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学东渐学风的形成

20世纪初，西方国家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入侵，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引入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文化成为时代的呼声且日益高涨。1864年，北洋大臣李鸿章曾在《致总理衙门书》中写道：“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针对晚清时期发展实业、改良工艺的社会呼声，维新派思想家郑观应提出了一系列积极的主张，在《盛世危言·技艺》中，郑氏提出了大兴工艺的“四宜”论，反映了他将所谓“天学”“地学”和“人学”融为一体以振兴中国实业的雄心。在“四宜”论中，有“一宜”强烈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文化。在论述了开设“工艺专科”与“工艺学堂”，发展“因材教育”之后，郑观应接着说：“一宜派人游学各国也。……今中国亦宜亲派大臣率领幼童，肄业各国，习学技艺，师彼之所长，补吾之所短，国中亦何虑才难乎?”

因此，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救国口号的感召下，一批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纷纷出国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他们抱着救亡图存的坚定信念，在洋为中用和折中东西方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开始了中国近代革故鼎新的艰辛历程。

西学东渐的风气开始形成，中国文化与教育界变得尤其活跃。在设计与设计教育领域，一批有志于振兴传统工艺事业、发展新兴民族设计教育的人士，带着“实业救国”和“艺术救国”的坚定信念，负笈欧美、日本各国，开始了中国近代设计的求索之路。

在“五四运动”前后，国内一些有志青年为振兴传统工艺事业发展新式设计教育，先后留学于欧美及日本等国。这些留学活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高峰，在出国人员和年代的密集程度上前所未有，主要包括：1918年，陈之佛留学日本，在东京美术学校工艺图案科学习；1925年，庞薰栗留学于法国的叙利思学院，学习绘画与工艺，后又入巴黎格朗歇米欧尔研究所深造；1927年，郑可和李有行留学于法国，郑可在法国国立美术学院和巴黎装饰学院学习，李有行则在里昂美术专科学校潜心于染织纹样的研究；1929年，雷圭元留学于法国，学习漆画和染织纹样；1935年，祝大年在日本的东京图案学院和帝国美术学院学习陶瓷工艺，沈福文也在日本东京漆艺研究所研习漆器制作工艺的理论与方法。

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留学欧美是西学东渐学风直接影响下的产物。以上学者多在欧美和日本研习绘画与实用美术(图案)，或专工装饰，他们通过系统学习所掌握的专门理论与方法在归国后即得到了实际运用，成为近代中国设计变革与设计教育的开拓者。他们在艺术和实用工艺方面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为中国近代较为完整的设计教育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础，准备了充分的知识保障。(www.daowen.com)

(二)民族工业的发展

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有了初步的发展，振兴实业、推广国际贸易已成为当时国内各界的共识。在设计界，“实业救国”主要表现在大力兴办各种工艺学堂和推进现代设计教育等方面。同时，在平面设计领域，各类商业广告设计、书籍装帧设计、海报与招贴画设计等设计事务不断拓展，这些具有现代意味的设计活动在当时的上海、武汉、天津、北京等大城市皆有不同程度的开拓，而在当时作为经济中心和国际贸易大都市的上海表现得最为集中，成就尤为突出，那里有很多近现代以来商业促进设计、设计推动商业的成功实例。

现代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商业贸易和工业生产的繁荣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展示舞台，可以说中国的现代设计是在这里诞生的，从诞生之日起，现代设计就有着浓厚的商业文化氛围。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双重驱动下，上海的商业贸易和现代设计活动对全国其他地区现代设计气息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示范作用。那时，外国企业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为了促进产品，该公司经常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促进产品的生产和商品销售，再加上民族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商业竞争，广告设计异常活跃，商标设计、产品包装设计等也开始出现。

1936年春，上海举办第一届全国商业美术展览会。这次展览汇集了当时设计界的多位精英及其精美的设计作品，涵盖了平面设计、家具设计、染织品图案设计、文具设计、台灯电器设计等诸多设计门类。其中，在平面设计方面，唐铭生的月份牌设计、钱君匐的书籍封面设计、张雪父的信笺设计、雷圭元的图案设计等皆为上乘之作，反映了现代设计在中国取得的最初成果。第一届全国商业美术展览会是中国近现代时期的一次设计盛会，它集中展示了现代设计被引入中国的特定时代所取得的不菲成就，昭示出现代设计的思想在中国近现代设计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