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将“厦门达达”视作八五美术风潮中最为激进、最具颠覆精神的青年艺术家群体，群体成员包括黄永砯[43]、林嘉华、许成斗、纪乃进、焦耀明、陈承宗、吴燕平、俞晓刚、黄平、林春、蔡立雄、曾颖宏、李翔、刘一菱、李世雄、吴艺明、李跃年、黄明等人。说其“激进”，是因为该群体的批判锋芒在八五美术风潮中无出其右：一方面，其对包括美术馆、博物馆、美术院校、美术收藏以及美术观众等在内的相关美术建制展开了最为尖锐的质疑；另一方面，其对艺术史、作者身份、原作、绘画以及现成品等美术本体理论方面做了颇为深入的思考；再一方面，其对自身近似虚无主义的否定则更为激进，群体成员在厦门新艺术广场上所做的“改装—破坏—焚烧”活动便是显证，在八五美术风潮期间，独此一举，别无雷同。

这一群体最早的雏形可以溯源至“厦门五人现代艺术展”，黄永砯、许成斗、林嘉华、俞晓刚、焦耀明五位青年艺术家，受惠于厦门市文化局的拨款支持，于1983年5月9—12日在厦门群众艺术馆举办此展。因为作品以及展览的形式在当时的氛围中显得太过“偏激”，最终以短促的守灵式内部观摩方式草草收场。[44]

图4-16　“厦门达达”成员焚烧自己的作品，1986年11月

“厦门达达”群体正式公开亮相是在1986年9月28日至10月5日，由黄永砯、林春、蔡立雄、林嘉华、焦耀明等13人携带83件作品而举办了姿态全新的“厦门现代艺术展”，“厦门达达”这一名称由黄永砯在《中国美术报》1986年第46期中发表的题为《厦门达达——一种后现代？》这篇文章中正式提出。高潮发生在此次展览“结束”之后的11月23日，群体成员在厦门新艺术广场中，将自己的参展作品进行所谓的“改装—破坏—焚烧”活动（图4-16、图4-17），他们将绘画作品付之一炬。黄永砯在文章中写道：“如果说展出作品是守灵，那么焚烧作品就是火化。守灵是压抑的，而火化则令人兴奋。艺术作品对于艺术家就像鸦片对于人，不消灭艺术，生活不得安宁。但不安宁比安宁更符合生活。达达死了，火小心。”[45]如果撇开关于八五风潮的流俗现代主义视角，此次焚烧活动也是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为数不多的行为艺术之一。(www.daowen.com)

1986年12月，该群体成员向福建省美术展览馆中递交了一个举办“常规展”的虚假计划，在具体实施中，却将美术馆大院内包括水泥模块、瓦、砖、门框、破沙发、旧桌、条木、铁栅栏、下水道管等建筑垃圾与各种工具在内的现成物直接移入展厅，完成了一次对省美术馆的“突然袭击”，“袭击”的结果便是展览在正式开幕之前被迫关闭。不过，群体成员计划袭击的目标并非观展者，而是观展者秉持的关于“艺术”的观念，将要袭击的也并非是省美术馆这一具体的空间，而是美术馆作为“艺术体制的一个范例”。此种“袭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命中目标？观者见仁见智。按照黄永砯在“展览前言”的说法，这是一次“无‘作品’的作品展览”，“我们空手而来，最后空手而归”，似乎已在禅境。

图4-17　“厦门达达现代艺术展”焚烧作品 “厦门达达”成员 1986年11月

“厦门达达”群体在黄永砯的主导下后续进行的各类艺术活动如下：群体成员黄永砯、林春、林嘉华在1987年3月18日实施了一次“废品仓库活动”，黄永砯草拟了用以实施的九个非展览空间的场地——废品仓库、屠宰场、公共厕所、医院、马路、车站、商场、垃圾场、废墟。这种没有观众、亦缺乏可持续操作性的“艺术”活动只留存在黄永砯等人的相关记录之中；群体成员黄永砯与曾颖宏在1987年11月9日曾实施了“作品—垃圾处理”活动，将作品丢在垃圾箱旁来观看和记录路过者对待这些作品的态度；群体成员林嘉华、黄永砯等10余人于1987年11月12日在厦门白鹭洲组织实施了反表演的“纠缠—捆绑”活动；群体成员林嘉华、吴艺明在1988年10月15日实施了“进入美术史——幻灯活动”；群体成员在1989年曾制订了“逃离美术馆”方案。[46]“厦门达达”青年艺术家们以一种彻底的反艺术、反文化姿态，成为八五美术风潮中最具颠覆性的青年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