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出生香港AZ电子材料集团中国香港地区总裁淮海中路1850号，1956年入住

访谈者：陈保平

我们当时进来，就是这样一整套，也就是说现在看到的这么一个格局，基本上整体格局没有变过。爸爸是搞工程建设的……对一些老的建筑，有他自己的一些观念，要保护好。

书房座椅

问：您是什么时候搬到这栋楼的？

答：说来也凑巧，我们搬过来是1956年6月17日，今天是6月18日，我算了一下，我们搬到武康大楼已经是59年了。我幼儿园读到中班过来的，在这里上幼儿园再到小学再到中学，一直到“文革”。“文革”期间比较走运，没有“上山下乡”，被分配在大中华橡胶厂做工人。改革开放后再读书，后来考到市政府去做公务员，外经贸委公务员，再出国读书。后来回来了就在外资企业工作到退休，现在退休了5年。基本上我从小到大，到工作都是在这儿的。对这幢大楼也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劳动车，又叫架子车，一种用人力拉推的两轮车，或用脚踩的装货的三轮车。

问：您小时候对武康大楼的记忆是怎样的？

答：当时，刚搬过来觉得大楼很有趣。特别是从一个小孩子的眼光来看，因为下面有个半圆形的券廊，现在还在。当时比现在更有趣一点，半圆券廊（内）有一些小摊。那些小摊就卖一些小东西，吃的东西还有玩的东西。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买一种叫“游戏棒”的玩具，大约2分钱一捆，比火柴略微长一点，两个人拿着游戏棒可以比谁的游戏棒更坚固。那时问妈妈讨了钱就去买这个东西，楼下有好几个摊。还有，我的记忆当中，到了下午有人做臭豆腐干，煎豆腐的时候那个香气啊，整条街都是。（臭豆腐干）2分一块，只要2分钱丢在筒里面就可以拿一块吃。跟我斗游戏棒的小朋友也住在大楼里，也有我的同学。我在淮海中路第二小学，现在叫乌鲁木齐路幼儿园的地方。

有些小学同学现在还保持联络。我现在有一个习惯，写一些回忆，投在《新民晚报》。大概两年前，有篇文章就回忆了一个我小学里的同学。我们读书的时候下午要上四节课，他呢，只上三节课就离开了，老师也不骂他。后来看到他就在兴国路那边帮人家炸那个油墩子，我就明白了，他就是上三节课以后就去炸油墩子了。兴国路这个地方原来就是菜场，路边的小吃摊很多。他家境比较困难，我记得有一天，我问母亲要粮票，拿了大概三四斤粮票给他。他家就住在当时的1754弄，现在可能改掉了。他家里就一间房间，大概比我家客厅还小，他妹妹、母亲……挤在一起，很贫困。父亲据说是“反革命”被抓进去了，全家的生活都是靠他母亲拉那种“劳动车”，很微薄的收入。所以他上三节课后必须去弄油墩子，帮助维持家里的开销。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因为）我和他有很长的交往，后来他在兴国路摆摊卖鱼啊什么，我们也经常去关照他的（生意）。后来80年代改革开放了，他在那边烘山芋，我看他衣服沾了很多火星，就找了几件旧外套送给他。他硬要请我去泰安路兴国路的一家饭店吃饭，他说：“你以后外套不要送给我了，我赚的钱一定比你多。”那时候，八三年八四年吧，他已经在浦东买房子了。我一听很吃惊，八几年我的工资40块不到，他已经在浦东买房子了。但他30多岁的人，但看起来六十几岁，头发都白了。为什么呢？每天早晨他要烫山芋，要在开水里烫，还要刮鳝丝，所以他能够买房子，可以想象他付出了多么辛苦的劳动。所以，有一些小时候的同学，还有一些故事啊，始终在我的脑海里，也是跟武康大楼有关的。

保留完好的房门细节

问：（小时候）有没有带小朋友回家玩？

答：那时放学以后，有一个课余小组，就是大家（一起）做功课。在我家做，也到其他同学家里做。像我隔壁602室，那是我们一位姓沈的同学（家），我们也到他家去做功课。谈到602呢，我就要补充一段了。那位沈先生，也是上海很有名的一个人啦，他是收藏照相机的。在“文革”抄家的时候，被抄出来几十台照相机。他家里还有录音的设备，那时候录音不像现在这么普及，那时候的录音都是那种弹片样的。（因为）有这样的设备，当时有很多音乐界的人士都到他家里访问。我那时喜欢摄影，和他成了忘年交。

保护完好的门把手

问：你好像不仅喜欢摄影还喜欢古典音乐，这个和602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答：我想应该是有关联的，从小在这个环境长大，多少都受这方面的影响。

问：后来沈先生怎么样了？

答：沈先生应该是这样的，他属于工商业者，在“文革”时呢，算是资本家，受到冲击。（但）他个性非常乐观，记得有一次路上碰到他，说要去吃一毛二分钱一碗的葱油拌面，他说这个是他最喜欢吃的。而且尽管他当时的生活非常拮据，“文革”的时候，但他还是有很平稳的心态。改革开放以后，他也是落实政策什么的，原来的一些朋友也不断来找他。总的来讲，他的后半生还是非常愉快的，后来他们家把房子卖掉了。

供给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对部分工作人员实行免费供给生活必需品的一种分配制度，供给范围包括个人的衣、食（分大、中、小灶）、住、行、学习等必须用品和一些零用津贴，还包括在革命队伍中结婚所生育的子女的生活费、保育费等。

问：（你们家）是买下来还是分的房子？怎么一个过程还记得吗？

答：当时我们是租赁的。我们原来住在陕西北路，五几年的时候，那个房东要收回房子。武康大楼是我父亲当时的工作单位分配给他的，他当时在职位上有了一个提升，可以分到武康大楼的房子，但是租的。当时我和爸爸妈妈来看房子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大楼地板很干净。这么大的孩子马上就躺下去，就是因为地板很干净，那个时候印象蛮深的。我爸爸（搬）进来的时候，还享受“供给制”。啥叫供给制，一个房间（提供）一个电灯泡，一个月（收）电费一毛钱。我们这六七间房间，六七个电灯泡，随便你用的，只收七毛钱。那时没有电视机，也没别的电器设备。所以我到了武康大楼，印象最深的就是电灯泡都是100瓦的。这个（供给制）大概只执行了很短的时间，后来到了五七年以后就取消了，灯泡都换了，用自己的了。

问：有没有好奇这个房子以前是谁在住啊？

答：详细的情况并不知道，后来听周围邻居讲，原来的住户五三、五四年去香港了。就是1949年时还比较稳定，但到了五三、五四年以后有些原来（住）在这里的一些人就出国啊，或者到香港去了。

问：你那个时候来的时候，这个房子当时的格局是怎样的？

答：我们当时进来，就是这样一整套，也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么一个格局，整体格局基本上没有变过。爸爸是搞工程建设的，所以他对这种上海的建筑和一些市政规划都很重视，对一些老的建筑，也有他自己的一些观念，要保护好。所以这方面，我也是受家庭的影响。我没有像很多家庭（那样），把这堵墙推倒，整个厅扩大，改变这个房屋的结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做法。9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喜欢装修房子，把房子搞得很现代化。当时我还记得，我们要装修房子的时候，装修工建议把所有的墙全部敲掉，把这些门也全部敲掉，“我给你重新做现代化的布局”。我说你什么都不要动，你装修原来怎么样就怎么样做。

问：小时候你住在哪个房间？

答：我就住在这儿（现在的客厅）。

问：慢慢长大后，对这个房子有没有新的感觉？

门厅的过道

答：其实，这个房子，刚搬来的时候，我和我姐姐都住在这个房间（现在做客厅了）。那时一家有六口人，爸妈、祖父和三个小孩。现在的书房当时是祖父的卧房兼书房，现在这间房间还原封不动做书房的原因，是为了纪念祖父。祖父在书房里看书写字，到了晚年以后，身体不太好，就在书房里面养病。我和他的接触比较多，他教我英文，从很小的时候就教我英文。还给我讲《三国演义》，当时天平路淮海路那个书亭，他带我去买《三国演义》连环画。我记得大概一套是60册，它是跳着出版的，不是一、二、三、四连续出，所以我们经常去。一个星期要去两次，去看有没有新的，有新的就买，后来就收齐了，60册全部收齐。现在的这个书房，在当初做书房的时候，我特意做了一个红木的书桌。这个书桌与祖父当时的书桌完全一样的，位置也一样。当然式样不可能百分百一样，但是仿造他书桌的式样，凭我的记忆，还特意让家具公司做了一个垫脚板。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祖父在垫脚板上面放了一个饼干箱，里面有饼干。我小学的时候放学回家，他会给我吃两块饼干。饼干味道特别好吃，那时是三年困难时期，六〇年、六一年，两块饼干不够（吃），这个饼干箱对我来说是太诱惑啦。他在看书的时候，我就钻到下面去，拿箱子。那时候我想祖父也不知道我拿他饼干吃，他老了，好像反应都比较迟钝。现在，我感觉祖父他是完全知道的，装作不知道。有时候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讲，也是一种爱，他就是让你多吃饼干。

问：爸爸妈妈啥时候过世的？

答：爸爸是九五年去世，妈妈是2001年。6月5号（我）在《新民晚报》上有一篇文章，写的就是书房。这里我就回忆到，祖父和我小时候的记忆，教我英文。祖父是民国初年研究英文语言，编英文杂志，商务印刷馆的。他是清末的秀才，在中国读的大学，后来自学英语，再后来到了商务印刷馆。陈望道介绍他做上海大学英语系代主任。我父亲是交通大学（毕业的）。我的小孩在美国工作。

问：您和太太也是在这里结婚的吗？

答：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就住在当中的一间房间，也就是我们现在卧室。那时应该说是两代人住在这里，我祖父在“文革”以前就去世了。结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各方面比较宽松。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是我们结婚时，淮海路的人民照相馆可以拍婚纱摄影了。那时那个摄影师，因为我认识他，他打电话告诉我刚来了一套新婚纱是干净的，让我们马上去。我们马上就过去拍了，不像现在好像拍照要拍几百张几千张，当时几张就拍好了。婚纱有头纱。我们家里面始终和长辈的关系都相处得很好。五个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小的，大家都经常回这边，武康大楼是聚集的中心，可能是因为父母曾经住在这边，大半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所以大家都会来我家聚会纪念父母。现在父母都去世了，这样一个习惯，延续到今天。

问：你们家聚会的习惯是怎样的？是一起吃年夜饭呢，还是找一个日子聚餐？

答：都有。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年夜饭，当时我爸爸“文革”以后恢复工作，以前抄家的东西发还了，上面贴了标签，标签都没有撕掉就还给我们了，有字画也有玉器什么东西。还有一年除夕，也是吃年夜饭，那时好像还没有春节晚会，我爸爸说大家吃完年夜饭后，有余兴节目。他把抄家送回来的东西，送给我们每个子女。他采取抽签的办法送给子女，给我们做一个纪念。这些都是我父母非常珍爱的东西，父母就这样把这些东西给了子女。

陈望道，（1899—1977）男，中国著名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共产党宣言》首译者，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

厨房

问：您小时候和现在这栋楼变化比较大的是什么？

答：变化蛮大的。我觉得从大楼本身来讲有变化，大家都知道的。原来没有空调，房子是干干净净，现在大家装空调室外机啊，哎呦，走廊里也有各种各样的线路、管道。但是有一点非常好，政府也出了大量的资金，几年以前也重新做了规划，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举措。他们没有把这栋楼改得很现代化，把墙都敲掉。多次的大修，能够修旧如旧，这一点我觉得徐汇区房管部门同志做得相当不错。所以现在，像我们平常走出去，看到人家把这儿当作一处旅游景点，大家都来这拍照，而且能看得出很多人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的。从我们三代人住在这里这么多年数，我们觉得这栋房子能得到现在这样的重视，我们从心里面觉得很开心。当然了，你说住在这里，对这个房子，更重要的是对这些住在房子里的人更有感受。

最大的变化还是人的变化，邻居，特别我们家左右两边的邻居的变化。我刚刚讲过沈先生一样的房子已经变了，现在是另外一个人家。原来600号的邻居，也是上海很有名的一个医生，他在“文革”期间搬掉了。但我觉得，我不是说现在不好，现在有现在的好。你比如说，为什么我现在还要生活在这里，我喜欢武康大楼的一个原因，是住的人的多样性。这里各种各样身份的人都有，有公务员、搞艺术的，也有一些技术人员，也有很多外国人。所以我喜欢武康大楼邻居的多样性。(www.daowen.com)

确实，后来邻居间打交道没有原来那么频繁，那么多，主要是因为工作压力非常大。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我几乎没空余时间，常常出差，每天早出晚归，很少有机会跟邻居进行比较深入的沟通。可能我太太沟通会多一点，情况也不完全一样。但这不妨碍你觉得自己生活的环境有一种多样性。像是我们隔壁的人喜欢养鸟，我就觉得很有趣，这个鸟笼就放在走廊里，他这个兴趣已经几十年了。603和楼上也有两个老外，我们经常谈话，有时他来家里喝茶，经常有。很多外国人很喜欢上海的这种老房子，他不一定是住不起其他的更豪华的房子，他喜欢和当地的居民住在一起。我和他们接触的原因呢，我们可以英语沟通，他们可能觉得英语沟通的人不多，他们就喜欢来问我。

问：通常会问你什么问题？

答：有时候他们碰到一些房子的问题，比如房子哪里坏了，要怎么修，他会把我作为第一个咨询的对象。比如下水道，比如一次窗台漏水什么的，我当然就帮他联系一下。我觉得他们住在这边，有时也会觉得有些不方便，他们也需要有一些能和他们沟通的人。所以这个，在武康大楼（住的人）的多样性，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人，这个可能也是它的一个特点，与原来“文革”以前的状况可能并不完全一样。

问：“文革”中房子受到过破坏吗？

答：运气比较好的是，这套房子在“文革”中，也没受到破坏。而且房间的水波纹的玻璃窗都是原配的，很多人家都看不到了，他们玻璃破掉一块，再去配，配上去和原来的不搭。这有点运气，这个时候正好我爸爸“文革”中受到冲击，房源紧。我爸爸请单位里的“造反派”用这间房子做办公室，我们当时住到旁边的两间里。那个时候办公室里的“造反派”比较正规，做了两三个月后的办公室后，他们觉得这里不方便。设计院一般都在市中心，所以他们后来把办公室搬去黄浦区了。爸爸作为工程局的人对设计比较熟悉，和他们的关系比较好，他们走了，房子又还给了我们。房间钥匙和一些设施一直保持到今天，原配的水波纹玻璃都保留到今天。我希望这房子能在我手里保护好，让这个房子有个历史的意义。

问：很多人会研究武康大楼，您会这么做吗？

答：我对这方面有一定的兴趣，我看过网上的资料，对武康路武康大楼的一些研究。我觉得他们对事实的把握并不是非常准确。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都知道，原来那个电影明星叫上官云珠，在“文革”时期受迫害，比较惨的，她后来是跳楼自杀的。我也看到网上有介绍，说她就是在这幢楼跳下去自杀的，其实这个完全是错误的。武康大楼有人跳楼自杀，确有其事，这个跳楼的人就从7楼跳下去的，我当时也看到了。那时大概七〇年七一年，我20几岁。有很多事情都是张冠李戴。他跳下去的时候，下面原来有两个篷，这个篷呢，是早上卖早点的，现在拆掉了。他跳下去的时候并没有死，因为那个篷等于是起了一个支撑的作用。后来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但这个不是上官云珠，她也不住在这里。

问：您在这栋楼里还碰到过其他的名人吗？

答：那应该有，那时文艺界的人不少。老早有一个演老太婆的演员，她的先生叫孟君谋，我和他们有一点接触的。他们夫妇对人很和蔼可亲，我当时只有十几岁，在他们家打乒乓（球）。他们家书多，借书看。印象很深的有一次，那时我只是中学生，五十一中学，电梯里碰到她，讲话大大咧咧的，她听说我蛮喜欢写文章，就叫我欢喜写就大胆写。他们家《人民文学》的杂志很多，叫我拿去看，我当时开心得不得了。“文革”后，都没有什么书。1957年第7期所有文章仔仔细细地都看了。比如宗璞写的《红豆》。

问：你小时候在武康大楼成长过程中，还有什么回忆或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

答：我对武康大楼的感情很深，因为在这里很久时间，有好的印象，也有负面的感觉。“文革”时发生的事情，凡是抄过家的人都不许坐电梯，下面有红卫兵站在那边。像我父母亲工作回来，已经很累了，不好坐电梯都要走上去，觉得我住在武康大楼真是受罪。工作压力已经很大了，下班回来还不能坐电梯，差不多有一年的时候。红卫兵在下面甚至可以搜查你，你带了点啥回来都可以搜查你。对我们小一辈还好，但对我们上一辈受到冲击的人采取很严厉的措施。比较走运的是，这个时间很短。后来有一个“清理阶级队伍”特别恐怖。有人讲武康大楼是“上海跳水池”，为啥叫我们上海跳水池，“文革”后期，大概六八年到七二年，大概有10个人跳楼。有个邻居，我和她常有接触的，跳了下去。还有人不是住这里的，因为这里房子高，跑进来就跳下去。熟悉的那个跳楼的邻居是504的，像现在的楼组长，人很好。因为她有文化，那时（有文化的）大多数都是资本家的家属，她先生是资本家，他们对她进行各种人身攻击，这个是我亲眼看到，很多带有人格侮辱，她就受不了。最后触发她自杀是因为她儿子，和我也蛮熟的，不知道啥事情，把她儿子当“反革命”抓进去了，这个让她崩溃了，觉得一点希望都没了。

问：改革开放以后，觉得这里对你来讲变化大吗？

答：改革开放以后，这里面可以分几个阶段，变化最大的是在90年代。房改政策出来了以后，房子可以自己买下来，变化相当大。很多人家搬出去，将房子卖出去。我有个体会，再搬进来的人家层次有一些差别，积极的一方面，现在给人的感觉，武康大楼有点比较市民化了。

房内的走廊

问：过了“解放初期”、“文革”、改革开放到现在，人身上有啥没变化的吗？这60年里，居民的特点是什么？

答：我想讲一件事。我在七十年代“文革”当中我去王勇家拜访。他的祖父叫王人艺。早时有个王人美，王人美的哥哥还是弟弟就是王人艺。他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个小提琴教授。我和王人艺接触，不是因为音乐。他有两个爱好，一个是拉小提琴，一个喜欢围棋。那时我有个朋友是业余围棋三段，我就把他介绍给王人艺。“文革”时外面风声紧，我到他家去，毛主席语录在墙上贴好，他夫人邓宗衍，也是武康大楼的一位老居民了，给我们喝茶。喝茶的时候，在70年代每个茶杯下面有托盘，用茶壶倒（茶），漏掉一点水，手里有一块布来擦。当时我体会到上海人家有一些生活习惯，不管你“文革”怎么样，搞得天昏地黑，她都会坚持的。我对他们家印象深刻。还有就是，我们一楼有个老寿星，邵洛羊。他比我们在这栋楼的年数还要长。

问：对这些老人家你们还熟悉吗？

答：熟悉的，像我们这样的大概也就五六家了，不大会超过10家的。

问：改革开放以后，这栋房子里面的人员变化比较大。随着国家的房改政策，你现在买下来了？

答：买下来了。

王人艺，（1912—1985）著名音乐家，原名王人蒸，湖南知名教育家，毛泽东主席授业恩师王正权之子，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王人美胞兄，原籍湖南浏阳大瑶。

问：买下来后很多人都装修。可以说，我们听居委会书记介绍多数人都装修，只有您这间保护得最好，我想问问为啥道理这么多年，从令尊到您这一代从没想过要装修？

答：我这个房子你们看到的格局，这个装修是在2000年（做的）。当时我请了好几个装修队，让他们提出一些建议。当时一个搞装修的人，自以为自己外面帮人家装修得很好，老新潮的，建议我把墙头都敲了，重新分割和组合。我让他啥也不要动，我装修就要按原来的样子装修。我后来没有请他们，但我知道这里有几套房子就是像他讲的重新分割。一方面是有家里的影响，我爸爸是工程设计人员，他对上海的市政建设，对上海的城市规划，对市政建设很关心，他设计了很多自来水厂。他就一直讲这个房子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不要去动它。这是受到家庭影响，还有我本人比较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两方面相互影响。

周炳揆；还在使用的老式钥匙

事实上，我认为20世纪20年代，设计的房子的观念很先进。一进来生活中需要的都有，比如说保姆间、厨房间，还有两个小间（储藏间），都考虑进去了。我觉得现在装修并不先进。当时设计这个房子的时候，这些功能都用上了。只有住在这里住的时间长了，人家看觉得这里是缺点，其实都是优点，包括它的层高。很多人家为了中央空调，做了吊顶。中央空调是舒服了，但我坚决反对，顶是绝对不动。现在只有我还在用窗式空调，为啥坚持到现在呢，是结构简单，不破坏房子，不打洞。人家把百叶窗丢了，我把人家丢的捡回来，要是我家的坏了就可以用这个补。

问：据居委会说，这栋大楼外面在世博会的时候，把阳台上的铁栏杆拆掉很多。（这是有点可惜的）

答：有一些变动呢，是无可挽回了。为啥呢，原来有水汀片，有热气，锅炉房老早变成荣升饭店，现在变成精品店。70年代最后，水汀片从大楼里移出去了，1949年后大概就不用了，供暖设备都没了。

问：房子会一直住下去？有没有别的考虑？

答：对我们来说，因为这个房子应该讲是父母亲留给我的，我们也非常喜欢这个房子。刚刚我也讲到了，这个房子等于是除了居住的作用以外，还带有对长辈的纪念。我是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要把房子保留好，至于我身后的事情，我就不做安排，应该顺其自然。

窗台；书房一角

问：周老师，您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作为口述历史，保留下来可以让后世了解的事情，或者您还有什么想法，可以说一说。

答：我有两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呢，武康大楼在武康路上有个2层楼的车库，1700个平方米。搬进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车库里有一间房间，把没用的东西堆在里面。后头五八年的时候，“大跃进”的时候，居委会就把它要走了。当时我爸爸周家民，我妈妈杨美贞与居委会特议过一个口头的协议，达成一个交换。我父亲上班时候有一部车子接送，这个位置给他放车子，上面的房间已经收掉了，等于住进去一家人家，楼下我爸爸单位驾驶员把他送回来以后，车子就停在汽车间里，一直停到“文革”。“文革”时他坐26路去上班了，这件事就没有下文了。我讲到这个不是说我要把房间拿回来，这个两层楼的汽车房和武康大楼是配套的，当时大楼设计已经考虑是有汽车的，有斜坡的。汽车间二楼还有游泳池。

问：现在汽车间派啥用场？

答：现在到二楼的平台花园去看，都住了39户人家。（按：现在这个房子属于高建物业的，付租金住）我觉得，这个汽车间和游泳池、设备什么的，是不是有可能恢复原状，把设备保留，挽救下来。

第二个事情，是我们最后一次大修在2008年、2009年，世博会的时候。他们蛮负责的。但做的这个空调架子很难看，视线都挡掉了。没几家人家用，结果就变成垃圾桶。这个当初就不该造，花了钞票去造这个，没意思。今后再有机会大修，可以不用做这样的东西了，不讨好的事情。

问：当时有没有人让您做世博人家？

答：没有，当时我一直出差。

采访后记：

周炳揆家是我们访谈对象中房子保护得最好的。他在这里住了60年，至今保持房屋原貌。除了统一拆除的热水汀、烫衣板等，他没有动屋里的任何结构。他不忍墙面打洞，宁可用窗式空调。于是你就会想，为什么他就保护得好？是不是与他的家教有关？他祖父是清末秀才，后来自学英语，有中西方文化的涵养，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父亲是搞工程设计的，一直就爱惜好的建筑，常常言传身教。周先生虽长期从事外贸工作，但热爱文化艺术，有很好的品位。从谈吐中也可以发现，周先生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无论对祖父、父母、同学、邻居，包括这幢楼，都怀有深深的眷恋，爱人惜物，他都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