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2月2日，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鼓舞下，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王大化、华君武、张水华、贺敬之、于蓝、张平、唐荣枚、张鲁、马可、刘炽、时乐濛、王元方、丁毅、韩冰、王家乙、林侬、陈克、关松筠、吴梦滨、桑夫、祈春、熊塞声、欧阳如秋、王岚、何洛、蒋玉衡、黄准、李焕之、李刚、关鹤童、孟波、加洛、陈因、彭英、计桂森、陈凡、公木、胡仁智、姚明、林依等40人，由张庚任团长，田方任副团长，从延安出发前往绥德，几天后来到绥西马蹄沟。

鲁艺工作团团长张庚

其时的绥德、米脂，是陕甘宁边区人口最稠密、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当时广大农民正在进行“二五”减租，同不法地主进行斗争。鲁艺工作团每到一地都先进行调查访问，然后编写配合减租运动、表扬英雄模范人物的节目进行表演，因此受到了各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绥西马蹄沟、瓜园则湾、双湖峪等地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他们走遍了十里盐湾的每一个盐锅，转完了每一个盐井，用脚步“丈量”了每一块盐滩，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和盐工们吃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完全与盐工打成一片。他们还帮助盐工们出墙报、编节目，为盐工们写出了一首首感情真挚、内容丰富、思想健康的新秧歌词，配上陕北民歌的曲调，有时也稍稍改变一下曲子，使之更适合演唱，一下子征服了十里盐湾的父老乡亲。

春节到了，马蹄沟区公所秧歌队在鲁艺工作团的指导下，第一次扛起了象征中国共产党率领工人、农民走向光明、走向胜利的镰刀斧头，变革了几千年由伞头领秧歌的传统习惯；打破了“好女不观灯”的禁区，改变了几千年来妇女不能闹秧歌的封建意识，妇女第一次登上了秧歌场子，为妇女解放奠定了基础；而且还一改几千年来秧歌首先去谒庙，求神拜佛、祈求神灵保佑的封建传统闹法，首先给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郭富财、蔡自举、鲍亮升拜年，其次给驻军机关拜年，再次才沿门子给群众拜年；在内容上也是彻底地抛弃祈求神灵保佑，招财进宝，用新秧歌歌颂共产党、八路军，歌颂英雄模范人物，宣传时事政治，从而激发人民群众热爱共产党、拥护八路军的情感，鼓舞人民斗志，激励生产热情。

有一次大雪天，工作团去一个偏远的山村，走到半后晌的时候，离目的地还有几里地。这时团长张庚已是气喘吁吁，但他还是提高嗓门鼓励大家：再坚持一下，很快就到了。突然，前面的沟崖上锣鼓喧天，一支穿红挂绿的秧歌队从山峁闪了出来，大家疲倦的精神为之一振，有的人怀疑自己的眼前出现了梦幻情景。原来是当地群众看雪太大，怕鲁艺工作团的人走不惯山路，就每人一把扫帚，扫了几里路来迎接他们。在两队人马快碰头时，群众秧歌队中间闪出一个打伞的，唱着秧歌调致“欢迎词”：

鹅毛大雪乱纷纷，

鲁艺家秧歌到咱村。

山高路滑难行走，(www.daowen.com)

十里路上迎亲人！

这种真挚的情感和新颖别致的形式使鲁艺工作团的同志们又是感动，又是兴奋，浑身的疲倦瞬间消失。

在马蹄沟区期间，子洲县委（子洲县于1944年1月正式成立）负责人向鲁艺工作团介绍了抓获政治土匪朱永山的情况，工作团水华、王大化、贺敬之、马可等分头行动，采访本人，收集素材，最后以小河沟赵家坪朱永山为原型，创作了大型秧歌剧《周子山》。这部秧歌剧由马可、乐蒙、张鲁、刘炽配曲后上演，“从一些侧面，反映了革命事业开创阶段复杂艰苦的经历，在当时的新秧歌剧中，不仅规模最大，所反应的社会历史内容也最为深广”，“为延安时期大型歌剧的创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诗人公木，在采风中写了许多赞美和歌颂十里盐湾工人战天斗地跟着共产党走的秧歌词和诗歌，1953年结集以《十里盐湾》出版发行。

1944年4月28日至5月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开会总结延安各剧团、秧歌队的下乡经验，奖励下乡时创作的秧歌、戏剧共31个，其中一等奖中就有在马蹄沟编的秧歌剧《周子山》。于蓝还因演出秧歌剧《周子山》，获得了陕甘宁边区甲等文化奖。

著名作曲家、指挥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等职，1979年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的时乐濛回忆：“1943年冬，为了配合陕甘宁边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张庚同志带领着我们鲁艺的一个秧歌队到绥德地区进行演出活动。大型秧歌剧《周子山》就是当时的创作之一，写的是我游击队在土地革命时期攻打地主土围子黑龙寨的故事。其中有一场戏是上级派代表到游击队来帮助工作，情节是开秘密会议，研究作战方案。但是，作者和导演都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历和知识，无法动笔。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在子洲县的一个村子演出期间，一天晚上我们请来了一位老赤卫队员给我们作报告，并兼作我们的导演。戏开排了，排演场就是我们住的老乡家的一间砖砌的窑洞里。剧中演游击队的干部们，有的围坐在炕上的小桌旁，有的站在地上。刘炽同志饰上级代表。他从上级驻地匆忙赶到这里，一推开门，进到屋里就讲话。但刚一开口，老赤卫队员就制止说：‘不行！这是地下工作，情况复杂，斗争激烈，要先用暗号敲门，由屋里同志开门，才能进来。’演员们这样做了，又要讲话，老大爷仍然说：‘不行！怎么能这样放心进来？要是屁股后有坏人跟来怎么办？还得在门外仔细听听，观察观察动静……’演员们又照样做了之后，就讨论起来了。老大爷又制止说：‘还不行！如果这时敌人突然来了怎么办？得先商量个对付敌人的办法，做好安排才行。’这可把大家难住了，望着老赤卫队员：‘怎么知道敌人来了呢？用什么办法对付呢？……’老赤卫队员就向大家讲述了当时和敌人斗争的各种情况和办法，并对戏的情节内容作了细致安排。大家的情绪高涨起来了，按照他的要求，讨论得非常热烈。但是，老大爷却又用手示意大家停止讲话，并用轻而又紧张的声音对大家说：‘听！远处有狗叫，可能有情况！’室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在静听，寂静得几乎连地上掉根针的声音也能听得见。因为大家知道，几百米外对面的村子就是国民党统治区，而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骚扰、袭击和进犯是经常发生的，到绥西办事处时，领导同志曾一再嘱咐大家要提高警惕。现在，大家真的以为发生情况了。可是，老赤卫队员却又突然爽朗地大笑起来说：‘好！好！好！这才像个开秘密会的样子……’原来是这样！大家恍然大悟。”

《周子山》剧照

20世纪80年代任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于蓝在《记一次巡回演出实践》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最难忘的是在子洲县，为一位保卫边区而牺牲的烈士开追悼会，会场就在山半腰，山壑、崖边坐满了男女老乡，还有手持红缨枪的民兵，在一瞬间会场突然肃穆起来，所有人转看一个方向，原来烈士的妻子骑着毛驴缓缓地自远处而来。她穿着朴素的细棉衣，腰间系着厚厚的毛线腰带。她没有哭，没有喊，却令人感到那凝聚悲痛的，确实达到了‘真悲无声而哀’的境界。此刻，千百人关注着她，整个山壑里笼罩着悲壮肃穆的气氛。她并不漂亮，很普通，但却震动了我的心弦，我感到就是美，这真实、自然富有内涵的美，才是真正的美！她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这形象使我理解到她的生活历程：丰富而坎坷！后来我在五幕秧歌剧《周子山》中扮演农村地下党员马洪志的妻子，从她身上得到了极大启示，我不再追求那种双眼皮、高鼻梁、大眼睛的舞台美了，更多地寻求角色质朴的内在气质和特定环境中的真实逻辑与真实动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真情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