天道的统一，以水比德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又一特点。在自然物质中，水与古代伦理道德哲学关联密切。以水为道德原型，将水的形态、特性、功能与人的性格、意志和道德修养等联系起来，由此及彼地加以比况，是古代哲学家常采用的论说手法。中国古代还常常以水为喻来劝谏帝王，教化国民，于是有了著名的水舟之喻。这里，水既是自然物质，又赋予了道德属性。

李先生的研究虽未运用隐喻理论，也未以“水”为视角，对具体的哲学范畴或概念进行阐释，但其结论与艾兰的观点不谋而合，二者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中国早期哲学家对自然的认识及其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往往基于对水的运动规律的认识。

其二，中国早期哲学家在认识社会和人生等问题时，往往与观察水的运动规律相结合。他们进行哲学概括时会赋予水以一定的道德属性，亦即艾兰所提出的“德之端”。古代的宇宙生成说与水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中国古代，许多学者常常用水的运动说明物质世界的产生。例如，上述的《管子·水地》，以及后来的《太一生水》等。在古代，“气”范畴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但许多学者认为，其范畴最初来源于水汽。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水有着突出的地位，并且中国古代一些学者，在谈天人关系时，往往用水或水事活动来说明。(www.daowen.com)

其三，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以及“道”和“气”等概念，都未脱离水之原型。就古代宇宙生成说而言，《管子·水地》及《太一生水》等，都用水的运动阐说物质世界的产生。

其四，从水的刚柔相济认识到事物对立而统一的现象，从而产生具有辩证思维特色的哲学思想，所谓“力地之道曰刚与柔”。（《易经·说卦传》）由于水总是处于运动变化中，人们从水的运动变化中感受到物质世界的生生不息，古代学者常常用水的特性来说明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古代的学者还常常用水的辩证特性来论述说明问题，类比时用得最多的就是用水类比，并且作者还谈到中国的水利思想。

接着，李先生又分析了水为什么会在古代哲学中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首先，以农为本的社会状况决定了中国古代重效验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又决定了我们的先人重视自然，重视水，对水有更多的哲学思考，水是生命之源，所有的生物都依赖水。农民的生活方式是顺其自然，反映到思维方式上就是重视自然。其次，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方式长于类比，由于水的自然属性及其与人类社会的特殊关系，在中国古代用得最多的是用水类比。这里他也说到了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古代人更重视实际的经验，和西方逻辑图里的判断比较起来，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中，除了一般的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以外，中国人更习惯类比推理。

其五，类比思维本是中国古代的思维特色之一，早期哲学多用水类比，而农业社会重视水利，对水有更多的哲学思考。不仅对水是生命之源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对水的自然属性与人类社会现象的外部特征和内在属性的关系有深入的思考。中国古代哲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崇尚直觉思维，这就使大部分学者在论述哲学的基本范畴时，摆脱不了直觉主义的影响，如从“气”“道”这些范畴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水的原型。古代很多哲学家提出的哲学范畴和概念都是靠直觉和顿悟去把握的，靠直觉的思维方式去把握。因此，很多哲学范畴的意义还要从直觉对象上去理解，而水是最重要的直觉对象。李先生还谈到了中国古代水利思想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运用于实践的典范，这一点笔者了解甚少，和本文的关系也不大，故不做介绍。

总之，李先生这本著作给我们理解艾兰的著作能提供很大的帮助，他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水与中国古代哲学各个方面的关系，虽然不是一个一个哲学家的哲学概念式的介绍，而是整体观照，从宏观意义上去说明，但也会给我们很多启发。这本著作的出现说明，国内学者也在关注“水”这个最重要的自然物质和古代哲学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虽然不是语言的隐喻性研究，但至少说明，我国的哲学研究在探索新的路子，从多个角度来探索古代哲学的发展和古代哲学思想家的思维方式与思维特点。

靳怀堵先生认为，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宝贵的自然资源和物质条件，水给人们带来的作用远远大于其他世界万物，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片刻也离不开水。“水”同时也是一种载体，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影响着人们的形象和行为。“水”当然不能自己形成文化和思想，它必须和人们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发生关系。人们在和“水”产生开发、治理、利用、管理等实践活动时，开始对“水”产生认识和思考，进而产生思想和文化。人们在社会发展和自我进步的同时，也会将人们的世界观、宇宙观和方法论等思想观念外化在“水”的身上。因此“水”就承载了多彩的文化内容。华夏文明作为典型的农业文明，其哲学思维的特点是“立象而尽意”。中国哲学充满了“水”性的特点，“水”与中国哲学之间呈现出双向交感、互相渗透的关系。水作为生命之源，水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自然会与哲学结下不解之缘，人们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必然都会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是人们对自然规律和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抽象，不可避免地会与“水”产生渊源关系。“水”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很多特点是相通的。“水”有“逝者如斯”的特点，哲学特征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推崇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水”的无色无味，深不可测，有形又无形，可以感受得到又不可捉摸。这些特质和道家哲学思想中深不可测的“道”相一致。“上善若水”“就下”“水利万物而不争”的特征，既和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相似，又和儒家哲学宽厚仁爱的思想相通。中国古代先贤从“水”自然属性的特点中感悟抽象玄妙的哲理，同时又通过“水”的特点和具体形象将抽象的哲学概念或范畴通俗化，为人们理解和把握抽象的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提供了一把钥匙。他指出，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思想带有十分显著的水性特点。老庄哲学均是以“道”为核心而展开的。关于宇宙本体的道，老子以水喻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第四章）庄子也以水来表达：“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庄子·天地》）就“道”的特征来说，老子认为它与水性相近。“水利万物而不争，……故几于道。”（《老子》第八章）后世道家也喜欢以水比况“道”的特性，尤其是汉代刘向等编著的《淮南子》一书，把老子的水“几于道”思想展示得淋漓尽致：“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然而大不可及，修极于无穷。”（《淮南子·原道训》）而庄子论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水的寓言故事来表现“道”的深刻内涵。《逍遥游》《大宗师》《秋水》等，都是精妙的水的寓言故事。水对儒家的哲学思想同样有重要的影响，但水与儒家的思想关系上，多表现为其对伦理道德的感悟，而且主要是一种“比附”，即比物取象的方式。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他们都是以水性来比附儒家道德，即以水比德。[74]

国内还有很多论文也在关注水与哲学的关系。例如，金戈的《中国古代哲学与水》。他认为，水是自然界中最普遍的物象和生命之源，孕育了中国古代哲学。“水，万物之本源”宇宙生成论中，水是世界万物的“质料因”，“上善若水”老庄哲学里，水“几于道”，儒家哲学中是事物变化和人类品性的特征。[75]

此外，还有大量的论文也谈到了水的比喻在不同哲学家哲学文本中的运用。不过，有一点是不变的，在这些学者的眼里，水只是一个表达思想和见解的重要意象，通过对水的思想的理解可以参透该哲学家的哲学主张。例如，黄承贵先生认为，水的生命和人的生命是一致的，人的生命具有水的自然特质；[76]秦晓慧把水性和人性结合起来，谈论老子的人生哲学；[77]还有的是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宏观比较。[78]

纵观上述中西方关于水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或者水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我们都可以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都发现了水这一自然物质在中国社会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和地位，水是和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紧密相连的。很多学者注意到了水与中国古代哲学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尽管他们的表述和研究角度各异，但水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则是其共识。关于哲学和隐喻的研究，国内研究者大多关注语言的隐喻研究。艾兰论著的发表给国内学者以实践意义上的启示，他们对于将隐喻理论运用于古代哲学研究提出新的展望。艾兰教授率先运用隐喻理论研究中国早期哲学，就方法论意义上说，艾兰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艾兰运用西方隐喻理论来分析中国早期哲学思想，试图重构先秦诸子哲学的框架体系，不失为有意义的尝试。她不仅通过语言的隐喻以揭示中国古代哲人思维的典型特质——类比思维，而且由探讨语言的隐喻揭示了一系列哲学概念的含义。她首次采用当代西方隐喻理论阐释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概念与范畴，将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与符号学、语言学等学科交叉，开拓研究者的视野。新的研究方法引入传统哲学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气象。笔者认为，艾兰的研究课题不仅会给国内哲学的研究带来很大的启发，而且她通过对隐喻的解析论证了语言和思想的重要关系，她的成果无疑是对国内相关研究的增添和丰富。

（三）选题的科学性和研究的系统性

艾兰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哲学发展史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的哲学原典，这一点和国学大师胡适先生不约而同。蔡元培先生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序言里评价说：“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是无可置疑的。但要从此等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抽象出纯粹的哲学思想，编成系统，不是穷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适之先生认定所讲的是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所以截取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是何等手段！”[79]

艾兰教授的这本著作体系完整，作者不仅分析中国古代哲学家如何认识和描述水，详析水的自身特性，而且具体阐述原典中有关水的表述背后的哲学思想。她认为，在《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为中国哲学思想奠基的核心文本中，儒、道两家哲学体系的构建，离不开以“水”为原型的隐喻的内在含义的引导。她不是选取孤立的点来做散状的研究，而是由点到面，构成重点突出的完整的研究框架。她按照从具体到抽象、从意象到哲学、从语言到观念的路径展开研究。从具体的意象入手，揭示隐喻系统的内在结构。首先讨论水，继而讨论植物，揭示两种意象与概念之间的密切关系。从“中国早期哲人怎样思考水”的设问开始探索，通过分析哲学家描述水的语言，分析其从类比到类推的哲学阐述得出结论。从分析文献中描述水的方法，继而深入到对核心哲学概念的研究，说明水的意象是内在于这些概念的，它们的意义与关联经由这些意象而得到阐释，层层深入，思维严密。在讨论了水与哲学后，转而研究与植物相关的意象，以及以植物为隐喻的概念。艾兰认为，中国与西方观念体系的区别在于，在中国，植物、动物与人被包容在万物这个单一的范畴内，为自然秩序的理论化提供了基础。最后作者通过考察单独文本，重点研究以水与植物进行隐喻的方法。在这部分，她将《孟子》与《老子》作为研究的对象，认为两者间有着十分连贯的宇宙论的表达，两者的宇宙观尽管不尽相同，但都基于人类与自然界所依据的共同原则，其对各自宇宙观的阐述根植于同样的本喻。艾兰的研究思路清晰缜密，她的论证建立于对先秦哲学原典全面把握的基础之上。

艾兰对问题的思考符合古代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和对世界的认识。天人合一观念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和我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存形式息息有关，生存问题是最大的实践问题，同时在以农为本的农业文明社会中，农业生产的自然周期很长，人们和自然接触的时间很多。因此，人们对“天”的依赖性就很强。天人合一的观念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在先民眼里，浩瀚苍天喜怒无常，威力无比，人在自然面前的力量微不足道，因此先民就以想象代替对上天的认识。到了殷商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听从自然的摆布，从留下的卜辞就能看出这一点。人们对威力无比的“天”既崇拜又敬畏。因此，当殷商被周代取代时，商纣王认为这是“天意”。到了周代，统治者提出了“以德配天”的理论。这一点，在《诗经》的农事诗中也有体现，如“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这说明，先民们努力把人事做到合乎“天”的要求，以期实现人寿年丰的生存理想。春秋战国是社会变革动荡时期，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百家争鸣。无论是春秋时期孟子的“天人相通”说，还是成书于战国时代的《易经》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都说明天人在本质上是一体的，人们只有努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天道，顺应天道，人们才能自由地生活。到了汉代大一统时代，一方面，由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缺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巩固王朝统治的需要，董仲舒把天人合一思想推进了一大步，提出了“天人感应论”。他把自然变化和社会现象结合在一起，得出了“天人同类”的结论。他的“天人感应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君臣父子夫妻遵循阴阳之道，顺应天意就会使上天降临福瑞的“天瑞说”。另一是从反面来说，如果不遵循上天的意志，逆天而行，则会引起天的震怒，人间就会发生各种奇异现象，此为“天谴说”。汉代以后，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论”，为历代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用来巩固王朝的统治，并作为“君权神授”的重要依据。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这种观念必定会给人们的思想带来重大影响。即使是在思想活跃兼容并包的唐代，“天人感应论”仍然有深刻的影响和作用。韩愈的“天说”最有代表性。他在《与卫中行书》说：“贤不肖，存乎己；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这里他承认了人间的贵贱祸福是由天命决定的，上天是有意志的，人和天是有感应的。[80]

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观念，会给人们对世界和宇宙的认识带来很深的影响，当然这种文化观念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文学作品一方面受到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它又是传达文化观念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国民创造文化，文化塑造国民。以天人合一为代表的天人观念，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有鲜明的体现。这种对世界和宇宙思考的观念经历了原始崇拜的敬畏到主动发挥人类创造性与“天”合一的人文自觉，已经形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烙印深深地刻在人们的心中，尤其刻在古代哲学家的心中和哲学著作中。

中国古代哲人认同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有其共同原则，此即天人合一观。春秋战国时代，天人关系是天人合一，虽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理性的光芒使“天”的绝对权威失色，但是，“天”对人类的巨大影响还是存在的。西周以降，人们开始重视人自身的力量和作用，主张“敬天保民”，“以德配天”，仍认为天人是相通的。天人之间不是绝对对立或彼此隔离，而是息息相通的统一体，彼此之间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天是人伦道德的本源，人伦道德源于天，所以天道和人道合二为一。这都表明，支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则是一致的，由于人道源于天道，人类可以通过对自然界原则的理解来认识对自身的理解。艾兰教授基于对古代中国人思维模式和天人合一观的科学把握，独具慧眼地在先秦哲学研究领域确立了“水之喻与德之端”的研究课题，研究中借鉴西方学界较成熟的隐喻理论，这都体现了“他者”的洞见。

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不同于西方哲学家，西方哲学注重人的认知活动，强调理性逻辑和推理；中国古代哲学注重研究人自身的活动，重视情感和直觉。从思维工具看，西文为表音符号系统，中文为表意符号系统。从思维论证方式看，西方哲学重辩证公理，演绎推论；中国哲学重类比、类推和比喻。先秦诸子一个个都似隐喻大师，特别是孟子、庄子、荀子等更擅长于比喻。中国古代哲学思维论证方式我们其实并不陌生，艾兰教授作为身处异域语境的学者，既了解西方哲学研究界的前沿，又对中国文化有着精深的研究。她将西方学术界的隐喻理论运用到中国早期哲学的研究上，并取得具有开拓意义的成果，这既缘于她对中国先秦哲学原典的细读和深思，也缘于她对乔治·莱克夫，以及马克·约翰逊理论的谙熟及创造性地运用上。

艾兰教授对中国哲学经典的解读角度新颖，见解独到。她从大量文献中梳理出有关水与植物的表述，从哲学思维的基本单元入手，结合哲学概念或范畴，考察意象的特定含义，在抽象的哲学概念术语背后寻找到相同的母体隐喻，此即水。她还由水生发，通过其他的转化形式和哲学概念取得联系。例如，气、数、变、化，等等。艾兰的研究虽以水的隐喻发端，解读古代哲学的概念，但是，她的目的是重建中国早期哲学的框架体系，并提出具有原创性意义的结论：水的隐喻贯穿于中国早期哲学中。

艾兰研究先秦哲学，注意从整体而非个别的视角来审视古代哲学家和哲学文献。作为西方学者，她未纠缠于迄今仍处于争论中的问题。诸如《老子》的成书时代及其作者、《庄子》的“内篇”“外篇”“杂篇”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等等。艾兰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定位明确的研究课题、一以贯之的研究方法，以及宏观与微观结合研究特色，完成了她的论著。

艾兰教授的治学态度严谨而周密。例如，《老子》一书的版本，她以通用的王弼注本为主，材料的取舍又权衡王弼注本和马王堆帛书以取其优。上述湖北省荆门郭店新出简本《太一生水》发布后，艾兰教授在第一时间细致考察新发现的材料，撰写《太一·水·郭店老子》一文。文中，作者坚持中国古代哲学概念来源于水的隐喻这一观点，认为水与植物为原型的中国早期哲学思想，可以构成一个环环相扣的意义网络。在《水之道与德之端》一书中，作者关注的重点是自然界的隐喻。而在这篇论文中，艾兰教授认为，宇宙的模型与自然界一样，为哲学表述中的概念化的宇宙提供了一个隐喻的模式。在《太一生水》中，这些隐喻构成了一个共同的宇宙体系。

（四）对国内学者的启发性和借鉴性

笔者非常欣赏她的研究方法，即隐喻理论的运用。因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对象没有具体的指称与明确的所指，是对现实物我、内外的超越，它所关涉的不是一种态度，也不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而是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即言即道的精神境界。金岳霖先生曾说过：“治哲学总会到一说不得的阶段”，“所谓说不得，最简单和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不在名言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说不得的东西就是普通所谓名言所不能表达的东西”。因为哲学的最高境界不属于名言境界，而是超越一切的精神境界。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总是趋于“不可说”的境界。所以金先生又指出：“说不得的东西当然说不得。若勉强而说之，所说的话也与普通的话两样。所说的东西既不是经验中的特殊，也不是思议中的普遍。但是，这不是哲学主张，因为治哲学者的要求就是因为感觉这些名言之所不能表达的东西，而要说这些命题所不能表示的思想。假若他不是这样，他或者不治哲学，或者虽治哲学而根本没有哲学问题。”[81]这一方面揭示了哲学所面临的语言困境，也说明了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就是不可言说性。古代哲人在表述观点时，当然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如庄子在《齐物论》中说道：“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可见，他遇到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相矛盾的问题，而是一直伴随哲学发展始终的一个难题。但是，哲学家还要必须说这些“不可说”，只是他们要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也就是怎么说这些“不可说”的方式。因此哲学家要充分利用人类思维表达符号系统——语言的作用了。语言困境是困扰哲人的一种客观存在，但事实是，难以表达又必须表达，语言的力量就在于有限工具的无限使用。语言有科学的语言和隐喻性语言之分，科学的语言，指运用主、客二分理性逻辑的语言，对一定的对象做出对世界本质认识的表述；而隐喻性的语言指运用天人合一、直觉体悟的语言，对世界和人类自身本质加以言说。由此可见，古人在表达哲学观念遇到困境时，采用隐喻性的语言进行表述，是超越困境的方法之一，而且运用这种语言往往别具深意：一方面，人类可以借助对自我的认识来认识世界以及人类社会，使世界成为属人的世界；另一方面，人也可以把自我物化为自然界的存在物，使人成为自然的人。换言之，通过这种隐喻性的语言，人与世界是同质同构的，即古代的哲学家可以通过这种语言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人和世界同质性的理解，体现了哲人们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思维特质。因此，在这些哲学著作中，隐喻就不再是一种修辞手段，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人与世界同质同构的思考途径。因此，人与自然的广泛类比与隐喻关系，就不再仅仅是一种修辞方法，而成为一种结构性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模式。正因为隐喻这种特定的表达方式，决定了我们对先秦哲学著作的解读需要采用“体”与“悟”的直觉而不全是逻辑的方法，这也正和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之一——直觉思维不谋而合。古代哲人的隐喻性表达方式，就是通过已经存在的“我”的有限性，来说明和洞悉一切可能存在之在的无限性。因此，古代哲人就是在这样的思维指挥下，利用语言的有限性，以及日常事物的特征，来说明他们对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探索和思考。隐喻思维成为当时哲人的一种思维方式，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艾兰的研究给国内的学者带来很多启示和可以借鉴之处。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隐喻不仅仅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它已经成为一个跨学科的学问，隐喻理论为哲学、美学、认知学、心理学等许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我们高兴地看到，隐喻研究在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运用都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果，推动了诸多学科研究的发展。国外的隐喻研究较为普遍，许多大学都设有隐喻课程，在互联网上建立隐喻专页，还创办了国际性的交流刊物《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ies》（《隐喻和象征活动》）。总之，国外隐喻研究发展态势喜人，隐喻理论的运用领域在不断扩大。反观国内，无论是语言学界还是其他学科领域，隐喻研究尚属初始阶段，许多很有价值的理论尚未介绍进来。即使有一些介绍到国内的，也尚未运用到实际的学科研究实践中。因此，隐喻研究在国内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现阶段，国内的隐喻研究和成果较多地集中在语言学领域，但跨学科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随着人们对隐喻的认识不断加深，以及国内外学术交流的繁荣，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内跨学科的隐喻研究会蓬勃地发展起来。

艾兰运用西方的隐喻学说和思想，研究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的方法，对国内相关领域的哲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西方学界的研究实践证明，当代隐喻理论的运用促进了西方哲学研究的拓展。任何民族的思想载体都是语言，语言的隐喻性特点得到普遍认同，将隐喻研究运用到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领域，其启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