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狭义的乡土现实主义风潮“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若是认同自库尔贝（Gustave Courbet）开始建立起来的“直面真实与批判的自由”这样的现实主义传统，就能够认识到这一风潮使现实主义在艺术创作的现实语境中重新向其本源回归的历史功绩。乡土现实主义在中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产生、并在随后几年中形成热潮，首先来源于这些曾经有过知青经历的画家们能够自由而真实地表现他们自己眼中而非外部力量要求他们看到的乡土现实。无论是平凡生活场景的目击式采录（《西藏组画》等），还是沉重苦涩主题的抒发（《父亲》等），抑或忧伤诗意的营造（《春风已经苏醒》等），均来自个人并不雷同的乡土经验的真实表达，在重新诠释“真、善、美”的基础上，比伤痕美术风潮更进一步，实现了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层回归，其中蕴含着的直面现实与批判的自由以及人道主义情感，构成了广义的乡土美术风潮的起点。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乡土美术风潮开始走向分化，无论是走向民族精神的刻意象征，还是走向民俗况味的搜异猎新，抑或走向矫饰诗情的细腻表达，都标志着曾经作为思想解放运动过程中的乡土现实主义蕴含着的内在批判精神逐渐走向解体，乡土美术风潮在逐渐淡出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之后，形成了乡土题材中的表现主义、象征主义与矫饰主义等多种倾向并存的局面。(www.daowen.com)

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乡土题材的作品依然层出不穷，但都市化进程的高歌猛进使人们日益疏离了基本的乡土经验，使这一类乡土作品很难产生乡土的现实意义，也难以产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一度弥漫的乡土情感共鸣。它一方面丧失了现实主义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之基——直面真实与批判的自由；另一方面也沦为都市文化乡土视镜中的心理投射与造型游戏。毫无疑问，乡土美术风潮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转型期必须痛苦地面对一个当代问题：当乡土已经丧失作为人类生存的家园的作用之后，我们的灵魂将何处安放？也许永远无法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此节以王宏剑、忻东旺为个案，简要探寻作为“后乡土时代”的乡土现实主义转型中艰辛探索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