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般将吴冠中[39]（图3-13）视作一生致力于油画民族化和中国画现代化探索的重要代表。吴冠中在年轻时曾求学于杭州国立艺专，后来留学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苏弗尔皮教授工作室，1950年归国，先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在名称略有不同的各类现实主义作为金科玉律的年代中，吴冠中坚持的创作理路——对“形式美”的不懈追求自入另册。

图3-13　吴冠中在写生途中

美学家刘纲纪在1977年第4期《美术》杂志上发表《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批判“四人帮”的“三突出”》一文，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美术宣传画中的“红光亮”“三突出”“三结合”等矫饰化倾向展开了学理性批评，主张从实际生活出发，真实塑造英雄人物形象。1978—1979年，随着伤痕文艺风潮的崛起，文艺领域实现了三大转折：一是完成了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二是摈弃狭隘的“题材决定论”、复归鲜活的人性塑造；三是实现了向歌颂人民群众中具有正义感的“小人物”的转型。[40]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艺术氛围开始充满思想解放气息的初春气候中，一直坚持探索形式美而蛰伏多年的艺术家吴冠中于1979—1981年在《美术》杂志上先后发表了《绘画的形式美》《关于抽象美》《内容决定形式？》三篇文章，“吴三篇”在当时美术界掀起的共时性影响无出其右，吹响了早期现代艺术风潮的嘹亮号角，标志着艺术创作以及对艺术创作的思考进入了一个充满热烈争论的时代，这场关于内容与形式、关于形式美的热烈讨论历时5年之久。(www.daowen.com)

在《绘画的形式美》（1979）一文中，吴冠中指出“形式美是美术中关键的一环”，主张美术作品应该更具独立性，应该有“自己的造型美意境，而并不负有向你说教的额外任务”，这意味着美术创作、美术教学等核心任务便是探索与讲授形式美的规律与法则，在“表现什么”的基础上更应该重视“如何表现”，分析、掌握美感中的形式因素，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尽管吴文在试图冲破之前美术创作中的僵化模式的激情远远超过了对形式问题的本应有而未及展开的精确论证，但对那些在艺术创作与评论中仍处于沉睡状态中的人们所起的强烈刺激作用仍然是振聋发聩的。

在《关于抽象美》（1980）一文中，吴冠中进一步将抽象美界定为形式美的核心。在对中国书法和园林绘画艺术中的抽象形式的感受与体会之基础上，吴冠中明确“要继承和发扬抽象美”，其将“抽象美”视作造型艺术中“科学研究的对象”，并认为只要掌握了形式抽象的规律，就会对各类造型艺术中的各种艺术方法起到重大作用。吴文号召要敢于且善于学习、研究西方抽象派艺术，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在此文中，吴冠中依然没有清晰界定“抽象”的外延与内涵，但是其认可并加以融会的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类型曾经在特殊年代被视作“封、资、修”“腐朽、反动、没落”而大加鞭挞，便会理解一个画家的内在要求的强烈以及表达这一要求所需的勇气。

在《内容决定形式？》一文中，吴冠中自言：“我没有理论水平，不能阐明内容一词的含义和范畴，如果作者的情绪和感受，甚至形式本身也都就是造‘故事、情节’之类才算内容，并以此来决定形式，命令形式为之图解，这对美术工作者是致命的灾难，它毁灭美术！”[41]这源自北京美协与北京油画研究会在1981年发起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中吴冠中的会议发言，吴冠中明确批评“内容决定形式”这条未成文的律规对美术工作者的显性束缚。吴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气概大声疾呼，“内容不宜决定形式，它利用形式，要求形式，向形式求爱，但不能实行夫唱妇随的夫权主义。”[42]从倡导“形式美”、发扬“抽象美”到直接批评“内容决定形式”，吴冠中以一位艺术家能够具有的思想脉络的清晰性以及“偏激”倾向、慷慨激昂式的激情向一个艺术创作的旧模式时代宣布彻底告别，反映了一个建立在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唯物论基础上的“唯他律”艺术创作时代开始向重视“自律性”与“本体论”的艺术创作新时代的重要转型。

在“吴三篇”掀起的激烈论争中，洪毅然撰写的《艺术三题议》《谈谈艺术的内容和形式》《从“形式感”谈到美和“抽象美”》，迟轲的《形式美与辩证法》，沈鹏的《互相制约——讨论形式与内容的一封信》，彭德的《审美作用是美术的唯一功能》，高尔泰的《艺术概念的基本层次》，何新和栗宪庭撰写的《试论中国古典绘画的抽象审美意识》以及杜键的《形象的节律与节律的形象——关于抽象美问题的一些意见》等是参与这5年大讨论中的重要篇章，但艺术界、批评界和理论界在火热讨论中进行持续学理建构的结果，却搁置了吴冠中的最初出发点——在绘画创作中对美的形式的基本要求以及艺术创作应该享有的起码自由。“吴三篇”的先后抛出及其引发的论战，如吕澎所言：“艺术家冲动地呼唤一种创作上的自主性和基本权利，而评论家则在一种朦胧之中对这种冲动和呼唤采取了冷静的升华，热烈的争论似乎与艺术家的初衷无关……为中国现代艺术的萌芽和发展开拓了一条曲折难行但又具有开放性的通道。”[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