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2日，参加杨家沟“十二月会议”后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米脂传达会议精神后，赶到绥德义合镇薛家渠村向西北局传达会议精神。

1月4日，习仲勋决定去子洲县调研，便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检查绥属各县土改中的问题，向中央做出汇报。全信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毛泽东报告发表后，获得了党内外热烈拥护，大大地安定了人心，把一切工作都推上了轨道。干部都觉得有了信心，增加了力量，都认为更有把握完成土地改革任务。（二）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情况是不同的。首先是老区成分一般定得高，群众不满意。其次中农多，贫雇农少。如再平分土地，大多数农民会不答应。硬分下去，对我不利，最好以抽补方法解决少数农民少地或无地问题。再次，地主、旧富农也比新区少得多。如果在老区再沿用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做法，必然会导致错误。第四，对老区地主，应查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与时间长短来决定。第五，在老区发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三）绥德分区领导上虽有明确决定，但是，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要将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这还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四）在选贫农团、农会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工作团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五）许多地方是搞群众自发运动，这种为数不多的、盲目的，而为各种动机不纯分子所鼓动起来的群众斗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对此，必须派得力干部参加进去，改造和掌握领导，使自发运动变为群众的自觉运动。他在信中特别指出：“陕甘宁边区的老区（全国解放区的一块特殊地区）是有许多问题同新区有其基本上的区别，望能在土改方针及方式上，随时注意，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

1月5日，习仲勋从绥德出发，到子洲县检查、调研工作，在双湖峪住了一晚之后，于6日来到马蹄沟区水浇湾村的子洲县政府临时驻地。

习仲勋

其时的子洲县，土地改革热火朝天。1073个自然村，村村建立了贫雇农小组，斗地主、分土地，轰轰烈烈，但同时也发生了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使用肉刑等“左”的偏向，35人死于肉刑，122个地主或富农外逃。

1月7日，在子洲县干部会议上，习仲勋首先传达了西北局义合会议精神，然后分析了当前形势，并就统一战线、土改工作、整党、救灾等问题做了全面阐述，要求全体领导干部：工作要细心，要大胆，要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要经过认真分析，不是原封不动。

习仲勋说：“根据十来天的土改中，一般的表示‘左’，如绑、捆、吊、打、烧，直至亲自动手，如成份不求实际，只讲‘左’倾形式，是不能长期的领导下去。某些地方为染红中农，或请客或拉中农，这是不对的。如有罪恶依法论决之，干部中一定要注意不能提倡肉刑，明白这条，当然，群众对恶霸地主斗争很热烈到极高程度，群众真正的要打几下，你当时要挡，那是泼凉水，可是注意我们干部不能提倡打或亲自打。”

“划分阶级是很重要的问题，若划不清阶级，政策上就要执行错了，有错误的看法：如看摊子的大小、生活好坏，还有矮子里选将军，这都是错误，或政治表现不好。查三代，不能为定成份的标准。同时，定成份对历史只能参考，而成份不能以历史，如前五年是地主，他现五年以来参加劳动，还不能评为地主，今天主要看生产手段及土地占有多少，有多少剥削关系上决定定成份。”

“地主阶级参加到五年劳动不能叫地主，对地主阶级的方式分开大、中、小、恶霸与否，除大恶霸特务分子外不一定斗死，采取强迫地主劳动的改造办法，因为地主、富农占人口内三千六百万的数量，对大地主一般可以扫地出门，中小地主就不一定扫地出门，总之，对地主以不多杀为原则，地主一般的剥夺选举与被选举权，地主内的开明士绅与爱国分子赞成土改，群众同意者，可保留其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对地主还是留一点口粮，否则，那不是要以一灾民救济吗？”

1月8日，习仲勋先后同中共陕甘宁边区西府地委书记、西府军分区政治委员李景膺，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中共延属地委常务委员李景林谈话。完后，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列举了子洲土地改革中存在的九种不良现象：一是把中农甚至错把贫农定成富农进行斗争，只要有吃有喝的人，就是斗争的对象。二是地主富农不加区别一律斗争和拷打，用刑很惨，把马刀烧红放在被拷打者的嘴上，也有的点燃香油去烧，这是破坏党的政策。三是凡定为地主富农者，个个必斗，斗必打，打必拷，“大锅里头煮牛头”，把大量时间放在逼要地主、富农的底财上，将他们扫地出门。四是不艰苦地深入发动群众，而是被所谓斗争冲昏了头脑。五是在贫农和中农之间划了一道鸿沟，把贫农团神秘化。六是不能正确对待老党员、老干部。七是曲解土地法关于用暴力手段没收土地的含义，认为就是要多吊拷人，多打死人，多用肉刑来贯彻土地法令。八是凡搞斗争的地方，大吃大喝成风，既不利于救灾，又浪费了胜利果实。九是在土改运动中干部包办代替多，没有形成群众自觉的行动，要创造党内一种新作风。

习仲勋在信的最后一段，特别谈到了党的报纸对土改工作的重要指导作用，他说：“《边区群众报》的确进步了，望坚持下去，力求改进。各地同志反映都觉得能过瘾，对他们有帮助，能起到指导工作的作用。我觉得更应以土改中的实际经验，要有意识地解决运动中发现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这方面的材料很多，望能很好地总结与报道，成为西北局很好的指示。关于救灾问题，报纸要多写文章与通讯，这是当前一件大事，群众都眼望着共产党到底怎么办。篇幅尽量维持四版，满足干部要求。”

《边区群众报》关于土改的报道

写完信后，习仲勋复提笔又写道：“各地土改中斗出之白洋元宝，可允许各县有计划地从敌区换粮食，这比定价收回政府处理更便利，更有积极意义，绥、米已这样办了。”(www.daowen.com)

1月9日，时刻关注解放区土地改革发展的毛泽东，给西北局及贺龙、习仲勋发来电报：

“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各同志：

习仲勋同志1月4日给西北局及中央关于边区（老区）进行土改工作的信业已阅悉。

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提议仲勋同志巡视绥属各县（带一电台联系各地委），明方同志延属各县及各县土改工作，每县只住几天，不要耽搁太久，并请考虑派文瑞同志（和他将问题讲清楚）去三边、陇东、关中巡视一周，是否可行，望酌定。”

同日，习仲勋约见了三边分区的同志，了解土改运动的进展情况，并参加了子洲县召开的土改检讨会。

1月10日，西北局将习仲勋8日的信转报中共中央，已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刘少奇看后批示：“留交中央各同志阅。中央已阅。”

同日开始，习仲勋看望了水浇湾的盐工英雄郭富财，走访了子洲县政府临时驻地水浇湾附近村庄的煤炭工人、十里盐湾工人和农民，在劳动现场、硷畔院落、窑洞炕头了解了土改中各个阶层的认识与态度，了解了土改斗争中政策执行的情况，并在分析当时存在问题的前提下，帮助子洲县政府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纠正土改中出现的“左”倾思想，提出了许多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使中共子洲县委和子洲县人民政府的负责同志心里明亮了许多。

在走访调研中，当有百姓告诉他，现在的土改是“地主倒塌了，二流子猛发了，部分领导眼瞎了，大多穷人担名了”时，习仲勋笑着说：“通俗易懂的语言，言简意赅的总结，将土改中的不正之风说的入木三分，群众可是真正的英雄啊。”

1月14日，调研完后习仲勋离开马蹄沟，经双湖峪等地，在绥德住一晚，回到了义合镇薛家渠中共中央西北局驻地。

习仲勋离开马蹄沟后，中共子洲县委和子洲县政府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于2月4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将土改中的平分土地改为“抽补调剂”。5—6月，在周家硷进行土地改革纠偏试点工作。10月，纠偏工作在全县展开，至12月基本结束。据1949年3月30日《子洲县纠偏工作总结报告》：“纠偏前，子洲县有地主503户，斗了404户，占百分之八十点三；富农575户，斗了530户，占了百分之九十二点一。并普遍使用了肉刑，如被斗的404户地主中，用挷、吊、打、烧等刑法的有287户，占了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点四；同时某些刑法又及其残酷不文明……在此种情况下，于48年习仲勋书记来子洲报告后，便开始了纠偏。”《子洲县地富成份变动简略表》显示，全县土改中原定地主505户，纠偏后改为138户；原定富农602户，纠偏后改为213户；原定新富农11户，纠偏后增为60户。还“退回租粮61石，衣物571件，银元974元，银子227两，银器44件，器具255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