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以“十里长街送总理”为主题的相关作品

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的三天后，灵车驶往八宝山，首都百万群众顶着凛冽寒风，自发伫立在长安街两旁，目送总理灵车离去。摄影师全程记录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时刻，综合悼念活动中的其他影像，制作成了纪录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亦称《十里长街送总理》）。该片在1977年公映时引起了全国性悲悼。

以“十里长街送总理”为素材的主题性创作一度风靡全国，许多作品被制成各类教学挂图或插图收录进中小学课本。在这一类素材创作中，我们可以通过张红年[34]的油画《送别》与林岗[35]、葛鹏仁[36]的油画《万众心相随》来体会这一类伤痕美术的悲情性特征。

创作于1976年的《送别》（图1-6），最初发表于《延安画刊》，作品最醒目的特色：采用宽银幕画面的构图方式，与同类作品惯常塑造参加送别的人群整齐划一、庄严肃穆不同，尝试克服宣传画的一般程式，以相对平民化的视角，更加突出自发参加送别总理灵车的人群的“赶”“挤”“恸”，动感十足，进一步强化了人民群众对已故总理的惜别与追思之情。

图1-6　张红年：《送别》，1976年

林岗、葛鹏仁于1977年6月共同创作的油画《万众心相随》，曾参加该年全国性的美术展览，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8月出版印刷7万张，向全国发行，正式发表于《河北画刊》1978年第1期。这幅作品采用仰视并压低地平线的构图方式，以冷灰色为主色调，大面积阴冷的天空与长安街两旁翘望灵车的人群共同营造出悲天恸地的氛围，呈现出人民群众与已故总理心连心的象征意涵，是“悼念周恩来”热潮中产生广泛影响的宣传画之一，也奠定了同期同类题材作品的基本程式。

2. 以“周恩来逝世周年悼念活动”为主题的相关作品

高潮[37]的油画《雨》与夏培跃[38]、简崇民[39]的油画《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悼念周恩来”热潮中艺术水准相对较高的主题性作品。《雨》的构图与立意相对委婉巧致，表现手法在当时显得非常新奇，与其他悼念总理的画作中的习惯性程式相比，画面中没有出现已故总理的遗像或身影，也没有直接表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热烈而悲痛的场面，更没有表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为捍卫献给总理的花圈而反抗暴力驱逐的英雄青年，只画了一辆在雨中驶过的公共汽车，仅见车厢一扇半窗户范围的外观近景，透过车窗玻璃可以看到另一侧模糊的华表与红墙，可知汽车行驶在天安门与广场之间的长安街段。顺着车身绵延流淌的雨水、每名乘客悲伤的表情以及胸口戴着的白花都暗示了他们对已故总理的悼念。乘客目光直视着的方向在画面中无法呈现，但可推断出是天安门广场，而广场这一侧正在发生着悼念周恩来的群众性集会，他们是自发前来参加追悼活动的这一班乘客？当每位观众面对这幅画时，他便成了广场上悼念人群中的虚拟一员。

图1-7　夏培跃、简崇民：《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油画，100×200cm，1979年

《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图1-7）在构图的空间构思上更具探索精神，画面中用一道街头橱窗的玻璃分割出前与后、内与外两个空间层次，与橱窗玻璃共同构成了三个空间层次而表现出更多的图像信息。第一层次空间，刻画了悲恸中的小姐弟俩似乎孤零零的背影；第二层次空间，表现的是橱窗中19幅周总理生前照，这些照片统一陈列于深色底衬上；第三层次空间，借助橱窗玻璃的镜面反射现象，画出了在如此逼近的构图视角下无法呈现的橱窗前的其他观众的群像。看似孤零零的姐弟俩身后其实是包括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少，他们一道构成了巨大情感共鸣的人山人海的空间存在，揭示了人民的好总理在人民心目中不可撼动的位置，使作品所要表现“总理与人民心连心”的主题得到一种潜在而又贴切的表达。[40]

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对这一恢宏壮观场面表现得最为成功的作品莫过于李天祥[41]、赵友萍[42]的油画《寒凝大地发春华》，以宽银幕的构图，结合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方法，用发自内心的色彩与激情，营造了庄严肃穆、悲天恸地的纪念氛围，是举国哀悼已故总理的一个缩影。标题取自鲁迅的七绝《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www.daowen.com)

3. 以“四五运动”为主题的相关作品

1976年清明节，广大人民群众自发深切悼念周恩来总理，后被称作“四五运动”。参加过“四五运动”的画家艾轩[43]创作的油画作品《保卫》（1976），因原作已毁，仅剩下素描与色彩草图，表现的是一女一男两位青年面对暴力驱逐，背靠人民英雄纪念碑，用身体不屈不挠地保卫着献给已故总理的花圈。“无名画会”成员张伟的《四五事件》《记忆中的四五广场》（1976），“星星画会”成员杨益平的《四五运动》（1976）等均是表现“四五运动”的早期作品。

时为中学生的张谊[44]在1976年清明节期间，在一位热心群众的平板三轮车上完成了广场中的现场写生。题名为《清明》系列的组画，真实记录了悼念总理的人们集聚在纪念碑前的场景，花圈高高地堆上纪念碑，表达了人民群众无言的哀伤与无声的愤怒，灰暗的天空、不祥的白色云气以及在雨中低垂的黯淡旗帜，预示着即将开始的紧张与恐怖气氛。[45]这一系列的油画速写发表在1979年第1期《美术》的封底，是权威期刊《美术》最早刊登的“伤痕美术”作品。[46]

“四五运动”在1978年11月被平反之后，引发了“悼念周恩来”的二度热潮，出现了大量以“四五运动”为主题的伤痕美术作品，可以通过沈尧伊[47]的油画《血与心》，蔡景楷[48]的油画《真理的道路》，尹国良[49]、张彤云[50]共同创作的《千秋功罪》，罗中立[51]的油画《忠魂曲》等来领略这一类型创作的特点。

沈尧伊是一个痴迷红色革命的主旋律画家，擅长历史重大题材。《血与心》以恢宏的场面与动荡不安的群像塑造，用冷灰色调记录着人们沉痛的哀思、低落的情绪，类似于舞台剧的聚光灯下的白炽色与黑青色的夜空构成强烈的对比，加剧了围绕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群众的悲恸与不安，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暴力性驱逐事件，画面充满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峻急氛围，显示出画家营造戏剧冲突与渲染气氛的深厚功力。

蔡景楷《真理的道路》（图1-8）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呈现了“四五运动”中的某个情景片段，画中青年女子决不惧怕暴力驱逐中的棍棒与铮亮的手铐，虽然被打倒，但依然在纪念碑的台阶上坚强地匍匐前进，脸部与手上的鲜血、手中的白花、坚毅的目光等细节均呈现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无畏，讴歌了勇敢者追求真理的坚贞与不屈。

图1-8　蔡景楷：《真理的道路》，油画，96×150cm，1978年

尹国良、张彤云夫妇在共同创作的《千秋功罪》中，果断推翻了悼念总理的最初构思——从象征总理的英雄纪念碑俯视下的天安门广场——一片花圈的海洋，而是不同种族、不同国籍、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悲痛人群的海洋，他们用蘸着悲愤泪水的画笔，塑造了一位为保卫献给已故总理的花圈而喋血在纪念碑台阶上的纯朴女青年形象，她即使付上生命代价，也不能让任何人摧毁敬爱的总理在亿万人心底树立起来的这座永不磨灭的丰碑，表达对特殊年代的控诉与对人民的赞美。[52]

罗中立的油画作品《忠魂曲》并未截取“四五运动”现场的片段加以渲染描绘，而是汲取西方艺术“耶稣受难—下十字架”的图式传统，采用仰视构图与超现实主义方法，彰显出受难者的神圣精神以及画家对他们的崇敬与哀悼之情，在同题材作品中颇显新意。

以“四五运动”为背景的伤痕美术除了上述主题性写实绘画之外，闫振铎的油画《潮》（图1-9）在同类题材中让人耳目一新。《潮》采取象征主义的手法，表现“被迫害者的鲜血汇成大海”这一悲剧意象，将受难者的形象与海边的岩石在视觉上统一起来，受难者的牺牲所激起的“血海的怒涛”，拍打着海边的岩石，也不断拍打着每个观众的心灵。

图1-9　闫振铎：《潮》，油画，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