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孕地育，自然造化。苍山洱海之间，大理古城之畔，有一四季如春、文风鼎盛的村落——喜洲村。世代生活于此的白族人，立学育人，繁衍生息，创造出了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成为了大理文脉、白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797年，南诏王在唐朝军队的帮助下统一了洱海地区，在喜洲设立行都，称大厘城。此后的50年间，每年都有800多白族子弟从这里起程，带着南诏王的期盼，翻越崇山峻岭，前往四川成都学习儒家文化。据《资治通鉴》记载：“业成则去，复以他弟子继之，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这可能就是喜洲学子外出求学的最早记录。

古民居

明清两代，喜洲村中已流传着“一门三进士，同科四举人”的佳话，也造就了“二甲进士80 个，举人贡生数不清”的美称。明朝正德年间，村里专门为考取进士者而修建了石坊，将在科举中取得功名的人的名字都镌刻在石坊之上，称之为“题名坊”。村里残存的“让解桥”，也留有一个故事。相传在明朝弘治二年，喜洲学子杨子云与杨宗尧在村口的一座石桥上相遇，他们都是去参加乡试，两人都对自己的学识很有信心，但他们也都清楚，同一次乡试，解元只能有一个，于是师弟杨子云就谦逊礼让，放弃了这次乡试，杨宗尧果然不负所愿，高中第一名。在村民的心中，“题名坊”和“让解桥”是勤读、励学的标志，它们的存在对于启迪后学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村中至今还保存着明清以来的古建筑、古院落100多座，在这些古民居的外墙或照壁上，立学育人的题词随处可见。如杨姓的“清白传家”，张姓的“百忍家风”，赵姓的“琴鹤家声”，等等。不同姓氏的家族都有传承已久的家规祖训，时刻提醒着居住在这里的后世子孙，谨守祖先的教诲。

苍逸图书馆(www.daowen.com)

“在家可做锦绣文章，出世可为国家立业”。在喜洲村众多古宅中，有一座“七尺书楼”矗立在大界巷上，它是“让解桥”学子杨士云的故居。正德年间，杨士云先中解元，后又高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官。可身居高位的他却从未在喜洲扩建过自家的宅院。他为官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回喜洲料理完丧事后，杨士云见老母年迈，就选择了在家孝养母亲。人们劝他回去做官，杨士云却说：“太孺在堂，何忍离去”，他一边侍奉母亲，一边研究学问。母亲离世后，杨士云回到北京，但见官场腐败，于是再次以病请归，终日坐卧小楼，悉心读书。当时很多官员前来拜访，希望他复出，都被他坚决拒绝了，杨士云潜心学问，直至去世。他那“淡泊名利”的品格，正是杨家“清白传家”家风最好的注解。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立学育人理念的传承，让喜洲掀起了一股兴资助学之风。民国初期，喜洲的社会贤达和工商巨子创办了大理地区最早的小学；随后又创立“私立五台中学”“淑川女子小学”“喜洲师范学校”；乡贤严子珍创办了喜洲第一个公共图书馆“苍逸图书馆”。青松翠柏簇拥的苍逸图书馆，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进来随意阅读，飞檐吊角楼里，依然散发着浓郁的书香。严子珍以沱茶起家，商号“永昌祥”，经营生丝、布匹、药材、山货等，开办了70多家分号，鼎盛时期员工超过3000 人，资产达2000万银元。严子珍非常重视教育，常说：“资金为办事之母，人才为办事之父”；“地方发达与否，关系人才的有无，人才的有无又唯教育之兴衰是视”。抗战之际，大学纷纷迁往西南，严子珍在华中大学师生来昆明无处落脚之时，将他们请到了喜洲。来此之后，华中大学师生利用火力发电，兴办西式医院，勘探河流，筹建水电站，让喜洲的面貌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抗战胜利后，华中大学迁回武汉，在1956年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但它与喜洲的关联从未间断。如今的大理二中已成为了华中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近代喜洲商人的远见卓识，为后代学子架设了通往外界的桥梁。

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几百年来，喜洲村立学育人的传统似乎并未过多地诉诸于字里行间，却在群体的社会氛围、个体的身体力行之间潜移默化。在喜洲，乡愁不只是祠堂与祖训，更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既能给予人们走出家门的知识与勇气，也能让人们心怀回归故土的温暖和眷恋。

（本集编导：杨霁　黄丹青　摄像：穆怀利　王一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