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洹[26]以自虐方式来传达生命感受并引起关注的早期作品《12平方米》（图6-13），在1994年5月的某天中实施，他用蜂蜜和鱼腥液涂满自己的身体，在北京东村的一个臭气熏天的肮脏公厕中静坐一个小时，公厕大约为12平方米。在这一小时期间，数千只苍蝇叮满全身，汗水如豆粒不断从身体滚落。自始至终，艺术家纹丝不动，神情坚毅。在实施完公厕静坐行为之后，张洹从头到脚泡进旁边一个充斥垃圾、粪便和苍蝇尸体的水坑中。

图6-13　张洹：《十二平方米》，行为艺术，1994年

这种让普通观者感到恶心的自虐作品源自艺术家对自己创作的反省，只有做与自己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作品才会有真诚至极的创作与传播之力。艺术家以自己的裸体为媒介，对生存环境恶劣的揭示以及表达不满的方式前无古人。这种方式静默无语、野蛮原始抑或自嘲自戕，对真实存在的底层环境的揭露让人触目惊心，在经过浓缩和提纯的极端生命体验中，濒临崩溃的并非仅仅是实施这一行为的艺术家本人，更应该是每一个对日常生活处境视作理所当然的观者。在肉体所遭受的重重虐待和压迫中，显现出一种生存欲望和意志力的顽强，一种被现实与环境灼伤之后的警觉，一种忍受残酷至极的虚幻解脱。这逼迫艺术家与观者陷入同样的思索：我是谁？我的身份是什么？我能感受到什么？

张洹在1994年6月份实施了行为艺术作品《65公斤》（图6-14），65公斤是他的体重。他用10条铁链将自己赤裸的身体绑住，悬挂在室内的天花板上，在一小时内从自己的体内缓慢抽出250毫升的鲜血，顺着导管滴落在一个用电炉加热的白瓷盘中。张洹在1998年移居美国纽约之后，又完成了《卧冰》《生肉行走》等带有自虐性质的极端体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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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4　张洹：《65公斤》，行为艺术，1994年

这类自虐式的对伤害“迷恋”式的行为艺术，在千禧年之交成为热潮。来自四川的朱昱[27]实施了行为艺术作品《植皮》，朱在医生的帮助下，从自己的身上割下一块皮，割下一块猪肉上的皮，再将自己的皮肉移植到猪肉上，将猪肉上的皮移植到自己的身体上。在这种肉体疼痛的极端体验中，激发了关于自我牺牲、受难等诸种问题的思索。在2000年4月《对伤害的迷恋》的展览中，以录像、图片与装置的形式呈现，又粗暴置换了取皮、植皮这一行为前前后后可以生发的连续性与基本逻辑。[28]朱昱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998）、《袖珍神学》（1999）与《献祭》（2001）等作品中因为使用到生肉、脑浆与尸体标本等激起了激烈的反感与争议，“恶意”挑战着观念艺术与道德、法律之间模糊不清的可能边界。

来自兰州的艺术家杨志超[29]在2000年7月，实施了行为艺术作品《烙》。杨将自己的居民身份证号码刻在一个金属印章上，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将金属印章在火上烤热，盖压在自己的右肩一侧的后背上，在烙印的极端体验中逼人思考关于身份、受难以及意志力等诸种问题。2000年11月，杨志超在上海参加了艾未未、冯博一策划的名为《不合作方式》的观念艺术展览，在展览现场完成了激发广泛争议的作品《种草》（图6-15）。根据杨志超本人的解释，这件作品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构思并改过几次作品名称之后才确定下来。之所以选择草是因为草虽然很普通，但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他未借助任何麻药，在工作人员的帮助实施下，将两株青草植入到自己左肩一侧的后背上。在杨志超看来，“‘种草’的行为主要是想传达人在一生中所必须承受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也因此而有顽强的活力这样一个观点。草在身体里有双重的暗示：一是指承受力；二是指生命力。忍耐和顽强地活着原本是我们的一种精神。另一层意思也是说，通过行为来达到对觉悟的一种理解，有一定的宗教情结但不是宗教。”[30]

图6-15　杨志超：《种草》，行为艺术，2000年

张洹在后来开始彻底否定自己做行为艺术的经历，认为一个艺术家的经验不足挂齿，从事艺术是一次失败的选择，艺术家只是不断地制造垃圾来打发无聊的时间。[31]朱昱在实施完一系列引起激烈争议甚至令人作呕的观念艺术之后，在之后自我“隔离”的十多年里，沉浸在关于“剩餐”“茶渍”“石子”“痕迹”四个系列的架上绘画创作中，这是一次漫长的自我疗伤过程。[32]早就看透这一切的艺术家张盛泉，于2000年1月1日0时0分0秒在自己的寓所中自缢身亡，在完成人生最后一个行为艺术作品之前曾写过：“真正的行为艺术就是无条件地摧毁自己，摧毁自己的身心和肉体。任何做给别人看的东西实在太可笑了。”[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