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成为荆州牧，荆州的临时治所便是油江口。大约觉得油江口与荆州牧不相称，刘备将其改名为公安，升格为一个县城，即今湖北省公安县。名义虽然有了，但此时的荆州主要在孙权和曹操手里，刘备作为荆州牧能有效管理的地方只有公安附近而已。现在，刘备最渴望的是孙权能让出南郡的江北部分，让自己有一个真正的立足点。但这样的事必须跟孙权当面谈，刘备为此想专程去见孙权。

合肥之战后，孙权没有回柴桑，也没有回原来的大本营吴县，他把新的大本营设在了京口。宋人王安石有一首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其中的京口就是这个地方，它是今江苏省镇江市，北临大江，南据峻岭，形势险要。孙权迁居京口，主要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目前，孙吴的地盘已跨有扬州、荆州的十多个郡，吴县的位置太靠东，迁往京口，进出方便多了。

听刘备说要孤身深入京口，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诸葛亮深表忧虑，劝他不要去，以免遇到危险。但刘备执意前往，可见局促于公安一地，刘备真的很不舒服。听到这个消息，孙权更为吃惊，但盟友要来，且是大胜之后，于情于理孙权都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刘备于是成行。刘备来到京口，见到孙权。赤壁战火已熄，两大盟主才第一次相见。刘备开门见山地说出了来意，孙权无法当面给出答复，告诉刘备先不要着急，在京口好好休息休息，他要与属下商量一下。

远在南郡的周瑜得知刘备前往京口的消息，立即向孙权上书，认为刘备是个枭雄，又有关羽、张飞这样的熊虎之将，不会久居人下。周瑜建议把刘备留在吴地，给他修宫室，让他整天吃喝玩乐，使他与关、张二人分隔一方，自己再趁机发起挑战，大事可定。周瑜认为，如果割地给刘备，刘、关、张三人必然如蛟龙得云雨，一定不是池中之物。周瑜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时任彭泽郡太守吕范也建议孙权趁机把刘备扣留，不放他走。《三国志·周瑜传》记载：

备诣京见权，瑜上疏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

孙权何尝不理解周瑜、吕范等人的想法？但他现在强硬不起来。曹操在赤壁打了败仗后并未一蹶不振，而是立即整顿人马，以谯县、寿春、合肥等为基地发起了东线攻势，孙权不得不全力以赴保卫东线，此时无力向荆州方向增兵。既然如此，就不能与刘备闹翻。也有人持同样看法，鲁肃就是孙刘联盟的积极拥护者，他建议把南郡的江北部分让给刘备，理由是给曹操树立一个强大的对手，给自己添一个盟友，这才是上计。《汉晋春秋》记载：

吕范劝留备，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

孙权经过再三斟酌，最后同意了鲁肃的建议，决定撤出南郡的江北地区，把它交给刘备，这就是所谓“借荆州”的来历。其实，孙权让出的并非整个荆州，而只是半个南郡。目的达到，刘备不敢多留，赶紧离开京口回到荆州。《江表传》记载，刘备行前，孙权携张昭、鲁肃等十多人乘坐飞云大船相送，又在船上举行宴会叙别。宴罢，张昭、鲁肃等人出去，孙权单独与刘备密谈。谈话中，刘备故意叹道：“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刘备说，周瑜文武兼备，是天下少有的俊才，看他志向远大，恐怕不是能久居人下之人。裴松之看到这里发出了感慨，认为刘备此言有些不够厚道，“瑜威声远著，故曹公、刘备咸欲疑谮之”。当然，以孙权对周瑜的信任和了解，刘备即便想挑拨，此言也毫无作用。

刘备虽然要来了半个南郡，但正如诸葛亮分析的那样，京口也处处充满杀机。《山阳公载记》记载，刘备在京口时就感到了危险气氛，见过孙权后，曾对亲随说孙将军长得上身长、下身短，这样的人不可能居于人下，不想再见到他了，刘备立即带领随从离开京口，让手下“昼夜兼行”。《江表传》记载，庞统后来投奔刘备，刘备听说那一阵庞统正好也在江东，了解一些内部情况，就问庞统，自己当初在京口时，周瑜曾劝孙权把自己扣下，有没有这回事？庞统回答说，有这件事。这让刘备深感后怕。刘备对庞统说：(www.daowen.com)

孤时危急，当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时孔明谏孤莫行，其意独笃，亦虑此也。孤以仲谋所防在北，当赖孤为援，故决意不疑。此诚出于险涂，非万全之计也。

从战略上看，孙权出让南郡是高明的一招，使孙刘联盟得以巩固。孙权由于受制于东线战事，目前占有整个荆州并徐图益州的时机并不成熟，与其荆州让曹操逐步蚕食掉，不如通过支持刘备，给曹操制造一个强大对手，对曹操进行牵制。曹操听说孙权撤出南郡的消息时正在给人写信，这个消息让他吃惊不小。《三国志·鲁肃传》记载：“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

以上就是“借荆州”的过程。其实，刘备“借”来的不是整个荆州，而是半个南郡。史书里对这件事情的定性也说法不一，一会儿说的是“给”“与”，一会儿又说“借”。比如：

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三国志·鲁肃传》）

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三国志·吕蒙传》）

周瑜卒，代领南郡太守。权分荆州与刘备，普复还领江夏。（《三国志·程普传》）

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后从权借荆州数郡。（《江表传》）

上述记载中，最后一条有些夸张，认为刘备从孙权那里借到的是“数郡”。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原来的荆州七郡中，孙权总共也没有夺取“数郡”。“借”与“给”是不同概念，“借”是要还的，但考察汉末三国的历史，“借地盘”的事似乎比较稀罕，还没有过“好借好还”的先例。从刘备一方说，估计也没有过“借”的概念，地盘拿来了也就归了自己。但孙吴方面肯定想强调荆州是“借”出去的，唯有如此后来袭杀关羽、重夺荆州才有了说辞，因此一些史书里开始出现“借”的说法，《三国志》是集采众多史书写成的，因而在荆州的“借”与“给”上出现了矛盾说法。但即使是“借”，当年“借”出去的也只是半个南郡，后来孙权从刘备手里夺回去的却至少有三个郡。在这桩历史陈案中，刘备显然吃了大亏，最后竟然还落下了诸如“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这个信誉不好的名声，实在冤枉。