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被动地引进西方的建筑样式、材料、技术的同时，不同殖民地的装饰风格及其文化也必然强势地侵入中国古代建筑装饰文化体系。

从建筑类型角度看，类型齐全的教堂建筑从19世纪末始将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等教堂装饰的特点复制到中国。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各国经典教堂式样在中国各地相继建立，20世纪后更是数量大增、式样齐全。1900年，哈尔滨建成了圣尼古拉东正教教堂，1904年，北京宣武门天主教堂(南堂)改建完成。由于受到教堂建筑装饰的影响，许多公共建筑、民居也带有相似的装饰特点。

在开埠城市和租借地，新建或重建了许多行政管理机构和洋行。这些新型办公建筑，已经不再是过去简单的殖民地外廊式建筑，而是采用当时本土流行的种种建筑样式。如1904年建造了天津德国领事馆，1905年建成青岛德国总督公署。一些有实力的银行建筑陆续建成构图严整和宏伟的古典建筑形象，以显示资本雄厚和安全可靠。如上海外滩英商汇丰银行，拆除旧建筑后于1921年新建成目前的古典主义式样。

开埠城市的主要交通建筑、学校建筑、宾馆旅店、私人别墅多由各国指定西方著名设计师设计，因此，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外滩才有了“万国博览会”之称。(www.daowen.com)

从设计师的特殊输入主体看，西方建筑师是引进外来装饰风格的主体。他们用西方古典建筑来展示西方文明和权力，并在租界建造了一座建筑。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建筑和柱子被复制到中国，一些国家的机构、银行和其他建筑常喜欢使用这类建筑，有时用一些巴洛克的细节来展示优势或宣扬经济实力。将区域建筑引入殖民地也是早期的文化入侵方式之一，英国建筑风格融入东南沿海，为了适应当地的气候，逐渐形成了券廊式建筑形式，上海早期苏州河畔、早期英租界、厦门鼓浪屿等早期殖民地建筑就是这一类。

当上述这种强势的文化输入遭到中国人的抵触时，侵略者又迂回地提倡起“中国式建筑”来。这些建筑以中国的宫殿和庙宇为蓝本，多数是不伦不类的“中西结合”，目的就是将西方建筑穿上中国式的外衣，使中国人对西方宗教和文化逐渐认同，这种建筑文化策略，主要反映在外国人兴办的教会和学校、医院等建筑之中。

中国本土设计师的努力和探索也是近代建筑装饰演进的重要推动力，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实施文化本位主义，提倡“中国本位”“民族本位”，在建筑中倡导“中国固有之形式”。主要实例集中在上海、南京和广州等地，如1926年吕彦直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设计师们在现代条件下研究中国古典建筑的继承和发展，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难题：现代建筑功能、体量、结构与旧建筑体系的矛盾，所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各地都出现了许多中式古典装饰与西式现代功能结合的建筑，有出自深厚的功底和技巧的建筑师如庄俊、杨廷宝、梁思成等的作品，也有一些良莠不齐的设计师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