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各自有着不可动摇的文化内涵，利玛窦初入中国时，为柔化矛盾，曾以“自上而下”“尊崇儒学”的策略使传教工作得以开展。在建造京师第一座天主教堂时，其建筑形制曾借喻“书院”(明代士大夫流行的书院)的传统式样，以减少异种文化内核的输入阻力。自万历三十八年(1612年)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南堂的建筑风格维持了100年的中国式样才易为西式，可见文化差异的力量。

这种冲突并没有因为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的提倡西学而消失，反而由于欧美传教士借炮舰神威和不平等条约大量兴建教堂建筑，更激化了原有的矛盾。许多地方“教案”频起，甚至有焚毁教堂者，大多数地区的建筑工匠对西洋建筑取仇视态度，不肯学习西式建筑技术。1847年，广东省佛山两处泥水匠规条宣布：“红毛如敢在省兴工，建造楼房，我两镇工役头人，不许承接包办。”否则对房子“立刻烧毁”，对工匠“按名搜杀”。因此，在原材料、建筑结构不同，缺乏西式建筑师、建筑工匠的条件下，传教士不得不亲自充当建筑师。

1845年，在建造建于外滩的怡和洋行时，墙壁用泥塑或本地砖砌成，外墙粉刷的雪白，周围是配置着大拱门的敞开游廊。房虽简陋，且用的是本地建材，但其承重墙结构与中国传统的木构架迥然不同，本地传统建筑工匠对此十分陌生，并非建筑师的西人不得不亲自设计，指导施工。一位英国传教士描述了当时充当教堂建筑师的窘境：“1850年4月1日，为筹建新堂(指郑家桥今福建南路福音堂)事，已劳烦数月，因本地工匠不谙西式建筑，需亲自规划。我等来华，非为营造之事也，因情势不得不然，遂凭记忆之力，草绘图样，鸠工仿造。”在18世纪五六十年代，较为开放的上海出现了专门设计西式建筑的营造厂，在本地建筑工匠中出现了本帮和“红帮”之分。

在鸦片战争之前，西式建筑尤其是教堂建筑是很难立足的，数量不多，典型的代表如北京的南堂、东堂、北堂，澳门的圣保罗教堂，济南的将军庙天主教堂等，在建筑设计上折中得较不成熟；鸦片战争后宗教势力渗透到各地，兴建了大批宗教建筑，在风格上大肆移植西方各国、各时期的著名教堂，如雨后春笋般矗立于各租借地。

而内地则较上海落后几十年，在儒学传统深厚的济南，建于老城区的将军庙天主教堂(1650年始建)1866年重修时，不得不采取坐北朝南的中国建筑传统；而远离老城区的洪家楼天主教堂(1660年始建)1902年至1905年重修时则大胆地运用哥特式风格，并且坐东面西。再如宁波法属江北岸天主教堂(1872年建)，坐东朝西，教堂平面为巴西利卡的“拉丁十字式”，有列柱、侧廊，单钟楼，砖木拱穹结构，这些都表现了极强的西方建筑内涵；但教堂大厅屋顶仍为中国传统的“大屋顶”型制，且建筑细部出现了简化的斗拱、梁枋等传统构件和装饰。从材料上、技术上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当时教会建筑文化为缓和文化矛盾所做的努力。

圆明园是最早的西方式建筑，晚清许多王公贵族都模仿过，如北京恭王府门坊是圆明园式门楼的代表。本门在西门柱上的女墙表面上做中西式花饰，或为西洋式草花或为中式文物古董(花卉走兽、岁寒三友、暗八仙等)，中西合璧。而同样是圆明园式仿西洋风格的京师同文馆大门，这种风格与这里的功能是完全吻合的，但保守派的徐桐却厌恶西方式的建筑，每次通过这扇门，都要去很远的地方绕道而行，至死不渝。

可见，并非是建筑设计方法、构件及装饰细节的差异，建筑是设计文化中的“大器”，它体现的是整体文化的不易调和。这种文化上的冲突也最能体现一个事实：单向地接受西方的物质文化，必然引起有机的抵抗，文化的交流应是在双方平等互动的基础上进行，强行植入只能造成更加严重的阻滞和不融合。从“夏夷之争”到洋务运动的“中西之争”再到维新运动的“新旧之争”，文化的转型都局限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造成整体上的速度迟缓；而辛亥革命以后，由思想开始的转型速度加快，建筑设计上二元异质共存的现象才逐渐被接受。(www.daowen.com)

西方各种设计思潮和风格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当外国设计师在中国大行其道时，多数表现的是他们的殖民欲望，当然也有优秀的设计家为的是在这块新土地上发挥他们的才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典复兴设计思潮、新艺术运动设计思潮、新艺术运动、折中主义、现代主义思潮、装饰运动思潮等相继传入中国，中国设计师在被动接受的情形下，也有相对的改良和学习。但是，大多数设计尚停留在表面的模仿，以中国本土的历史为基础而处境化，与原生态的西欧现代设计内涵发生了错离；许多设计师尚不能用正确的历史观、发展观去理解其思想本质，很少顾及各种风格的缺陷与不足，因此造成设计风格与设计思想的混乱。

中国本土设计师的尝试也很艰难，供职于陆军部军需司营造科的沈琪，于1906年为陆军部衙署设计了一栋以西洋样式为主，颇多中国装饰的主楼；受命于两江总督的孙支厦(1882—1975年)，在1909年主持设计的江苏省咨议局建筑基本也是洋式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近代的建筑历史上形成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一股潮流。沿海城市的洋式建筑以上海外滩和南京路、天津九国租界、广州“十三行”和沙面、厦门鼓浪屿、青岛胶澳租界“青岛区”的建筑为代表。长江沿岸城市的以南京下关、武汉汉口租界的建筑为代表、内陆地区沿边城市哈尔滨早期的建筑主要通过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开通，受俄罗斯传统建筑和19世纪末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样式影响，在中东铁路系统的建筑和东正教堂中多为表现。滇越铁路(1903—1910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加速了云南的近代化。越南人在参与滇越铁路的修建和昆明商埠的开发过程中，间接地把其所受法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带到滇越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昆明。洋式建筑的设计者基本为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北京的洋式建筑则以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为滥觞，以资政院、大理院为代表。

20世纪2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另一股潮流，在“提倡国粹”的口号中许多建筑留下了模仿或拼凑的痕迹，不伦不类的设计语汇杂，如南京金陵大学北大楼、北京辅仁大学教学楼、北京燕京大学(水塔)，刻意创新之余尚存不足。

中国幅员辽阔，周边的建筑环境发展极不平衡。中国的沿海地区，长江沿岸一些城市，早在商业港口开放的时候，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大，西式建筑，现代建筑更早出现。然而，由于交通不便，大部分内陆城市仍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也十分强烈。

总而言之，现代中国有无数的建筑环境设计作品，中西合璧，风格各异，层次不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现代建筑师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探索，到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仍然是每一位中国建筑师的难题。无论评价如何，中国现代建筑环境艺术是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许多重要的建筑都是当今中国的宝贵财富，成为当地城市的重要景观，为中国大地增添了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