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艾兰教授从隐喻的角度分析的中国早期哲学概念的形成及其对概念的表述，有其合理性。我们可以从语言的符号性特点、汉语言文字的特点，以及中国古代人的思维方式三方面，说明其见解具有合理成分的理由。

（一）语言的符号性特点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本质是一个符号系统。皮尔士认为，符号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另一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认为，符号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可以直接感觉的指符，另一个是可以推知和理解的被指。[6]艾柯认为：“确定符号所指物为何的每种企图，都迫使我们去根据抽象实体界定所指物，而这种抽象实体充其量仅仅是一种文化规范。”[7]因此，要分析一种符号所表达的深层意义，我们必须把这种符号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规范联系起来。也就是说，这些符号的组合以及组合后所产生的意义是和当时的社会思想与文化精神相一致的。

语言作为符号包括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符号的意义是人们对现实现象的概括反映。俞建章、叶舒宪认为：“在交际过程中通过某种有意义的媒介物，传达一种信息，这个有意义的媒介物就是符号。”[8]“意义是符号使用者和解释者之间据以对符号的指涉进行编码和解释的一种既定的程序。”[9]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本质上属于信息交流活动。因此对意义的认识就需要特定的文化语境。这种信息交流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就在于语言符号内蕴含了某种社会群体意识，所以我们对符号的解释必须借助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社会群体意识。正如艾兰教授认为的那样，哲学语言是一种符号，在哲学家头脑中起关键作用的文化观念必然会在哲学家的口中和笔下有所反映，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哲学著作语言中的体现。哲学语言关于人生观、世界观以及宇宙观的表达和理解，不仅仅是人们对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思考，也是对自身存在状态的关注。我国古代人们把对人生、社会、宇宙奥秘的探索和对生活问题的思考结合起来，这是由我国传统的农业文明的生存方式和家族宗法制度决定的。在上述两种因素的作用下，人们认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生存，才能和天灾人祸做斗争，这样必然会产生一种群体社会和群体意识。因此在以农为本、以宗法制度为纲的社会里，人们的生存理想和现实状态都离不开“生存”两个字。为了生存，人们团结在一起，祈求上天的庇佑，相信天和人之间的感应。因此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对重大问题的思考都是和生命存在联系在一起的。[10]这种以生命为核心的生存哲学，很清晰地反映了人对宇宙天地的认同感，以及生命和天气共存的自信力。因此，在古代社会，无论是对宇宙本源进行探索的“有无”观念，还是对宇宙生成解释的“阴阳”思想，无论是对世界的本源由什么构成的思考，还是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的追问，都是和生存问题密切相连的，因此这种世界观、人生观和宇宙观就化成了哲学家笔下的有意义的文化符号，传达着跟人们生存密切相关的信息，这种有意义的文化符号包含了某种共识性的社会群体意识，因此信息交流的成功才得以实现。

艾兰教授认为，先秦诸子哲学著作的哲学语言是带有文化意义的语言符号，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语言符号就是自然意象“水”，人们在自己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与“水”有关的社会经验，用与“水”有关的生产和生活经验表达包含群体意识和群体精神的更高层次的思想经验时，“水”只是用来表达抽象思想或观念的凭借物，是深层次哲学思想表达的具象。因此，先秦诸子哲学著作中的“水”是一种语言符号，更是一种文化符号，是一种表达哲学思想的文化符号，正是因为人们对“水”的身体经验的相通性和易感性，使先秦时期的先哲们通过借助表达“水”的生存经验智慧的语言，来表达包含社会群体意识和群体精神的哲学思想成为可能。

（二）汉语言文字的特点(www.daowen.com)

我们知道，汉字是一种形意结合统一的符号，是表意性质的文字。中国汉字构字的基本方法是象形，而形声、指事、会意等构字方法也是象形的引申。中国文字的意义与其象形内容紧密相连。即使诸如“道”“气”等古代哲学的抽象概念，也往往带着具体形象的痕迹，由于汉字具有象形特征，因而它的文字系统在相当程度上能够直观地反映出文字的意义和客观事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这些造字方法上看，古代人们在造字时候的思维特征就体现了一种直观思维和“象”思维的特点。“随着人民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化，字与词的内涵也随之丰富。而西方的拼音文字，首先要知道语音的要素，并创造出与之相应的语言符号，拼音文字不带有任何象形的意义，文字的意义完全是人主观加上去的。你提出一个概念并要人家能懂，就必须规定概念的确定意义。”[11]因此，汉字的这种表象特点，也会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类比思维与重视直观经验等。

（三）中国古代人的思维方式

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方法具有整体、直观和取象比类等鲜明特征。从哲学意识萌动起，古代先哲就将人看作世界和宇宙的一部分，认为“天人合一”，“物我一体”，“万物与我齐一”。任何一个局部都体现在整体中，自然界的物质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古人常常把形象相似、情境相关的事物，通过比喻、象征、联想、类推等方法，使之成为可以理喻的东西，把抽象的东西通过自然界的物质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象”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是客观事物的形象或现象。“象”是“意”和“言”的中介。古人甚至把“象”作为语言和思维关系的纽带。古代中国人重视“象”的另一原因在于他们对直观经验的重视。王弼《周易略例》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认为人的思想要通过那些可以经验感知的事物来表达，因此他把“象”看作表现思想意蕴的工具。人们运用取象比类的方法，通过物象表达“意”，超越感性经验而获得理性体悟。为此古人重视整体直观的“象”，并把它作为类比思维的基础，类比思维强调相似性和相关性。[12]类比取象方法是先秦诸子表达思想经常采用的方法，他们通过类比、类推来立论、说理和辩论，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类比和类推是重要的逻辑工具。[13]中国古代哲人重直觉思维，他们在论述哲学的基本范畴时，摆脱不了直觉主义的影响。先秦哲学家在建构和表述哲学范畴或概念时，往往借助直觉和顿悟，靠直觉的思维方式去把握。因此很多哲学范畴的意义还要从直觉对象上去理解，而水是最重要的直觉对象。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学术界大多认同古代哲学家所采用的直观思维方式这一事实，认为先秦思想家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进而深入到对自然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等哲学层面的思考。因此，作为人类生存之本的水，古代哲学家更有着长期而深入的观察和体悟，水在自然界的地位不是其他的自然物质所能比拟的。

从以上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哲人善于借助具体物象表达思想，有语言的符号性、汉语言文字和思维方式的深层原因。哲学家们所提出的哲学概念来自实际生活，经感性的直觉和理性的提炼，从而，哲学层面的普遍意义超越了日常中自然物质的一般意义，因此概念及其包含其中的深层哲学意义是具有隐喻性的。就这一层面而言，艾兰教授关于水的隐喻性观点与中国传统的直观思维特点相符。她的研究表明，古代哲人凭直观感知外在世界，通过具体表象间的关系隐喻抽象概念和深邃思想，把握具体物象背后隐藏的隐喻性意义是理解先秦哲学概念的关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