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是中国人发明的一种智力竞技活动，它的规则非常简单，但黑白两色棋子纵横于十九路棋盘的三百六十一个交叉点上可以衍生出无数种变化。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此作过一次计算：“其法初一路可变三局，自后不以横直，但增一子，即三因之，凡三百六十一增，皆三因之，即是都局数。”这里运用的是数学的排列组合理论：棋盘上的每个交叉点都有放黑子、白子或不放子三种可能，三百六十一个交叉点就有3361种可能，即约1×10172种可能，而且这还不算对局中出现“打劫”的情形。唐代的冯贽感慨道：“人能尽数天星，则遍知棋势。”（《云仙杂记》）。北宋张拟的《棋经十三篇》也说：“自古及今，弈者无同局。”正是这种规则的简单性和变化的复杂性使围棋风靡古今中外，也使之成为中国古代的一门传统艺术，从唐代开始，国人就将“琴棋书画”并举。

但是，围棋究竟源于何时？这一直是我国围棋界和史学界的一大疑案。

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源自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清人张澍辑录的秦汉文献《世本·作篇》：“尧造围棋，丹朱善之。”说法略有差异。案《世本》原是战国时期各国史书的合本，成书于当时，《史记》等许多古书都引用过它，其比《博物志》的记载早了许多。张华大概也是读过此书的，因为据明张岱的《王郎文集》记载张华是读过许多上古秘籍的，因此晋武帝问他汉代宫室制度，他应对如流，在历史上他是个博闻强识的才子。但有人以《世本》仅说“尧造围棋，丹朱善之”而未提“以教子丹朱”认为尧因教子而造围棋是张华的牵强附会之说，我们认为不能以此定论，因为张华可能看到过我们不曾见过的文献材料。丹朱是历史上有名的不肖之子，宋人罗泌在他所撰的上古史《路史·后记》中将这一故事演绎得更加生动：“帝尧陶唐氏，初娶富宜氏，曰女皇，生朱骜很女冒克。兄弟为阋嚣讼；女曼游而朋淫。帝悲之，为制弈棋，以闲其情。”据说，也正因为此，故尧不传位子丹朱，而禅让与舜。

我们认为，远古史事本就不易考证，姑就有关记载“妄而言之”，以备一说，读者聊当传说即可，不必细究。而且此说影响极大，就连《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据此断言围棋诞生于公元前2356年。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四大棋派掌门人本因坊道知、井上因硕、安井仙角、林门也均信此说。

其实，古人也曾怀疑过“尧造围棋”的说法，如唐代著名文人皮日休就认为尧是不会去造围棋的（《原弈》）。皮日休的理由是：儒家主张仁政、崇尚文德，“夫尧之有仁、义、礼、智、信，性也。”尧时三苗（少数民族部落）不服统治，然而“尧不忍加兵……”而围棋，在皮日休看来是“害、诈、争、伪”之道，因此，尧是不可能去造围棋的。那是谁造的呢？皮日休认为：“则弈之始作，必起自战国，有害诈争伪之道，当纵横者流之作矣。”而且，皮日休还为尧大喊冤枉：“岂曰尧哉！岂曰尧哉！”

从我们现代人的眼光出发，皮日休的论证不免有太过偏颇之嫌，但在古代，这种论调是很有市场的，因为它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的思维逻辑，且古人常以战争比拟围棋。

与这种严肃的面孔相反，有人发挥想象，认为围棋是神仙发明的。清代陈元龙《格致镜原》说：“围棋初非人间之事，始出于巴邛之桔，周穆王之墓，继出于石室，又见于商山，乃仙家养性乐道之具。”更有人将神仙与尧联系起来，两个故事串在一起，讲得有鼻子有眼：尧子丹朱不肖，有一天尧来到汾水之滨，看到有两个仙人对坐在翠桧树下，划沙为棋盘，正在围棋，尧就上去求问教诲丹朱的方法，一仙就说：“丹朱善争而愚，当投其所好，以闲其情，指沙道石子，此谓弈枰，亦名围棋，局方而静，棋圆而动，以法天地，自立此戏，世无解者。”（《历代神仙通鉴》）。而后，尧教子围棋后，丹朱天天下棋，在快乐中性情也渐渐闲静下来了。

关于围棋起源的第四种说法是“乌曹造围棋”，如明人《潜确类书》：“乌曹作赌博、围棋。”这种说法较为晚出，多见于明、清类书，除上所引，又如明董斯张《广博物志》、清张英《渊鉴类函》等书皆有所提到。清末黄俊编撰的《弈人传》中说：“乌曹，商人。《古史考》：乌曹作瓦器。……《物原》：桀臣乌曹作赌博围棋……”其实，乌曹的事迹，最早见于《世本·作篇》，但只云“乌曹作博”，并未提到他也发明了围棋，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簙，局戏也，六箸十二棋也，古者乌曹作簙。”这里的博（或写作簙）是指“六博”，这是古人的另一种游戏，与围棋是两码事。但据扬雄《方言》中所说，当时有些地区将博“谓之（即棋字），”古人也常将“博弈”并举，因此，“乌曹造围棋”的说法大概是明清人对古籍的一种误解。(www.daowen.com)

上面讲了许多流行的对围棋起源问题的说法，不管它们的可信程度为多少，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围棋很早就起源了。下面我们再从较为可靠的早期文献、史料中作些考证、说明。

据《左传》记载，春秋鲁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卫献公召见上卿孙林父、亚卿宁殖时未换下猎服，两人感到受了侮辱，共同发动宫廷政变，迎立殇公为君，献公逃到了齐国。十二年后，宁殖的儿子宁喜当了左相，与孙“争宠相恶，”于是答应迎献公回国复位，大夫大叔仪闻知此事，感叹说：“宁氏对待国君的态度太轻率了，比下围棋还不如。下棋的人举起棋子，犹豫拿不定主意，就不能战胜对手，何况在迎立的大事上如此反复不定。宁喜一定会失败的！”果然，宁喜在毒死殇公、迎还献公后不久便被献公借故杀害了。这段故事，给后人留下了一则著名的成语：“举棋不定”。

这段话不是直接讲围棋的，但从侧面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春秋时期，围棋已经相当流行了。因为人们在谈论政治的时候已经用围棋作喻了，大家知道，在交谈时用来作比拟的东西必定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事物，否则听话者不知你所云何物，比喻便失去意义了。

这段故事还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当时的人对围棋本身没有褒贬。就连孔老夫子在《论语·阳货》中也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他老人家的意思是：吃饱喝足了，整天不动脑筋是太不象话了，这种人还不如去玩玩六博、围棋，也比无所事事好些。

但当博弈过度时，就要受到圣人的批评了。战国时代的孟子所批评的“五不孝”中就包括博弈过度这一条，见《孟子·离娄下》：“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这里也拆射出当时世态风气：有些年轻人终日博弈，不顾父母家庭，我想当时人们对于博弈之道的迷恋不会亚于今日青少年对电子游戏的迷恋程度，否则，孟老夫子也不会板着面孔将之定为第二大“不孝”。

但是，孟子本人对于围棋本身也不是那么深恶痛绝的，相反，他在文中还记载了当时弈术最高的一位棋手秋。《孟子·告子上》：“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唯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欤？曰：非然也。”可见，孟子虽然认为围棋是小玩意儿，但不花些工夫，专心为之也是学不好的，并以此教诲世人学习事物要专心致志，不能经常开小差。这里，孟子对围棋没有太多的贬低之意。

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在先秦时代围棋已在民间流行了，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围棋在人们眼中仅是一种游戏而已，与博戏相比并无特别之处，不象发展到后世，围棋被赋予了文化意义，成为文人学士日常生活中的一门艺术。而且，从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先秦文献的有关记载看来，先秦时期六博之术的流行程度远远高于围棋，各国的君王大臣、平民百姓无不染指浸淫。这也许是因为当时人们棋艺不高，并未发现围棋真正迷人之处，所以都觉得不如玩六博有劲。而古人“博弈”并举也提示我们：这两种古老的游戏在起源上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可惜我们找不到更多的文献材料了，这一点只能存疑了。据司马迁《史记·殷本纪》讲，“博”是荒淫无道的商代君主武乙发明的作乐之道。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推论：围棋必定也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有闲阶级发明的消闲作乐的一种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