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1980年的两次“星星美展”历经三次举办，从街头露天展出继而到画舫斋、中国美术馆正式展出，反映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曲折而又不断走向深入的过程。思想史家李泽厚（1930—）在评述“星星美展”与“星星画会”时写道，“情感上的悲伤，思想上的怀疑；对往事的感叹与回想，对未来的苦闷与彷徨，对前途的期待与没有把握；缺乏信心仍然憧憬，尽管渺茫却在希望；对青春年华的悼念痛惜，对人生真理的探索追求，在蹒跚中的前进与徘徊……它们传达了经历了无数苦难的青年一代的心声。”[24]

展览的举办以及画会的活动对于“星星”成员们来说，是“压抑了10年的表达冲动，终于得到了释放”。对于当代艺术史进程来说，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先锋艺术的初次群体浮现，是中国当代艺术生发的象征性起点，“星星”艺术家们成为中国先锋艺术的揭竿人（栗宪庭语）。尽管从某种角度来说，“星星美展”事件与“星星画会”活动的意义远远大于“星星”成员们的具体作品，但是他们打破艺术创作的外在束缚，直接、强悍地自由表达、创作与传播，将中国的艺术与思想界拉进了一个深度反省与多样面目不断涌入的时代。

尽管“星星”艺术家们的作品总体上难掩粗疏与幼稚，在全球艺术语境中还不够“当代”，在国内艺术语境中也没能够产生持续的历时性影响。但其作为中国先锋艺术的开端，正如批评家黄专所言，“星星”艺术家们分别从“政治性批判意识（如王克平、毛栗子的部分作品）、启蒙性精神追求(如马德升的《息》《六平方米》，黄锐的《新生》)与形式性艺术探索(如黄锐的《琴声诉》《四合院》)三个方面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历程拉开了序幕。”[25]

掀开中国先锋艺术序幕之功，首先来源于“星星”艺术家们自觉、自由的自我表达，“用自己的眼睛认识世界，用自己的画笔和雕刀参与世界”，与任何通过外部灌输与强求的观念说“不”，在自己的创作与表达中产生各自真诚的表情，诉说各自的艺术理想。他们的作品通过画普通人的肖像、描摹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风景来展开更为私人化的表达，虽不具备学院背景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们的狭义写实功力，但以业余艺术家的专注和热情营造了一个充满坦诚和野性的世界。王克平所言，“珂勒惠支是我们的旗帜，毕加索是我们的先驱”，包括表现主义、立体主义在内的现代主义方法与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交相融合成为“星星”这一群艺术探索者的精神底色。尽管他们引起共时性轰动影响的原因主要是来自极少数带有明显批判意味的作品以及为争取公开展出的权利而所做的抗争性努力，但是他们行走在偶然的钢丝上流溢而出的破冰勇气与拓荒精神还是不断刺激着先锋艺术运动的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壮大的发展过程。当“星星”成员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偶然簇拥在一起，骤然发出了一个星系的光亮，尽管经常被后来观察者诟病为“混杂、幼稚的现代主义”，但却给历史留下了一群坚定“相信未来”（食指语）的探索者形象。(www.daowen.com)

尽管“星星”风潮遭遇了主流艺术史与将八五美术风潮作为原点的当代艺术史编撰和写作的双重忽略，但对“星星” 的纪念、回望与重新梳理在近四十年中也一直持续进行。1989年1月至3月，汉雅轩主办、由香港艺术中心总监陈赞云执行的《星星十年》展先后在中国的香港和台北两地展出，这是首次用展览形式全面介绍和总结中国大陆地区的先锋艺术团体。2002年1月，易丹撰写的专著《星星历史》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凸显了“星星”艺术给中国当代艺术起到的催化作用和现实批判功能。2007年11月，由朱朱策展的《原点：星星画会回顾展》（图3-7）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展出，明确将“星星画会”视作中国当代艺术的“原点”。2019年12月，由巫鸿、容思玉（Holly Roussell）策展的《“星星1979”文献展》在北京OCAT研究中心举办，对1979年的“星星美展”首次进行系统的梳理，再现中国当代艺术史上这一开创性事件，还原其起源和经过。与“星星”风潮的命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星星”核心成员们的个体命运，当他们坠入尘世之后纷纷散落异国他乡，正如苏利文所说：“他们现在的敌人更阴险、更难对抗。因为这些敌人是孤独和自我怀疑；是轻易得到的名望和财富；是无闻的孤寂与贫困；还有东京、巴黎、纽约艺术世界的竞争与物质主义。”[26]

图3-7　朱朱策划的《原点：星星画会回顾展》现场，200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