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保平

因为今天住在武康大楼的居民都是1949年后入住的，所以对1949年前的居民居住情况是缺失的，这是个很大的遗憾。为了弥补这个不足，我们通过湖南街道找到了湖南派出所（现在的湖南街道警署），试图找到当年户籍资料作些了解。那天，我是与街道办事处的刘烨一起去的。警署史教导员（相当部队的政委吧）和李副所长热情接待了我们。他们已事先调出了当年武康大楼的户籍档案，但按规定这些原件不能拍摄复印，我只能翻阅并选择一些个案作些记录。整整半天，我择要摘录了18位住户的材料。

户籍共五大本，每一本都很厚，我查了一本。封面写着“户口登记簿”，底下注明“徐汇公安分局”并有括号（警察署、派出所），册脊写着年代，如其中一册写明“（19）48—（19）56年（入住的），并标明淮海中路1850号50号—600号（的户籍）。我们翻到一本大都是1952年入住的，并以文化人为多。我有幸找到了赵丹、郑君里、王人美等的户籍档案，还有人民艺术剧院办公室副主任顾鉴、上海文化局青年团团委副书记田野、人民艺术剧院演员高重实、苏联影片出口协会仓库主任杨子时等。还有一位叫阿札木加的商人，新疆籍居民，迁入前住四平路饭店，1956年出国，国名缩写拉丁字母“gu.zo”,不知什么国家，那时出入似比较自由。

其他8位都是解放前入住的:

第一位户主章裘丽，女，1948年迁入，13岁，出生于1935年，在大学就学。弟弟章伟民（16岁）与她住一起。另有三名四五十岁的佣工也在户口里。1954年去香港。估计也是有钱人家。当时父母不在，请保姆照顾他们。姐弟俩走后，几位佣工迁到附近的天平路、兴国路去了（可能另外帮工）。

第二位孙长庆，41岁，留美学生，美军司令部职员，与他同在户口上的有：妹妹葛莱芳，30岁，美军通讯队职员。1938年9月13日迁往南京。当时连佣人共八人，什么时候迁入没有记载，可能在另一本登记册上。

第三位陆时南，出生写着“民前3年”（应该是指民国前3年吧），户口本上有一个“民前、国”的标志，把“国”划去就是“民前”。全户迁入于1938年4月22日，职业是建筑自由工程师，妻子家务。1950年6月22日全户迁至镇江将军巷42号（估计是老家）。

第四位张仁杰，大学（学历），民国10年（1921年）生，公司会计。妻，震旦大学毕业，家务。同住的还有弟弟，立信会计毕业（失业），也是1938年迁入，1950年迁出赴香港，家里有两位佣人。(www.daowen.com)

第五位是莫法乐、刘笃章（夫弟），从事电商贸易，迁入时间无，但于1952年迁往长乐路613弄6号3楼。

第六位蒋国莲，男，出生“1933.11.16”，已婚，小学三年，手艺工人，紫罗兰理发店理发员。“1948.2.5”迁入。户口上还有店的地址：淮海中路1840号，电话72897（此店就在武康大楼底下一层）。户籍显示，他是江苏江都曹黄区阿东第6村迁入。在这一户口里，还有他的同事胡贻江、王福云，一个是同村，另一个是江苏江都槐四区的，都只有小学文化，落在一个户口上，估计与他一起在理发店干活。

从这8位1949年前的住户情况看，除最后3位是一楼店铺紫罗兰理发店的职工，其他5位都是经商的和高级白领，或父母在香港子女在上海就学，好几家都有佣人，最多的一家有3位佣人。而武康大楼的设计都有专门的佣人房。

有研究者把武康大楼在1949年前入住情况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完全排斥华人入居（1925—1936），公寓建成后，入住大楼的全是法侨。或法租界官员，外国富商，从1937年上海字林洋行出版的英文《中国行名录》的“上海街道指南”栏目里记录的诺曼底公寓的63户住户户主姓名中，有嘉第火油物业公司销售总代理、美亚保险公司上海办事处经理、罗办臣央行老板以及西门子公司经理等人，他们当然均为欧美在沪侨民；第二期允许个别与法租界有公务或商务关系的华人入居（1936—1941）；第三期（1941—1945）1941年，在“归还租界”的大环境下，法租界居宅区对华人入居禁限不在有效，武康大楼入住了一批华人。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租界生存立命危机，管理失控，法商破产，武康大楼拍卖，孔祥熙的次女孔令俊（又名孔令伟）将大楼买下，自己住了进去。武康大楼产权实际归入孔祥熙名下。而当时尚未建新楼的诺曼底公寓设计就是63居户。因此，这个63户户主名录可能就是旧诺曼底公寓最初入户的住户名录。

从《中国行名录》所列举代表人物和我们从户籍档案查到的六七位户主看，1949年前的武康大楼住的大多是有较高收入的洋行高级管理人员和一些机构的高级职员。四九年后，大楼产权收归国有后，政府主要分配给南下军队干部、文化界人士和一些企事业单位的行政人员，也有少数解放前的资本家家属延续了下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房产市场的启动，武康大楼的产权和使用权也进入交易市场，居民的构成又发生较大的变化。

大门拱廊文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