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廉、李斌和陈宜明三位知青画家倾力创作出连环画《张志新》，本应刊登在1979年10月号的《连环画报》上，却在被搁置26年之后的2005年8月23日才第一次真正面对公众。三位知青画家为了真实展现张志新曾经遭受的迫害，曾共赴辽宁深入关押张志新的监狱中进行调查写生，边写生边请模特模拟现场，并尝试用报道式的手法、诗歌式的语言和政论式的腔调表达对那个特殊年代的反思。在创作中采用历史照片和画像相结合的方式——有点类似波普艺术中的拼贴，手法更为新颖。作品在2005年公开出版之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三位知青画家共同创作的连环画《张志新》，被沈嘉蔚称作“最深刻最尖锐的绘画作品”[53]，更为可贵的是，在第4幅画作中，在张志新身旁以及身后有无数困惑或沉思的青年，靠前方的正是三位作者的自画像，这种思索所表达的深度与自我批判的勇气，在伤痕美术风潮中相对罕见，远远逾越了伤痕艺术作品往往流于一般的控诉和悲怨之境。[54]

以“纪念张志新”为主题的单幅绘画作品有张红年的《发人深思》（原名《不！》）、闻立鹏[55]的《大地的女儿——纪念张志新烈士》等。《发人深思》（图1-10）在一开始的创作构思中，张红年曾经想将张志新画成刘胡兰英勇就义的形象，但并未形成比较清晰明确的具体形式，张红年自陈在混乱的状态下将时空错位，无意中摸索出一种带有“意识流”性质的画法，零散的情节像电影多镜头重叠组成了连续性的画面，形成了绘画蒙太奇的特殊效果，这种类似“电影回闪”的油画，是国内首次打破油画传统的时空同一律的作品。《发人深思》将张志新在悲剧性命运中的孤独、坚强、热爱生活的一面呈现得淋漓尽致，激发观众对造成“张志新事件”的原因进行不断追问与反思，画家力图告诉观众：每个人在面对强加给命运的暗无天日时都有说“不”的权利与勇气。[56]

图1-10　张红年：《发人深思》，油画，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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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唐大禧：《猛士——献给为真理而斗争的人》，雕塑，1979年

因受张志新悲剧的深深刺痛，画家闻立鹏的内心充满了不可名状的委屈、痛苦与精神压力，并将之化作强烈的创作冲动，已经停笔十年的闻立鹏创作出“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幅画作《大地的女儿——纪念张志新烈士》。画家歌颂张志新烈士的单纯与正直的人格，谴责造成这一悲剧的罪恶与暴行，以艺术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唤起观众对真善美的良知。作品运用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将烈士受难的身体置放于开满各色野花的群山之巅，乌云的翻滚涌动与烈士的宁静安详形成鲜明的对比，一身素白与贴着胸口的一朵红花象征着烈士品格的高洁，充分体现了画家追求崇高、悲壮、力度与优美相融的美学意味。

1979年第9期《美术》杂志发表了一幅介于漫画和宣传画之间的版画《无题》和两篇文章。郭常信[57]的版画作品《无题》（原名《“生前好友”》）无疑是批判色彩浓厚的杂文式绘画作品，表面上是揭露一些人——曾对烈士进行过迫害的元凶，在社会空气发生变化之后却又成了烈士的“生前好友”的丑恶面目。此作品实际上引发了学习张志新事迹中的另一个问题，画家对这种没有任何道德良心责任的“变色龙”继续存在并有职有权充满愤慨，对历史悲剧会不会重演饱含担忧。《无题》超越了歌颂张志新的简单模式，而是画家以张志新烈士为榜样，以“一个战士的胆识”去揭露批判政治“变色龙”的装腔作势的丑恶面目，如果人人都是张志新，历史的悲剧才不会重新上演。[58]

悼念张志新烈士中最为夺目的作品，当属唐大禧[59]在1979年6月创作完成的雕塑作品《猛士——献给为真理而斗争的人》（图1-11）。唐大禧将烈士刻画成一女子跪骑在一匹腾空跃起的骏马上，集全身之力，转头引弓蓄势，猛然射出的一刹那。与同时代充斥哀怨、迷惘或控诉情绪的伤痕美术相比，《猛士》的人物形象英姿飒爽，充满了新形式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呈现出“大风起兮云飞扬”般的凌云豪情。唐大禧选用裸体少女形象来表现，因为他觉得这样更能体现烈士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对革命的赤诚、真诚、忠诚与坦诚。《猛士》在展出之后迅速引起热议，“下流”“出格”“伤风化”“不合国情”的指责扑面而来。《作品》《花城》先后将之刊登在封面，李以庄教授撰写《国情·〈猛士〉·责任》一文为之辩护。1987年，包括《猛士》在内的七件雕塑作品被安置在广州市人民公园。[56]

“学习张志新”热潮本是自上而下的宣传活动，以张志新为题材的美术作品大都在宣传画模式中展开，除了上述提及的作品之外，罕见艺术价值特别突出的作品。但这一题材的风行与新英雄形象的深入人心，唤起了一股人道主义的热情与强烈的悲剧意识，引发人们自觉对历史与当下进行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