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地区的行为艺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了蹒跚学步的时代。八五美术风潮中包括耿建翌、张培力、宋陵等在内的杭州“池社”群体在1986年6月实施的《杨式太极》，王度、林一林与陈劭雄等广州艺术家于1986年9月3日在中山大学举办的“南方艺术沙龙第一回实验展”中实施的行为艺术，宋永平和宋永红在太原工人文化宫实施的《1986年11月4日15—17时的一个景象的体验》，丁乙、张国梁和秦一峰三位上海艺术家在1986年实施的《街头布雕》，李山、徐龙森在上海徐汇区文化馆共同策划的“第一届凹凸展”，盛奇、赵建海与奚建军等人在北大校园中举办的“观念21”行为艺术活动等，一般被视作行为艺术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始上演的早期时代。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来自中国台湾的美籍华裔艺术家谢德庆[23]在美国以整年表演方式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行为艺术表演而知名于世：①1978—1979年，谢在其位于纽约Tribeca 工作室里的一个自制木笼子中自我囚禁一整年，其间不交谈、不阅读、不看电视，只写作、听收音机，作品名曰《笼子》（图6-11）；②1980—1981年，谢德庆实施每日打卡24次，一小时一次，持续一年，作品名曰《打卡》（图6-12），呈现出在冰冷而又无情流动的时间中重复再重复的荒诞性；③1981—1982年，谢德庆露宿街头一整年，拒绝进入任何包括建筑物、火车、汽车、地铁、轮船、飞机、洞穴或帐篷等有顶或遮蔽的空间，作品名曰《室外》（也称作《户外》），与《笼子》的“被监禁”相反，以主动选择一种“无家可归”的方式来检验个体意志的极限；④1983—1984年，谢德庆与美国女艺术家琳达·莫塔诺用一根8英尺长的绳子绑在一起，形影不离，作品名曰《绳子》，呈现一种没有边界的亲密关系之可怖；⑤1985—1986年，谢德庆与艺术以及艺术界彻底绝缘，一整年不谈、不看、不读艺术，也不进入画廊或博物馆，作品名曰《不做艺术》。正如美国策展人珍妮·施林卡兹后来所言：“谢德庆作品的杰出之处，在于它们需要极长的时间持续性与极大的身体损耗。以严峻的训练和耐力，艺术家创作出生命和艺术同步的状态。在他的作品中，艺术时间与生命时间之间的世俗区分已经不具意义。”[24]用谢德庆自己的话来说，即“我的作品是在度过时间，而不是如何度过时间；只是讲生活的底线在哪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度过时间，你是你自己国度的王，选择什么方式度过时间？国王与乞丐都一样，做了很多事，或是什么都不做，对我而言没有太大区分，都是度过时间，度过生命。我的作品以不同角度呈现对于生命的思考，这些角度都是基于相同的前提：生命是终身徒刑，生命是度过时间，生命是自由思考。”[25]谢德庆用自己近乎西西弗斯式的行为系列作品展开了对生命与时间的思考，有存在主义、“当下即禅”的综合况味。

图6-11　谢德庆：《笼子》，行为艺术，1978—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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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2　谢德庆：《打卡》，行为艺术，1979—1980年

在1986—1999年期间，谢德庆实施了做艺术而不发表的“十三年计划”，并在2000年的第一天宣布“我存活了”，自此停止了任何“艺术”行为。谢德庆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整年行为表演时，并未对中国大陆艺术界产生共时性影响，但他的行为艺术的实践与领悟对千禧年之后的中国行为艺术界的转向产生过难以忽略的影响，是梳理中国行为艺术发展历史所无法绕开的重要一页。

中国大陆地区的早期行为艺术产生的新闻轰动效应的巅峰，无疑是1989年2月在首都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式首日“违规”上演的七个行为艺术所激起的轩然大波，特别是肖鲁的作品《枪击〈对话〉》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艺术展的临时闭馆，《时代周刊》以“孵蛋、枪击、避孕套”为封面大标题对展览做出报道。后来愈发走向独立与成熟的行为艺术尽管不时与色情、暴力以及各类社会花边新闻一起被各类媒体报道，但就新闻的即时轰动效应的强度而言，均无法超越肖鲁的作品《枪击〈对话〉》。若是没有枪击这一行为的产生，其余的行为艺术以及中国现代艺术展本身都不会被视作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温普林在其所著《中国行动》一书中谈到在20世纪80年代最早介入行为艺术的一位先锋艺术家，“他之所以丢弃学了四年的手艺，就是因为内心里有一种隐秘的冲动，他说那就是灵感，是内心的灵感驱使他行动——不明原因、不计后果，有时要承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因为我知道，心动意味着行动”。在不知艺术市场、“走向世界”与“当代艺术国际”为何物的年代，艺术家用身体作为媒介来传达观念和思想的真诚值得尊敬，当然这并不能够抹去早期行为艺术呈现出的随机性和简单化倾向。

中国的行为艺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步入“成熟”与“繁荣”的历史时期，在语法层面不断走向严谨，在修辞学层面日趋完善，作品的数量急剧增长，主题愈加丰富，思虑日益深刻，在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我之间的探究中，对精神与肉体的矛盾、社会贫富的差异、道德与法制的冲突、性别与等级的歧视以及环保问题等现象的揭示与反思，生发出其他艺术类型所难以达到的现实与文化批判力度。1999年上半年，由邱志杰和吴美纯等人组织策划的“后感性：异形与妄想”和“超市”两个实验展览在北京和上海举办。2000年4月，由栗宪庭策划的“对伤害的迷恋”实验展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创作工作室举办。2000年11月，由艾未未、冯博一策划的“不合作方式”展览在上海举办。这些不断涌现出来的展览一方面将包括行为艺术在内的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实验性艺术推向“高潮”，另一方面也作为一个新的艺术历史时期的起始或节点，延续着先锋艺术不断颠覆外在艺术生态以及自身的突破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