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以后，废止了唐宋时推行的棋待诏制度，但围棋继续在宫廷之内流行，如元人虞集就在《玄玄棋经》的序言中讲：“先皇帝（元文宗）以万机之暇，游衍群艺，诏国师以名弈，”当时虞集也侍奉在左右。明代也有诏国手进京弈棋的记载。但同时，元明清三代的围棋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在民间，这是古代城市继续发展和城市娱乐活动发展繁荣的必然结果。元代戏剧作家关汉卿曾在散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王当王当一粒铜豌豆。……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可见当时社会时尚中围棋是最流行的技艺之一。

元人对围棋史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出版了《玄玄棋经》。《玄玄棋经》本名《玄玄集》，取《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寓意，因为集中收有张拟的《棋经十三篇》，后人通称为《玄玄棋经》。此书初刻于元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作者是江西庐陵（今九江）人严德甫和晏天章。至正七年秋天，两人携书稿拜见当时的棋坛名人，原翰林直学士虞集，虞集阅后大为赞赏，并为之序。

全书分为礼、乐、射、御、书、数六卷。内容包括文字作品，前朝古谱以及死活、定式等问题的研究。而且，由于宋人编刻的棋谱《忘忧清乐集》因战乱失传，直至清嘉庆时的黄丕烈觅得宋刻本后才广为流传，因而《玄玄棋经》成为元明至清中叶四百多年间最为流传的唯一之古谱，在棋史上地位极其重要。但它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其中的定式和死活问题，此书当时便传入日本，日本棋手爱之若宝，直至现代还翻印此书，将它和后来的《官子谱》誉为“诘棋”（即死活、官子等问题）两大名著。体现了时人对围棋基本死活形状的感觉。

明朝的围棋活动似乎开展得更为广泛。太祖朱元璋当年混迹下层，“手艺事无所不通”，而且好下快棋，“相传其与人对弈，无论棋品高低，必胜一子。”（见清魏瑛《耕兰杂录》）。刘伯温也下棋，明人王文禄《龙兴慈记》记载了一则轶事：一日半夜刘基敲开宫门要求与朱元璋下棋，局中有人报告“太仓灾”，太祖欲亲自往救，刘基止住了他，命一内使前往，结果内使被刺杀于车中。刘基对太祖说：“我看到天象有变，故特来救驾。”但明太祖却不许臣民下棋，他在南京造了一座“逍遥楼”，“见人博弈者，养禽鸟者，游手游食者，拘于楼上，使之逍遥，尽皆饿死。”（见明人周漫士《金陵琐事》）

也许朱元璋的禁令曾一度抑制过民间围棋活动，但不久弈风又盛，尤其是到了明成祖的时候。明成祖本人就爱下棋，据《明史·盛寅传》记载，御医盛寅帮明成祖治好了风湿病。“他日，（盛寅）与同官对弈御药房。帝猝至，两人敛枰伏地谢死罪。帝命终之，且坐以观之。寅胜，帝喜，命赋诗，立就。帝益喜，赐象牙棋枰，并词一阕。”足见其对围棋之喜爱。明成祖还将当时国手驿召至京，在御前对局。

明初最著名的国手是相礼（字子先）和楼得达。相子先是江浙人，在元末便颇有弈名，太祖曾将他“召至京师，厚赐遣还，”刘基也“常为文赠之”，是明初第一国手。（见清《松江府志》）楼得达是宁波人，出道比相礼晚，据《宁波府志》载，明成祖永乐初，两人同被召入宫中下棋，相子先自谓天下无敌手，看不起楼得达，但结果“得达弈屡胜。”回到江阴家中，相礼又被一名不见经传的和尚杀败（见明陆深《玉堂漫笔》）。可见民间实在是藏龙卧虎之处。

到了明朝中叶，民间棋手自发地形成了按地域而分的棋派，这在中国围棋发展史上是个新事物。据王世贞《弈旨》的评说，永嘉派首领鲍一中“如淮阴侯，有搏沙之巧”；新安派的程汝亮有如“诸葛修不破之法”；京师派的李釜具“武安君横压卵之威”，颜伦则挟“孙吴必胜之算”。另外，永嘉旗下有李冲、周源、徐希圣；程汝亮旗下有汪曙、方子谦；足见当时弈坛盛况。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三派四大家鼎立之前的宁波人范洪，有高士之志，弈棋以自娱，出道后与人下棋不求大胜，但毕生未输过一局，“时人以金忠，卜；袁珙，相；吕纪，画；范洪，棋；为四绝云”（见清《宁波府志》）。

明末棋手有朱玉亭、苏具瞻、程白水、林符卿等人，而林符卿最为晚出，棋艺为诸人冠。也许是有感于弈坛如战国争雄，林符卿有言感慨至深，但也极为狂妄：“四海之内，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非徒胜我者不可得，即论敌手，闻无其人。吾不取法于人与谱，而法棋枰为师。即神仙复出，自三子而上，不敢多让矣。”言下颇有“独孤求败”之意。但一当他遇上年仅十一岁的过百龄，竟连输三盘。（见秦松龄《苍岘集·过文年传》）(www.daowen.com)

过百龄时代的到来，预示着中国古典围棋极盛时期的即将来到。过百龄（1587—1657），名文年，江苏无锡人。著有《官子谱》、《三子谱》、《四子谱》，还校定过陆玄宇父子辑录的明代棋谱《仙机武库》。过百龄的代表作是《四子谱》，他在围棋史上最大的贡献是改变了对局时开局惯用的镇神头、金井栏、大铁网、小铁网等传统定式，对倚盖定式作了开创性的探索，改革了一代棋风。倚盖定式后经周予的进一步研究，对各种变化作了详细分析，至今仍成为现代棋手常用布局定式之一。

周予名嘉锡，浙江嘉兴人，棋力胜过过百龄，两人手谈有“过周十局”传世，予占上风。周篔《周予传》说，予五六岁就懂棋，十来岁时能一面看小说一面下棋，中盘便能预测对方将输几子。除与过百龄共创“倚盖定式”外，周予还对“双飞燕”的应变对策作了最初的研究。

周予与过百龄、盛大有均是跨明清两代的围棋名手，邓元《论弈》诗之三云：“明末清初战局开，过周衮衮共登台。一时风气趋遒紧，无复轻裘缓带来”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之情形。有清一代，名手辈出。当时弈坛知名的还有汪汉年，周东侯、季心雪、吴孔祚、李元兆、何誾公等人，其中，以周予、周东侯、汪汉年为最强，但总的来说还是处于诸强争雄阶段。近人李耀东《中国围棋史》说得好：“自明未过百龄崛起称雄以来，吾国弈学，日趋精进。有明天启、崇祯间，迄于清康熙之初期，五十年来，棋坛名手先后继出，称霸争雄。此期之弈史，无异于吾国政治史上之有周末战国时代也。迄黄龙士异军突起，局面翻新，始征服群雄而成帝业。”

黄龙士名虬，一名霞，江苏泰州人。康熙初，年仅十八岁的他与已七十高寿的前明遗老盛大有对垒，连下七城，从此一时独步棋坛，能让当时国手一先以上，被经学家阎若璩列为“国初十四圣人”之一，与黄宗羲、顾炎武等大儒同誉，足见盛名（见黄俊《弈人传》）。现代围棋棋理开拓者之一吴清源先生也认为黄龙士的棋艺已达到了同时代日本高手名人本因坊道策的境界，那道策击败安井、井上、林三家称雄日本，时人称他棋力达到十三段。有好事者猜测：若龙士、道策手谈，不知鹿死谁手？

后来，与黄龙士有师徒之谊的徐星友出，在黄龙士仙逝后领袖棋坛三四十年。然后，海宁人范西屏、施定庵出，称“海昌二妙”，并与梁魏今和程兰如合称“四大家”。中国古典围棋达到最颠峰，这段史我们将结合“棋”在“棋人篇”中另章专述。

有人说：围棋最昌盛的时代在清朝，但最衰败的时代也在清朝。这话是非常之确切的。晚清最后的第一流国手是陈子仙与周小松。陈子仙也是海宁人，父亲也因弈棋破家（同范西屏），十三岁便扬名棋坛，后人称为范西屏之再世，可惜年未五十便去世了。周小松是扬州人，年至七十有余，历道光、成丰、同治、光绪四朝。陈子仙去世后，周小松找不到对手，与当时所谓的国手之流对局均受二子以上，英雄寂寞无敌手。虽说周、陈二人棋艺与范、施相去不远，但已有了差距，围棋从此中衰。但值得一提的是周小松的棋品与为人是极为不错的。正当他名倾一时，棋无敌手之时，安徽巡抚以重金聘他去评解施、范的“当湖十局”，他直言承认棋力不及施、范，有些地方未参透，不敢妄评。而当曾国藩请他去下棋时，周小松让他九子，将其棋断为九块，每块都只有两个眼，曾国藩大怒，一分钱都不付给他（见近人裘毓麟《清代轶闻》）。周小松撰有《餐菊斋棋评》，精选时局，评核得当，不愧其有“有清之殿”之称。

可惜的是，陈周之后，晚清民国的棋坛再也找不到可以稍微与黄龙士、范西屏、施定庵作些比拟的棋手了。究其原因：“国运盛，则棋运亦盛；国运衰，则棋运亦衰。”（陈毅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