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武康大楼集体记忆:文革中的跳水台自杀

武康大楼集体记忆:文革中的跳水台自杀

时间:2023-08-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些未经处理的的产业移交中央信托局继续处理。相对个人的述说,我们更看重他们集体的记忆。除少数几家部队家庭未受冲击,许多人都成了“革命对象”,这也是访谈时口述者共同的记忆。本书的作者在采访过程中和武康大楼里的居住者一起交谈关于这幢楼文革中自杀的人数,每个人的回忆不太一样,但“跳水台”这个地标是他们集体的记忆。显然,住在这里的是一群文明素养较高的居民,从他们的谈吐

武康大楼集体记忆:文革中的跳水台自杀

陈保平

武康大楼现有居民143户。其中主楼 96 户,新楼9户,辅楼汽车间改造的38户。老住户大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政府分配入住的;也有一部分是“文革”动荡时各种原因入住的;改革开放后,房产进入交易市场,一部分老住户买下了原来的住房(如王文娟、周炳揆、王勇、秦忠明等),也有不少是后来买下搬进来的(如刘瑞璐等),还有一些当年警备区分配的住户(如许宝英、童荣生等),部队规定不能买卖,所以至今交付低廉的租金;另外就是有些业主把房子出租给外来租客(如张霞等)。

从职业情况看,当时的老住户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警备区的军队干部和政府部门的官员,二是文化界的人士,三是工商业者,四是住在汽车间的普通劳动者。房屋可以买卖后,新进住户的职业就比原来要复杂些,但就其经济地位来看,大都是中产阶层或以上吧。而居住者的文化程度从1949年以来到现在,大抵保持着一半以上是大学毕业。我们是在做了一定的案头工作后,请湖南街道组织召开了一个近三十人的武康大楼居民座谈会。从中选择了不同年代入住、不同房产性质、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十几位有代表性的居住者,还有两位访谈者是与大楼有密切关系的居委会书记柏祖芳、大楼物业经理杨继强。

武康大楼产权的变化,最能反映出时代的变迁。这幢楼最初属于法租界的一家私营公司。抗战胜利后,租界取消,原为日本公司所有房地产,均收为国民政府所有。一些未经处理的的产业移交中央信托局继续处理。武康大楼当时就属这类未了产权。后来据说孔祥熙和他女儿孔令伟买下该楼。但孔家的财富积累一直受到外界质疑。1948年蒋经国来上海“打老虎”,就把孔家作为重点监视对象。1949年上海解放,人民政府把这幢楼作为敌产没收,划拨给徐汇区房管局管理。除部分解放前留住工商业主的房子保持不变,大部分房子都由政府部门分给南下干部、部队家属、文化界人士。这一方面与这一区域文化单位较集中有关(如音乐学院、交响乐团、电影公司等),另一方面反映出刚解放时党对文化界人士的重视。

本书作者在采访过程中和武康大楼里的居住者一起交谈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里的居民都向房管局交房租,根据面积大小,几元、十几元不等。之后,大多数居住者都先后买下了住房。早一点买的几十万元,稍后些也不过一两百万,现在都翻了十几倍。(如今物业费每平方米四元)口述者中许宝英、童荣生家因部队规定不能买,她们至今付着几十元的月租。但许宝英对同为部队的一位上级买下了武康大楼的住房甚为不解。刘瑞璐夫妇是2006年通过广告从中介公司买下这套房。这个时候,一些已买下产权的老住户出于两代人分居更合适、或觉得新建房设施较完备、差价更合算等原因,把房卖掉的多了起来。也有一些像王文娟老师那样,房子出租,自己去女儿那住了。总之,住宅市场化后,武康大楼自建成以来,第一次发生了个人拥有产权的情况。租赁者身份相对整齐,上海人户籍居多的状况开始改变,许多外地人、外国人相继住进武康大楼。它也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和流动性的反映。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武康大楼的住户会越来越年轻化,文化也会更具多样性。上海这个移民城市就是这样在原住民和外来者、在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中激发活力。

从每个人的口述来看,大抵是围绕自家在这幢楼的个人生命史展开的。但每人情况不同,有的脉络清楚,叙述详尽,有的则据问而答,略有保留。但即使如此,我们仍能通过他们的叙述,看到大历史在这幢楼里留下的印记:孔祥熙的财产、蒋经国的“打老虎”、宋庆龄的来客、周恩来与大楼内文艺界人士的呼应、江青突然造访郑君里家、张春桥妻女的仓皇出逃……当然,还有像沈仲章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偷运“居延汉简”,为中国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曾长期住在这里。如果武康大楼缺失这些风云人物,没有居住者耳闻目睹的这些故事,仅仅作为一个建筑典范,居住者的口述价值就会减弱许多。

相对个人的述说,我们更看重他们集体的记忆。有些事被述说者重复提到,说明大家印象深刻。更多的事虽然从不同的个人叙述出发,但彼此的感受相同。如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文革”前的那个年代,大家的总体感受还是正面的。对新社会有着热情和期待,工作上普遍爱岗敬业,像那位被居民赞誉的管理员“老叶”、护士长许宝英等,都是上海职业素养的代表。人与人之间关系也比较简单、平等。主楼与汽车间的孩子一起读书、一起玩,并无阶层的隔阂。偶尔有贫困和饥饿的记忆,如“孩子对饼干的渴望”“阳台上养鸡取蛋”等,但那时并无精神上的恐惧、压抑、茫然。大家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高,遇到一些困难也会想是暂时的,大家相信未来是美好的。紧接着就是“文革”的开始。由于这幢楼许多居住者身份的原因,这里成了重灾区。除少数几家部队家庭未受冲击,许多人都成了“革命对象”,这也是访谈时口述者共同的记忆。每个人说起自家的经历宛如就在昨日。90多岁的王文娟,好些事情记不清楚了,但说起红卫兵一次次敲门时母亲的恐惧、孩子的惊吓;孙道临对着红卫兵读检查的场景,仍然嗓门响亮,情绪激动。好几位口述者当年都是孩子(如林江鸣、周炳揆),他们亲历的故事过去了几十年,说起来还是声情并茂。对自己年幼时的无知、盲从现在也可以用自嘲的方式来对待了。(www.daowen.com)

本书的作者在采访过程中和武康大楼里的居住者一起交谈

关于这幢楼文革中自杀的人数,每个人的回忆不太一样,但“跳水台”这个地标是他们集体的记忆。

从改革开放始至今的这段回忆还是最清晰的。湖南街区、武康路、武康大楼的变化,大家身临其境,常有日新月异之感。从个人生活而言,都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有的人获得多一点,感受强烈些,有的人获得少一些,感受就弱一点。但即使像汽车间的住户,也有不少已在外面购置了新房。劳动可致富,在周炳揆的叙述中有生动案例:他当年一位同学家里穷,为帮母亲氽油墩子,经常逃课。后来做个体户,摆鱼摊,结果最早在浦东买了房。而另一面呢,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变,对物质和金钱愈加看重,人情似变淡漠了。口述者唐桂林反复讲到的邻里情,似乎在人们普遍贫穷、把物看淡的时候才会有。而“文革”中抢房、占房恰恰说明,“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是多么虚幻的现实。

显然,住在这里的是一群文明素养较高的居民,从他们的谈吐中可以发现,他们对这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也是有批评的。比如对法治不全、权力过于任性、职业素养下降等,但他们的态度是善意的、平和的。他们有自己的“在地意识”,不只是对居住地怀有感情,更有对居住地价值的认知。作为生命共同体,他们也有很强的参与公共事务、维护有序公共空间的责任感。这从几位担任过楼道组长,热心公益活动的口述者身上可以看到。居委会书记柏祖芳也详尽介绍了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居民整体文明素养较高的环境里,民主的推行还是有效的。他们不久前建立的“老洋房新生活”平台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作为保护建筑,武康大楼的老居民也有担心,那些新搬进来的业主,他们会爱惜和保护老房子吗?他们会不会只看重这里的名声或地价?所谓保护建筑,最主要的保护者是两个:一个是政府(当然是依靠专家的政府),一个就是住在里面的居民。无论是外墙面的修葺,还是内部装修,都不能过于随意、粗鲁。就像童荣生教授在访谈中也讲到的:要建立一套制度,这幢房子什么可动,什么不可动;什么可以更新,什么就是要保持原状,操作应有程序、要有合法的部门审核批准。这才是武康大楼未来的百年大计,也是新一代居住者应去承担的责任。

黄淑芳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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