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绣的发源地

苏绣，指的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苏一带的刺绣。聪明的古人在造字时，早早为后人透露出刺绣与江苏息息相关的信息。“绣”者，以“丝”“禾”结构成字，表示与蚕桑、稻谷密不可分；繁体“蘇”字，则有鱼米之乡含义。它很易使人联想到这方物阜民丰、风物清嘉的水土，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孕育和发展刺绣的条件：那律动季节所繁育的花卉果实、虫鱼禽鸟，可为苏绣提供无尽的创作题材；而灵动的水面，氤氲的水汽以及气象、物候、色相的灵敏变幻，则涵养着江南女子精巧、细腻、温婉、柔美的内在品格，深深影响着苏绣工艺，赋予她婀娜多姿的风骨神韵；精湛的苏绣作品，可让我们感受到江南人的智慧与灵巧，她们创造的文化是如此绵柔、精致、隽永!

(二)苏绣的发展历程

1.孕育生发期

苏绣发源于江南地区，她和蚕桑、丝织有密切关系。从考古资料来看，江南丝绸文化起源并不晚于黄河流域，吴越民族从新石器时代便开始饲养家蚕。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纺织工具中，盅形象牙雕器上刻有编织纹和蚕纹图像；江苏吴江梅埝出土的新器时代的陶罐，底部也绘有一对蚕纹；苏浙交界的吴兴钱山漾新石器遗址，曾出土家蚕丝带和绢片。众多事实表明，江南地区的养蚕和丝织早在7000年前就开始悄然萌芽。

江苏何时出现刺绣，目前无清晰答案。但从出土的刺绣实物，可知汉代宫廷贵族用绣之情景。1982年，高邮天山广陵王刘胥夫人墓出土的刺绣残片，颇似马王堆出土的“长寿绣”，线条如行云流水，中间鸟头采用单一的辫绣针法；1993年，东海尹湾汉墓群出土绣衾残片，经拼复后呈一幅大型汉绣，棕色绢地，穗形流云自下而上布满整幅绣品，上绣遨游神天的瑞兽，采药炼丹的羽人，奔腾跳跃的梅花鹿，变形的凤鸟和孔雀，顶上绣一只脚踏彩云的金龟。该绣衾以单一的辫绣针法制成，排针紧密均匀，技巧娴熟。

春秋末期，晋国使节出使吴国，“吴人饰舟以送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绣衣而豹裘者，有锦衣而狐裘者”，东汉刘向在《说苑》中的相关记载，至少说明2500多年前江南刺绣，发展水平比人们想象的要好。

六朝时，南朝梁武帝提倡佛教和刺绣，宫廷中有罗绮、刺绣匠师等500多人。其他还有关于齐、梁刺绣锦裙和法被的记载。可见，当时的刺绣范围不断扩大，在江南得到广泛发展。

唐代，江南刺绣工艺长足进步。“天下取样人间织……染作江南春水色”，赞美的即是吴郡绚丽多彩的丝织物。另外，随着佛教的兴盛，绣经、绣像成为刺绣的重要内容，刺绣题材日益丰富，技艺不断提高。

2.成熟繁盛期

宋代，苏绣走向成熟。受院体画风浸染，“绣画”“绣书法”开始流行。特别是朝廷偏安江南后，文化发展催生纯欣赏性刺绣出现。画家供稿、艺人刺绣、画绣结合成为时尚。为使仿画绣品惟妙惟肖，需调动运用各种技艺，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平绣针法和设色处理技巧日益成熟和出新。当时，就连苏州城内街巷的命名也多与苏绣有关，如“绣花弄”“绣锦坊”“滚绣坊”“绣线巷”，巷内居住着从事刺绣工艺的画师和绣娘。

这一时期，刺绣开始分两大流脉：由绣制佛像转化为模仿名人书画的画绣；以服饰为主体的日用刺绣。二者并驾齐驱，相互影响，沿袭不辍。画绣精细生动，日用刺绣亦具较高水准，新针法相继问世，表现力大大增强，这主要体现在佛教刺绣用品上。如出土于虎丘云岩寺的建隆二年(961年)的丝织物——经帙，针法齐密匀顺，虽时隔千年，花卉图案仍清晰鲜艳，古朴大方。瑞光塔出土的北宋刺绣经袱，居然已三线晕色，精美异常。金坛茅麓周瑀庙出土的绛罗贴绣牡丹纹褡裢，先以贴绣工艺制作，然后用辫子股针绣制花叶的轮廓线和花茎。这些珍贵实物，其辉丽虽为岁月掩隐，却佐证着江苏刺绣的传统，精妙富丽，充满创造力，成为日后刺绣发展之基础。

元代，元人在全国广设绣局和罗局，刺绣的审美和功用日趋艺术化。因元世主推崇藏传佛教，从而使佛教绣品充盈着动人心魄的佛家精神。南京博物院现藏《刺绣观音像》，出自大画家赵子昂之妻管仲姬之手。绣品丝绣、发绣相结合，静穆生动，工整雄健，从中可大致推断，当时江南刺绣水平明显具有宋绣特点。明清江南，特别是苏州，出现“家家养蚕、户户刺绣”之盛况，苏绣成为女性的家庭副业，商品绣极为发达，被誉为“绣市”，并应市场需求走向海内外。富有新意的洒线、蹙金、缉线、发绣、绒线绣等绣种接踵出现，独特的“精、细、雅、洁”地域风格已然形成。苏绣作为“苏式”文化样式之一，不仅在国内独树一帜，还受到西方人士雅爱，外国的求购者，数千金一小幅乃为常事。(www.daowen.com)

与此同时，明代复建苏州织造局，也令苏绣艺术更趋成熟。明朝中叶，无锡尤仲骥妻余氏早年守寡，为育孤儿，依靠刺绣养家，创制堆纱绣针法。其作品巧夺天工，乡人纷纷仿效，余氏成为最早被地方志记载的无锡刺绣艺人。

明嘉靖年间，毗邻苏州的上海，有露香园“顾绣”崛起，名震海内。以进士顾名世的孙媳韩希孟为代表，绣艺之精雅，登峰造极，名冠江南。顾绣深得宋代画绣真传，以追摹古画为尚，画理与刺绣浑然一体。其生动精妙的艺术品格，符合文人和市民审美趣味，代表着一种社会时尚，身价大增，成为品牌。当时，士人都以拥有一件“露香园”绣品而自豪。

顾绣的艺术化，影响遍及江南。以致当时的绣庄多冠以“顾绣”之名，至20世纪50年代，苏州仍有不少绣庄挂“顾绣”之招牌。然而，要说明的是，顾绣与苏绣毕竟不同，两者在风格上存有明显区别。何况清嘉庆后，顾绣渐趋衰落，不能与至今仍蓬勃发展的苏绣同日而语。

值得一提的是，嘉靖年间江南艺坛出现盛事：发源于昆山的昆腔经魏良辅改革创新，形成“水磨调”昆曲，流传甚广，跃居各腔之首。窄衫、绣绔、金蟒、白衣等戏衣需求急增，极大地推动了刺绣业的拓展。

在这时期，蚕王马头娘随着欣欣向荣的苏绣盛况，成为民间一大信仰。同期，宁波、扬州刺绣也空前发达，出现专业性生产区域，留下数量众多的刺绣艺术精品。

3.鼎盛辉煌期

清末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南闺阁涌现出一批卓越的刺绣艺术家。苏州沈寿，无锡李佩黼、华璂，常州杨守玉等“针神”，都是才气横溢的闺阁女，她们容易接受现代意识，自觉追求、自我实现，不仅潜心研究绣艺，倡导“以新意运旧法”，频频赢得国际声誉，引领刺绣发展，而且热情致力于刺绣工艺教育，精心传授绣艺，在手工艺术教育领域中展露才智，有的还呕心沥血，著书立说，在中国刺绣艺术画卷上用心描绘出辉煌篇章。

1910年，清政府举办“南洋劝业会”，沈寿的肖像绣《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一举夺魁，李佩黼、华璂的作品荣获金牌奖，常州、无锡等获奖作品多达几十件。宣统元年，李佩黼等人的作品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意大利都灵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苏绣传统技艺因现代转型而名扬四海，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期。民国，宫货绣中止，然而，海外市场的开辟促使绣品外销量猛增，从业者增多，于20世纪20年代—20世纪30年代前期，苏绣再度兴盛。抗战期间，战争炮火使苏绣急剧衰落，市场萎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格外注重保护和推展手工艺，苏绣得到空前发展。在合作化高潮中，组织起来的绣女有条件专事苏绣研究和技艺探索，全力挽救、继承和发扬刺绣传统。从艺者在刺绣题材和技法上的频频出新，标志着苏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期。手工刺绣方面，技艺日益精进完善，双面绣、乱针绣、双面异色绣、双面三异绣相继问世，精品迭出；濒临灭绝的发绣重获新生；在“点彩”“纳锦”等古老针法基础上生成的彩锦绣，由传统的附属装饰努力向独立的刺绣装饰新样式发展，实现传统工艺美术在现代的新突破；面对量大的日用品刺绣则主要依靠广大农村妇女，形成“家家绣绷、人人习绣”的繁荣局面。此外，机绣品也因工效快、人工省、价廉物美而全面发展，在不到30年的时间，成为苏绣发展史上的艺术巅峰。

4.蜕变转型期

改革开放后，刺绣产业遭受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伴随时代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传统苏绣面临蜕变和再生之考验，出现新的态势，城乡绣娘角色有所变化。刺绣技艺高超、有名望的刺绣名手纷纷创办起个人工作室，她们的绣品质量高，多为高档礼品或藏品，部分销往海外。有的绣娘做起了刺绣商，经营绣品店。其中，令人瞩目的是以苏州镇湖为代表的生机勃勃的刺绣产业群的崛起。21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镇湖绣女抓住历史机遇，自产自销刺绣旅游品，由于经济利益可观，这种活动不断扩大，刺绣由副业逐渐转为主业。21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村绣娘群体经积累发展后出现裂变。一部分绣娘开始追求更高的刺绣表现技艺，她们拜名师、请专家、学绘画、求深造，出国考察，开拓视野，在拓展生存空间和生活半径的过程中，用心体悟学来的知识与技能，努力将它们化为一种主观诉求，即摆脱匠气，实现技艺水准的真正提升，向刺绣艺术家目标迈进；同时，注重自身形象与品牌的打造。这批拥有新理念的农村绣娘逐渐脱颖而出，对于农村刺绣整体水平的提高，乃至苏绣的推陈出新具有划时代意义。

进入当下，苏绣艺术面临如何融入现代生活的重大历史命题。来自生活的新美学、新品味要求从业者听取时代召唤，跳出框框，拓展理念，汇集各种创意，开发更多具有时代气息的艺术品和实用品，使苏绣艺术在获得现代演化的基础上，迈上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