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为落实洛川会议“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的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由西北局调查研究局边区研究所的全体成员（其中有刘澜涛、柴树藩、于光远、彭平、梁洪、李舍、刘澜波、廖鲁言、王恩华、赵峰、贾拓夫等共30多人）组成的考察团，在西北局书记高岗的率领下，于当月来到了绥德。兵分两路之后，西路队来到了米脂、绥德管理的西川双湖峪、三皇峁、周家硷、三川口等地调查研究土地问题。回去后写成《双湖峪调查》《绥德双湖峪九乡二行政村调查》《双湖峪土地纠纷事件》《双湖峪调查土地变动中的艾绳义》《双湖峪农户家庭调查》等调查报告。

如《双湖峪九乡调查》中写道：“户口为百分之三的地主占有土地百分之三十三；富农一户占有全乡土地的百分之二点二；中农和富裕中农合起来占了百分之四十的土地（人口则为百分之二十七）；占户口半数（百分之四十九点二）的贫农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一。这就说明：地主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而广大的贫农则土地很少。”

高岗

考察团成员于光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荣誉学部委员，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顾问，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第一任理事长，中国环保战略研究中心主席，《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是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在调研中写的《烟洞沟煤窑调查》相当细：“一口不那么深、也不那么大的井，井口接上一个普通的从井底打水的那种辘轳，一条比较粗的麻绳挂着一个筐子，这就是煤的出口处，也是人进出煤窑的通道。有人一吆喝，知道煤已经装满了筐子，井口的人就用辘轳把它打上来，倒在旁边，然后再把筐子放进去，一天十几个小时生产出来的煤实在只有很少一点，但是挖煤的农民就靠它维持生计。人下井是一丝不挂的，只是头上戴上一个皮做的箍，箍上挂一盏小油灯照明。在井下一人一把尖䦆。(www.daowen.com)

烟洞沟的煤层很薄，有上下两层，一层比较厚，平均不到一米，只有七十厘米左右。还有一层更薄，平均只有三十厘米左右。两者加在一起只有一米，而在两层之间有三十厘米左右的夹层。要同时把它挖掉，在井内就要处理。这样一个连夹层一起不到一米半的空间，挖煤的人是站不起来的，只有斜躺着、跪着、坐着，变换着姿势去挖。挖下来的煤就用小车来拉，这小车只是一块只有半平方米左右的木板，下面钉着四个直径10厘米左右的铁轮，再用三根麻绳制成一条扁形的带绑在车上，靠肩拉车。在木板上装上了煤，就爬着把煤拉到井口。这样艰苦的生产条件，我以前也是没有听说过的。这回我坐了筐子下去走了一趟，是亲眼见到了。

这个煤窑的组织形式，我详细问了一下。二十个人下井劳动，得到的煤按二十五股分。每个下井的农民（矿工）一股。还有五股是‘英雄股’：即‘地主’（煤井所在土地的所有者）一股；‘出路’（从井口到大路经过的土地的所有者）一股（如果出路不止一家，这股就归几家分得）；‘外窑头’（搞销货的）一股；‘里窑头’（在井下指挥的）一股；还有一股，他们叫作什么我记不得了，就是勘探到这口井和还要继续勘探新井的‘技术专家’一股。分配的方法就这么简单，是一种合作的形式。

挖煤的人有一种迷信——供奉太上老君。他们还把井底发现的老鼠当作一种神灵，不允许伤害，说这是太上老君派来的。当时我想这里恐怕有一些道理，有生物存活的地方，空气条件比较好，生产比较安全。”这为我们今天了解当时的煤窑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