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以来，全国经济中心逐渐向上海转移，上海地区商埠云集，日益兴旺，成为全国经济和文化的重要城市。因为人文荟萃，文物殷盛，所以吸引着各地的书画名家挟艺来游，蔚为风尚。各种画会组织相继而起，切磋交流画艺，此为上海画派兴起的社会原因。另外，早在清代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十一年(1792—1806年)之间，曾连任苏、松太道的李廷敬(字味庄，沧州人)在上海提倡风雅，延纳书画家于平远山房；道光年间，《墨林今话》一书的著者蒋宝龄(字子延，号霞竹，虞山人)来上海，常于小蓬莱召集名流作书画。正是这些雅人和画家，首先开了上海书画会的先声，于此也可见当时这里书画风气之盛。

鸦片战争失败后，上海辟为通商口岸，从此门户洞开，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成为外国冒险家的乐园，罪恶的渊源。在国难当头的年代，中西杂处、土洋并争的土地上，集聚于上海的书画家，仍不忘民族文化的发扬，他们或师承传授，或借鉴创新，交流影响，互切互磋，艺才辈出，风格各异，佳作奇彩纷呈，一时影响全国，与各地画坛共相辉映，出现了中国绘画的复兴期。当时上海画坛的重要活动有：清代咸丰元年至同治十三年(1851—1874年)的萍花书画会，由吴宗麟(字桥孙，号冠云，钱塘人)主其事，江浙名士一时并集。例如，光绪年间创立的“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汪洵、吴昌硕、哈少甫、王一亭等曾先后任正副会长，会员罗致海上著名书画家就达七八十人之多。另外，清末宣统元年创设的“豫园书画善会”，租赁豫园得月楼为会址，订立章程，成立时有会员百人。一时，得月楼、飞丹阁等处均为书画家游憩临池之所。此外还有宛米山房书画会、上海书画研究会、文明雅集、青漪馆书画会等组织。这些画会虽然组织松散，但对交流画艺、促进艺术的繁荣发展都有其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发扬民族绘画传统，抵制帝国主义文化侵蚀，力促绘画流派的形成都有其贡献。(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